3月23日，沈巍結束十天左右的西安行，回到了上海，回顧此次的西安行，他雖然沒有像第一次西安行那樣，參與了幾起聲勢浩大的西安熱門景點游訪活動，身邊也少了如第一次那般圍攏著熱情有加的粉絲，但是，他這一次也有特別的地方，可以說對陜西的軟實力文化的介紹，相當精準而濃烈。

陜西的軟實力文化，當然不是“大唐不夜城”，雖然身邊人掇哄沈巍再度一游不夜城，但沈巍堅決不肯動身，因為這種地方不是他喜歡的環境，而沈巍最熱心推舉出的西安軟實力文化，當數秦腔與長安畫派。

他對這兩種文化的來龍去脈、它們藝術特點、它們的代表人物，均作了繪聲繪色的介紹，可以說，很多人逛了一趟西安，爬了西安的城墻，看了大雁塔小雁塔、游了兵馬俑、望了楊貴妃沐浴處，但可能并沒有觸及到陜西文化的精髓。

這個人就包括本人。那一年，我們單位包車游西安，一路過去，先走開封后到少林寺再到西安，總體感覺，就是看了幾個冰冷的遺跡，卻沒有感觸到陜西文化的熾烈而豐盛的內核。

猶記得到當年到西安，早上五點多鐘，我從賓館里出來，想實地踏訪一下西安城，其實西安的五點鐘，要比江蘇晚一個多小時，相當于四點多鐘，我當時走出賓館的時候，嚇了一跳，整個城市沉靜在深度的黑暗中，悄無人寂，我就相當于半夜里出來漫游古城。我從中軸線，出了南門，然后向東行，繞到了東門，然后重新回到城里來，再回到住地，等于是步行了半個西安城。一路上，不見人跡，想想也有一點后怕，遇到一點危險，就是叫喊也不會有人看見。

西安城不算太大，回來的時候，天光才漸漸明亮起來，路上開始有了公交車，我當時產生一種錯覺，就是覺得車上會不會坐著的是兵馬俑。

可見，沒有對一個地區的文化的親密接觸，就難以了解一個地域的靈魂。

而沈巍對西安的介紹與推舉，都是把它們的心靈之秘給袒現出來，即使我們曾經去過西安的人，也會覺得追隨著沈巍的步履踏訪西安城，會呈現出不同樣的濕潤感和溫暖感。

在西安，沈巍與秦腔專業演員，交流了他對秦腔的深度了解，令行家也佩服不已。

之前，沈巍就多次提到過秦腔，而對《三滴血》中的名段“祖籍陜西韓城縣，杏花村中有家園”更是他每一亮出啞嗓，就要顯擺一下的經典曲目，其出現的頻率，僅次于滬曲《為你打開一扇窗》。

這次在西安，在秦腔的地皮上，賣弄他對秦腔的掌握程度，他稱之為“鴻門宴”，用班門弄斧也說得通，尤其是他說秦腔發源于甘肅，引起某些人士的質疑，甚至發帖說沈巍是胡說八道。

其實早在去西安之前，沈巍就在白鶴的露天書院里，提到過秦腔發源于甘肅，是從甘肅流傳到陜西去的。

那么，這是不是沈巍的臆測？我們不妨看一看正統的學界論點。

在王正強著的《秦腔考源》（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10）一書中，非常明確地認為，甘肅是秦腔的發源地。這本書詳細地考證了秦腔的歷史記載與實地考察的結果，作出了他的明晰的判斷。全書內容太長，我們從序言里摘要作者的主要觀點，供關心的朋友細閱：

