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什么不喜歡馬歇爾？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在其私密日記里寫下罕見動氣的言論，稱馬歇爾為“禍華之元兇，亂我之巨寇”，這等恨之入骨的評價，指向的就是那位1945年底受杜魯門派遣，不遠萬里來中國做“和平調停人”的美國五星上將。這位本是為化解內戰危機而來的馬歇爾，最終卻成了蔣介石此生最痛恨的外國人之一。

五星上將來華

看起來馬歇爾來中國是為了調停，但是這絕非簡單的“和事佬”角色，而是承載著美國在二戰后全球戰略的深層考量。

杜魯門給馬歇爾下達的核心指令是調停南京和延安的矛盾，促成聯合政府的建立，同時推動國共軍隊的整編與國家化，實現中國政局的穩定。

就當時的美國來說，他們既不想中國內戰擴大引發蘇美直接對抗，也想在華培植一個親美的、統一的盟友，以此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

此時馬歇爾作為美軍功勛卓著的五星上將，憑借其二戰中的威望與手腕，被美方視為調停的最佳人選。所以，馬歇爾的到來，原本就帶著非常明確的政治與戰略使命。

和事佬不好干

1945年12月馬歇爾抵達重慶后，立刻約談蔣介石與延安的代表，他憑借美國的外交與軍事籌碼做為后盾，推動雙方坐到談判桌前，最終促成1946年1月會議的召開，達成了政府改組、軍事整編、國民大會組織等五項協議。

看起來這份協議是和平的曙光，甚至于馬歇爾甚至親自監督簽署過程。但是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真正執行，不過是將其當作緩兵之計，暗地里卻在調兵遣將，搶占華北、東北的戰略要地，為全面內戰做準備。

蔣的小動作不停，馬歇爾卻在又一次主導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全國各沖突地區設立調處小組，試圖制止雙方的局部摩擦。

然而馬歇爾的調停手段也始終是“各打五十大板”。一邊以暫停軍事援助為要挾，要求國民黨放棄專政，讓出部分政府席位。另一邊他也希望延安退出部分解放區，放下部分武裝，尋求雙方的折中之道。

可這樣的做法，本來就難以讓雙方滿意。更關鍵的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搖擺不定，他們一邊給蔣介石輸送飛機、大炮等軍事援助，另一邊又在馬歇爾的要求下多次暫停援華計劃，試圖逼迫蔣遵守政協協議。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高層的反復無常，讓原本脆弱的調停搖搖欲墜。

老蔣的憤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蔣介石對馬歇爾的不滿也不是一兩天形成的，想當初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就對美國人史迪威心有怨恨。后來雖然魏德曼脾氣好了很多，但是對于蔣介石來說，美國人始終是不好相處的，這次這個馬歇爾不外如是。

首先，馬歇爾的步步緊逼，直接觸碰了蔣介石的獨裁核心利益。馬歇爾的調停卻讓老蔣的軍事計劃屢屢受阻，遲遲不能發動全面戰爭。

所以馬歇爾讓剛愎自用、唯我獨尊的蔣介石覺得顏面盡失，更認為自己的戰略部署被徹底打亂，心中的怨氣自然與日俱增。

馬歇爾為了完成自己的目標而采取的“暫停援華”為手段，讓國民黨的軍事行動捉襟見肘。

彼時的國民黨軍隊，裝備、補給大多依賴美國援助，然而馬歇爾一句暫停援助，便讓前線的蔣軍陷入被動。

蔣介石始終認為，馬歇爾此舉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全然不顧自己陽奉陰違、暗中破壞和平的事實。

在蔣看來，美國本應是自己的堅定盟友，馬歇爾卻胳膊肘往外拐，這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

更讓蔣介石無法接受的是，馬歇爾從始至終都對他的性格與行事風格持批評態度。馬歇爾在給杜魯門的秘密報告里，直言蔣介石“獨斷專行，目光短淺，只知維護一己之私，不懂國家大義，實為中國和平之最大障礙”。

當這般評價傳到蔣的耳朵里，讓自視甚高、一向聽慣了阿諛奉承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彼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在日記里記錄過蔣的抱怨，稱蔣多次在他面前大罵馬歇爾“昏聵無能，誤我大事”，甚至放話“寧與蘇俄為敵，不與馬歇爾為伍”，這般狠話，足見蔣的怨恨之深。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馬歇爾的調停徹底宣告破產，而他離開中國前發表的聲明，更是將蔣介石的怨恨情緒推到了頂峰。

馬歇爾在聲明中稱，雙方均對內戰負有責任，但重點批評了國民黨的頑固不化與一意孤行，認為其拒絕落實政協協議，是和平破裂的重要原因。

這一聲明在國際上迅速傳播，讓國民黨陷入了輿論被動，蔣介石認為，馬歇爾這是在為自己的調停失敗找借口，更是在國際上敗壞國民黨的名聲，將內戰的責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

于是老蔣對馬歇爾的怨憤之情再也抑制不住，以至于后來去到臺灣之后，他會對馬歇爾做出如此憤恨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