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勞動關系認定及法律責任研究 | 勞動法庫

文︱楊航-中建一局集團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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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精選：

一、引言

建筑工程施工領域有著不同于一般行業的用工特點：用工主體多元、管理層次復雜、人員流動性大，大量工人通過包工頭招募進入工地，與總包單位、分包單位之間往往沒有直接的勞動合同關系。這種特殊的用工模式在實踐中引發了一系列法律爭議——建筑工人與用人單位之間究竟如何認定勞動關系？在勞動關系成立與否的不同情況下，工人因工受傷或發生勞動爭議時，用人單位需要承擔哪些責任？勞務分包、掛靠等特殊用工情形下責任又該如何劃分？

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建筑工人的切身權益保障，也影響著建筑企業的法律風險防控，更關乎建筑市場的規范有序發展。本文結合《勞動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等規范依據，以及近年來司法實踐中的典型案例，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分析。

二、建筑工人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標準

（一）勞動關系認定的基本法理

所謂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通過合意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其本質特征在于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人身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前者體現為勞動者接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服從其工作安排；后者則表現為勞動者通過提供勞動獲取報酬，其勞動構成用人單位業務的一部分。

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一條確立了認定事實勞動關系的三項標準：一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是勞動者接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遵守其規章制度，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是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這三項標準互為補充、缺一不可，構成了司法實踐中判斷勞動關系是否成立的基本框架。

（二）建筑領域勞動關系認定的特殊性

將上述一般標準適用于建筑工程領域時，需要注意到該領域用工模式的特殊性。實踐中，總包單位或合法分包單位往往將部分勞務作業分包給勞務公司或包工頭，工人由包工頭直接招募、管理并支付報酬。在這樣的用工鏈條中，工人與上游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之間通常缺乏直接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這使得勞動關系認定變得復雜。

從司法實踐來看，法院在審查建筑領域勞動關系時，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否存在直接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在（2025）皖1324民初9650號案件中，原告許某主張與某勞務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法院查明，許某的工作內容是與韓某某商談確定的，日常工作接受韓某某、陳某某安排，工資數額也由該二人決定。許某未能證明自己接受勞務公司的直接管理，法院據此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這一裁判思路清晰表明：僅僅在建筑工地工作這一事實，不足以證明與上游承包單位存在勞動關系。

其二，是否存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勞動關系以雙方具有建立勞動關系的真實意思為前提。如果工人從未與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就建立勞動關系達成合意，僅是通過包工頭招募進入工地，則難以認定勞動關系成立。這在建筑領域尤為常見——許多工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究竟是哪家公司，只知道包工頭的名字和電話。

其三，工資支付主體的認定。工資由誰發放是判斷勞動關系的重要參考因素。如果工資由包工頭個人支付，而非由總包單位或分包單位通過銀行轉賬支付，則更傾向于認定工人與包工頭之間成立勞務關系或雇傭關系，而非與上游單位成立勞動關系。當然，實踐中一些規范的項目會通過農民工工資專戶統一發放工資，此時工資由總包單位代發，但這一事實本身也不足以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綜合判斷。

（三）證據認定規則

在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者主張勞動關系存在的，需要承擔初步舉證責任。工資支付憑證、考勤記錄、工友證言、工作證、招工登記表等都可以作為證據。值得關注的是，部分證據如工資支付憑證、考勤記錄等由用人單位掌握，根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用人單位對此負有提供證據的義務。這一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者的舉證負擔，體現了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

三、“用工主體責任”與“用人單位責任”的區分

（一）兩種責任的法律性質

處理建筑領域勞動爭議時，“用工主體責任”與“用人單位責任”的區分至關重要。兩者在法律性質、責任范圍和法律前提上存在本質差異，混淆二者將導致責任認定的偏差。

用人單位責任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在勞動關系成立的情況下，用人單位需要承擔《勞動合同法》及《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全部責任，包括支付工資、繳納社會保險、支付未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經濟補償金、工傷待遇等。這是一種全面性的用人責任，其基礎在于雙方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勞動關系。

用工主體責任則是法律在特定情形下為保護勞動者權益而擬制的責任，不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第一條，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的承包人將承包業務轉包或者分包給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該組織或者個人招用的勞動者請求確認承包人為承擔用工主體責任單位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這一規定的制度目的是為了解決違法分包、掛靠情形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使勞動者可以繞過勞動關系認定的障礙，直接向具備資質的承包單位主張權利。

（二）用工主體責任的范圍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用工主體責任的責任范圍通常僅限于支付勞動報酬和承擔工傷保險待遇，一般不包括未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經濟補償金等基于勞動關系衍生的責任。這一責任范圍的限定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體現了用工主體責任的特殊性質——它是法律在違法用工情形下為保障勞動者基本生存權益而設定的“底線責任”，而非全面替代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責任。換言之，用工主體責任是一種兜底性的保障機制，其功能在于確保勞動者在發生工傷或欠薪時能夠獲得基本救濟，而非使勞動者與違法發包方建立勞動關系。

