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明代，蒙古人和明朝人打了兩百多年。
那么明朝人真的是在和蒙古人作戰嗎？
你可能會說：這難道還有假？
而事實表明，明朝人主要不是在和蒙古人打仗，而是在和自己打仗。
先看一個文獻。
臣聞虜寇之入境也，鴟張烏合，動號十萬。然其間真為彼之種類，勁悍難當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國之赤子也。蓋以昔年大同叛卒，轉相誑誘。近日兩鎮軍民，累被俘囚。 一受駕馭，皆成勁敵。或為之向導，或為之探聽。我中虛實情狀，山川險隘，虜俱備諳。用中國之人以攻中國，是虜中長策。近東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國攻中國，事體倒置，一至于此。（《題為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見《皇明經世文編》卷 265）
這是胡宗憲在嘉靖年間因為邊事的上疏。他在其中說，“虜”動輒十萬，來打我們，但其中的“真虜”只占到四五成，而剩下的都是明朝人。因為大同叛卒數千投靠過去，他們又引誘更多的明朝人過去。到了最后，他們用明朝人來打明朝人。
所以說，明蒙戰爭，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打大明朝人。
那胡宗憲的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呢，是否又夸張呢？
正德時期，給事中毛憲在奏疏中說：
“臣又聞虜中多半漢人，此等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此患。”（《陳言邊患疏》，見《皇明經世文編》卷 190 ）
毛憲在這里說，虜中很一多半都是漢人。
再來看一個文獻。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御史趙炳然奉命前往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巡視后，向嘉靖帝上奏說：
臣等從事宣大，自春徂秋，每遇降人，虛心款問，所接益眾，所聞益詳。其言虜地太半吾人，又聞擇我華人住虜年久、身有妻孥者，潛入內城，作為奸細；若欲南犯，又擇華人精壯者先鋒，幼小者牽馬，及至堡下，盡呼富民之名，數之曰：“與我買賣，我貰汝堡。不者，合力攻之。”是以一堡之內，大小驚惶，富者捐財，貧者給草，如就熟路，如責鄉人。（《題為條陳邊務以俾安攘事》，見《明經世文編》卷 252）
在趙炳然的描繪中，蒙古境內大半都是明朝人，一些明人成為蒙古人的奸細；健壯者還成為蒙古軍的先鋒；幼小者則幫助牽馬。這些人又利用熟知內地情況的優勢，逼迫邊軍與他們開展貿易。
后來就連嘉靖帝知道，來犯的蒙古人中，大多都是漢人，
“昨入犯之魎，華人為多。”（《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未）
看來，這種情況已經是當時的一種共識。
那么，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跑到“虜地”去呢？
一是大同的叛卒。
在兩次大同兵變中，有數千明軍士卒叛逃蒙古，他們去之后，又想辦法接自己的妻兒過去，合計超過萬人。
二是擄去的明朝人口。
蒙古人每每南下，都要擄走大量的人口，這些人口沒有辦法統計，但其多年所掠奪，總人數不會低于10萬。
比如，嘉靖二十一年（ 1541 年 )，蒙古騎兵入山西，六月十八日侵入邊境，直到七月二十二日才撤離。38 個州縣遭受擄掠，殺擄男女多達 10 萬人，搶劫的馬牛牲畜、財物器械更是不計其數。
三是主動叛逃過去的軍民。因為蒙古沒有稅收，很多在內地生活不下去的明朝人就逃跑至蒙古。
三邊總制王瓊在《北虜事跡》里面記載了嘉靖八年七月，一個板升漢人與明朝守軍的一段對話。
一日早，虜賊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里車牛晝夜不斷做甚么？” 答曰：“總制調齊千萬人馬，攢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帳房。” 賊曰：“套內多多達子有里，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為信。” 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 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
所以，明朝跟蒙古打了兩百多年，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跟自己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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