——秦腔在歷史發展的漫漫長河中，雖然“戲”與“曲”都客觀存在，而且都在發揮著各自的社會功能及其價值，卻又是兩個不同的自我，尤其在它們聯姻之前的相當一個時期內，二者達成共識的醞釀階段過于漫長，過于持久，而今日之秦腔本身，且又明顯承襲著成與伎、歌與舞甚至巫風與宗教的諸多歷史遺傳基因，以致人們對秦腔劇種生成之發端，便從多種角度，有了多樣推論和由說。比如有人把它同原始宗教中的“儺舞祭儀”聯系起來，有人則說秦漢的《東海黃公》角抵百戲，才是秦腔之肇端。秦國時期趙女與高漸離所唱奏的《燕趙悲歌》，以及唐代樂工李龜年所奏之《秦王破陣曲》，也被視為秦腔之先聲 此外還有大曲演變說，俗樂演變說，道歌演變說，等等。這些紛紜學說，聽其言無不各自成理，細一想卻又缺乏如山鐵證。

就這樣，熱心的秦腔史學家們，前前后后考證了兩個世紀，斷斷續續爭論了二百多年，然而，對于秦腔劇種究竟形成于何時何地，至今依然未能道出令人折服的子丑寅卯來。

及至民國初始，中國的文化人受西方民主思潮影響，開始將民間戲曲作為國學的組成部分給予關注和系統研究，這才從它形成的下游，沿著主干逆流而上，決意非要探出秦腔的來龍去脈不可時，卻在中途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

那就是玉霜彩所收藏明代萬歷傳奇抄本《缽中蓮》第十四出《補缸》，早就用名曰“西秦腔二犯”的腔調進行過唱情唱事；同時清乾隆 十九年（1774年），錢德蒼編撰的戲曲總集《綴白裘》第六集中，也刊有直接標明“西秦腔”作為演唱主要腔調的西秦腔劇目《搬場拐妻》。當時的文人吳長元、張際亮、楊懋健、鐵橋山人、丁立成、小鐵笛道人、徐珂，等等，紛紛形諸筆墨，異口同聲，均言這種名叫“西秦腔”的腔調，正是來自甘肅的戲曲腔調，同時也是當時蜀伶唱紅京都和被稱作“琴腔”或“甘肅調”的一脈傳承，而且還稱這個腔調，不僅是今日秦腔之前身，還是我國板腔體戲曲聲腔之濫觴。

甘肅的西秦腔，作為最早形成的一種戲曲腔調，早在明代萬歷以前，就已流播江浙粵閩和川渝云貴，由此引動“始蜀伶，后徽伶盡習之”的社會流風，“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一種腔調”，并被花部諸腔紛紛“轉相效法”，甚至有人還說，乾隆時期蜀伶魏長生，正是以演唱甘肅西秦腔，斗倒“南昆北弋”，由此挑起了一場震撼神州的'“花雅大戰”。

這些發現，都是白紙黑字，似乎很能說明問題，然而，后世之人卻在詮釋甘肅西秦腔與陜西秦腔的文化內涵時，往往發生混淆和偏執。因為，對于西秦腔、秦腔、琴腔、隴西梆子腔、陜西梆子腔、西秦腔、西皮調等這一大堆發音相近，形貌似同，并存于同一個秦文化戲曲聲腔劇種范圍的繁雜稱謂，莫要說外地之人難以辨析得清楚，即使當地人也會常常混淆，再加上時間的磨洗，今人的錯位引導，以及人云亦云的隨波盲從，從而導致秦腔之發端，迄今依然是一樁尚無確切定論的無頭懸案。

這不僅對我國戲曲史學研究造成了重重迷障，特別是每當涉及梆子聲腔劇種形成和發展問題時，甘肅西秦腔便成了既不可不論又不可深論的一大困擾，以致一直影響著對它歷史價值的評判和戲劇地位的認同。

依我看，琴腔與秦腔、西秦腔與秦腔，雖屬同一秦聲系統范圍，但“工尺咿唔如語”的甘肅西秦腔或琴腔，同“多為殺伐之聲”“的陜西亂彈腔或昆梆，在總體藝術風格上的差別，卻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隱匿在同一秦聲名下的多重含義，卻成了致亂之源。單就陜西秦腔而言，其骨血雖系“甘涼之雄”，而肌體卻在秦地熔鑄而成，造成這種“西糧東養”的現象，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早在先秦時代，甘肅大部和陜西西部，通稱為《禹貢》九州雍州之地。西周秦嬴的出現，因秦襄公“始有岐西之地”，在秦州建國立都的公元前750年以后，便將隴東南和秦之西稱為“秦地”。甘肅秦州作為秦之發家地和大本營，自然成為秦文化之發源地。…………

