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面對2026年中國經濟，經濟學家姚洋給出的關鍵詞是“期待”，期待國內需求真正啟動，期待財政資金從投資領域轉向消費與民生，“現在老百姓不愿意消費，那就由政府來消費”，姚洋認為通過舉債擴大需求，才是打破當前困局的關鍵所在。

姚洋

2026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宏觀層面肯定是有很多雄心在的，與此同時，微觀層面上的信心修復還是一個大問題。

尤其是在“需求萎縮”與“預期轉弱”的背景下，姚洋提出的“政府應率先消費”主張，實質上是在說：

當民營企業和家庭部門因為防御心理而收縮支出時，政府必須作為“最后消費者”和“風險承擔者”入場，通過重塑信用循環來激活整體經濟 。

縱觀姚洋在2026博鰲論壇期間的觀點，其實不僅僅局限在消費，還包括房地產市場以及地方債務層面。

我們一個個來說。

關于房地產，姚洋其實也是類似的建議，即，政府要主動出手，跟股市一樣進行兜底，明確樓市的政策底。

具體建議是組建“中儲房”，籌集約2萬億元資金收購存量房和法拍房 。

從商業邏輯上看，姚洋的建議是試圖解決的是房地產市場中“價格下行螺旋”。

當潛在買家預期房價會持續下跌時，任何降息或降首付的政策都會失效。政府通過組建中儲房，實質上是在為全國的房產價值提供一個“政策底” 。

這種行為在本質上是政府在執行“率先消費”。

當政府購買了這些存量房，資金便從中央財政流向了開發商和金融機構，從而緩解了流動性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向老百姓釋放了一個強烈信號：國家正在為資產價值背書。

在姚洋看來，只有當老百姓感受到資產價值穩定，才會愿意為中國經濟投下“贊成票”，從而恢復消費意愿 。

但實際上，姚洋的建議，有點“刻舟求劍”，把房地產問題簡單歸結為“預期問題”，完全忽視了結構性的原因，比如人口拐點，房價收入比過高，房產嚴重過剩、城鎮化趨于飽和等問題。

關于地方債務的話，姚洋也有一些激進的觀點。

他主張“想辦法讓地方政府有錢花，敢花錢”，并建議直接發放特別國債用于清理地方政府拖欠企業的欠款 。

原因是，在現實經濟中，地方政府是許多民營企業（特別是建筑、基建、服務業）的重要客戶。當地方財政緊張導致欠款時，這些企業的現金流就會枯竭，被迫裁員甚至破產。

因此，緩慢處理債務毫無效果，只會讓債務越滾越多 。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通過特別國債“一步到位”地解決幾萬億的欠款，民營企業主在拿到錢后，不僅能解決生存問題，更有可能重啟投資 。

這種政府主動“化解”債務的行為，其經濟乘數效應遠高于傳統的重復建設，因為它直接修復了經濟中的微觀信用。

關于化債的錢怎么來的問題，他的觀點就是“舉債”，提高赤字率。

對于這個觀點，我覺得出發點沒錯，站在民營企業的角度，是能夠理解的。

具體執行上，可能需要斟酌的地方還有很多。

一方面，中央政府債務率目前相對可控，但加上地方隱性債務后，整體政府債務已不低；

另一方面，特別國債的發行需要市場消化，大規模發行將推高無風險利率，會不會對民營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會不會"讓民營企業重啟投資"的目標南轅北轍？

短期內緩解了現金流危機，然后呢？

最后，是關于消費的問題，即，政府應該率先消費。

這一點，我倒是能夠理解。

現有的消費補貼（如指定品種、限制額度的以舊換新）實際上是變相的“產業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

真正的“政府率先消費”應該體現在給老百姓發普惠券上。

姚洋建議不要限制購買品種，“即便買糧食、買醬油也可以” 。

確實，對于中低收入階層而言，生活的壓力往往在于這些細微的日常開支。

諸如手機、家電、汽車之類的消費補貼，某種程度上是“消耗了居民的可支配資金”，透支了未來的消費潛力。

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帶動作用是短暫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車補一停，電動車的銷量就出現巨幅下滑。

但是普惠券的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帶動作用會更好么？

也不見得。

"有限制的補貼有缺陷"，并不能推導出"無限制的普惠券是最優解"。

當消費券毫無限制時，居民完全可以用消費券支付原本就會購買的醬油、糧食，自己的現金則被節省下來儲蓄，政府花出去的錢，并未帶來真正的增量消費。

這不是在刺激消費，這是在給居民發現金補貼，只是繞了一個彎而已。

關注公平，關懷弱勢群體，沒有錯，理應如此。

但刺激消費、提振經濟，就是應該集中資源于高邊際消費傾向群體。

而從長遠角度考慮，確實應該兼顧社會公平，但方式上，不是發錢，必須是收入再分配。

發錢這種模式，效率太低了。

總結來說，姚洋的觀點就是，站在弱勢群體和民營企業的角度，政府應該砸錢，砸大錢。

但細品起來，邏輯線條過于單一了，在執行角度會面臨很多問題，也有很多漏洞。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