后世之秦腔，雖系甘肅西秦腔的一脈傳承，今人卻全然淡忘了這段歷史的真實存在，原因就在于人們被河隴大地的廣袤與蒼涼遮住了雙眼。就連曾振臂高呼“西北是中國戲劇源頭”的齊如山、歐陽予倩等這樣一代戲劇大師，也屢屢忽視這一歷史。他們幾度親赴西北實地考察中國戲劇源頭，幾度卻又行至西安而止，也許是過于看重了作為五朝國都的長安，卻恰恰漠視了秦人、秦地起始的西北廣袤后方一一甘肅。

這種歷史的誤解，導致他們不肯再往西行半步，就這樣，中國戲劇之發端，與他們失之交臂，擦肩而過。由此促成甘肅戲劇文化厚重而豐富的礦藏資源，至今還是一塊無人開掘、無人問津、更無人認知的處女地。但是，我敢說，作為板腔體生成基礎的甘肅西秦腔，它依然存活在屬于自己的沃土中，也活躍在自己家人的眼皮下，只不過封凝在肌體外部的時間塵埃，已經使它面目皆非，只怕我們仍有機會聽得見它，卻因不能辨認“廬山面目”而又每每交臂失之罷了。——

在王正強、周琪著《秦腔通史》(甘肅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中，因為作者與上一本書有交集，再次論述了上書中的觀點。書的序言里，也引錄了其它的相關論點，都證明，甘肅是秦腔的源頭：

——《中國戲曲志·甘肅卷》始稿有這樣一段概述：“秦腔，甘肅地方傳統劇種之一，源自于明前葉秦州所屬秦安古地，初為秦州民間小調及說唱故事。后經民間藝人在唱腔上的不斷豐富及所表現故事情節的逐漸繁雜而形成西秦腔……”

而王正強先生則認為：“秦腔，作為‘甘涼之雄’，遠在明清之時，就已成為甘肅大地上流播的傳統民族文化藝術形式之一……隨著我國經濟開發和政治中心的轉移，東部文化迅猛地發達進步，西部文化開始漸次衰落下來。作為民族古老文化一體的甘肅秦腔，自也如同黃河之水由西向東的流向一樣，也由過去‘古涼州民習秦聲已久，甘州亦然’‘西陲最尚’的甘涼河西中心地帶，漸次向‘偏于北地’的‘陜西西腔宗派’匯合。

因為，南運商業路線的開通，在促成一度繁榮昌盛的河西走廊慘遭冷遇的同時，相應又使陜西關中成為接受進步文化的‘近水樓臺’，盡管當中國戲曲真正問世之時，它不是宋元明清的京畿之地，但在接受外來文化和各種進步文化方面，卻較甘肅占據了優越的天時地利條件。因此，不只促使了該地區文化從此迅猛地發達進步，而且反過來又對地處西陲的甘肅文化進行滲透，這就促成了甘肅秦腔與陜西秦腔的融合。

其中至為關鍵的，就是近百年來甘、陜兩省秦腔在藝術上、人才上的頻繁交往有力地充當了兩者之間相互學習和相互‘合壁’的媒介。這種融合，當然不僅僅是歷史長河流變的必然，重要的是秦腔作為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其自身也需要進步，需要同時代脈搏力求合拍。但在此之前，甘肅秦腔無論其唱腔音樂還是伴奏樂器，均保持著自己獨具一格的藝術風貌。”——

因此，沈巍所稱的秦腔發源于甘肅有著學者溯源的考證結果支撐，代表了一種學界普遍的共識。正如沈巍所說的，這種說法存在著一定的爭議，通常情況下，一般的資料介紹中，只是籠統地介紹了秦腔的來源，更有的學者采取了一種模糊敘事，故意隱約其事，但是專業的秦腔探源研究，都不得不正視甘肅作為秦腔的最早的源頭的客觀事實，沈巍看似隨口而談的介紹，卻有著它在業界公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