福建法院勞動爭議糾紛典型案例之五“何某某與某建設工程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的裁判要旨對此進行了清晰闡述：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雖應承擔工傷保險責任，但并非勞動者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間不存在勞動關系。這一案例厘清了工傷保險責任主體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區別，對于處理類似案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兩種責任的適用場景

用人單位責任適用于存在合法勞動關系的情形。如果建筑工人與勞務公司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接受勞務公司的日常管理，由勞務公司按月支付報酬并繳納社保，那么雙方之間成立勞動關系，勞務公司需要承擔完整的用人單位責任。

用工主體責任則適用于違法分包、轉包或掛靠等特殊情形。在這些情形中，工人與上游承包單位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關系，但為了保障工人的基本權益，法律擬制性地要求承包單位承擔用工主體責任。這一制度設計既避免了因無法確認勞動關系導致工人救濟無門的困境，又通過對違法分包方施加責任的方式，間接引導建筑企業規范用工。

四、特殊用工情形下的責任劃分

（一）合法分包情形下的責任承擔

如果總包單位將工程勞務分包給具備合法經營資質的勞務公司，那么工人通常與該勞務公司建立勞動關系或用工關系，由該勞務公司承擔用人單位責任或用工主體責任?？偘鼏挝蛔鳛榘l包方，并不直接對分包單位雇傭的工人承擔責任。

（2026）鄂2802民初113號案件對此進行了具體闡釋：中鐵十八局將案涉工程勞務分包給某公司，某公司具有相應的合法經營資格，雙方之間不屬于違法分包。李某與某公司簽訂了《勞務用工合同》，法院據此認定李某的用工主體責任單位應為某公司，而非中鐵十八局。這一判決明確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在合法分包的鏈條中，各主體的責任邊界是清晰的，總包單位不需要為分包單位的用工行為“兜底”。

（二）違法分包情形下的責任劃分

當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個人（通常為包工頭）時，責任承擔規則有所不同。

對外責任主體方面，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違法發包方或承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主要是工傷保險責任和勞動報酬支付責任。這一規則的法理基礎在于：違法分包方通過違法分包行為規避了自身的用工成本和安全保障義務，理應承擔由此產生的風險。同時，這一規則也有利于倒逼建筑企業規范用工行為，從源頭上減少違法分包現象。

內部追償權方面，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單位在承擔用工主體責任后，有權向實際用工的包工頭進行追償。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內外有別”的責任劃分思路——對外以保障勞動者權益為首要目標，由具備資質和賠償能力的單位先行承擔責任；對內則根據過錯程度在相關主體之間進行最終責任分配，違法分包的包工頭不能因違法分包而逃避責任。

工人維權路徑方面，在違法分包情形下，工人可以直接向違法發包方或承包方主張工傷保險待遇或工資，無需先行確認勞動關系。這一制度安排極大地便利了工人維權，避免了因無法確認勞動關系而導致的權利救濟程序障礙。

（三）掛靠用工模式下的責任承擔

掛靠用工模式在建筑、運輸等行業較為常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五項，個人掛靠其他單位對外經營，其聘用的人員因工傷亡的，被掛靠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這一規定確立了掛靠情形下責任承擔的基本規則。

關于責任主體認定，被掛靠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無需以勞動關系存在為前提。這一規定體現了司法解釋對勞動者權益的兜底保障，同時也通過對被掛靠單位施加責任的方式，對掛靠亂象形成有效震懾。被掛靠單位通過出借資質獲取了經濟利益，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風險。

關于責任承擔方式，被掛靠單位需直接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在勞務報酬糾紛中，法院還可能判決掛靠人與被掛靠單位承擔連帶責任。例如（2025）浙0903民初4732號案件中，法院認定某公司與王某乙系掛靠關系，判決兩者對拖欠的勞務報酬承擔連帶責任。（2026）京02民終132號案件進一步指出，基于某公司是項目的施工方，高某有理由相信于某作為實際負責人系代表某公司，某公司對外承擔因違法出借資質所產生的責任。這表明，在掛靠關系中，被掛靠單位不能以“未實際參與管理”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

關于內部責任劃分，掛靠人與被掛靠單位之間的責任劃分，可以依據其內部協議處理，但這種內部約定不能對抗善意勞動者。換言之，被掛靠單位對外承擔責任后，可以依據掛靠協議的約定向掛靠人追償，但這屬于二者之間的內部關系，不影響其對勞動者承擔的對外責任。

五、工人因工受傷的賠償路徑選擇

（一）工傷保險待遇路徑

對于因工受傷的建筑工人而言，工傷保險待遇路徑通常是最優選擇。這一路徑適用于存在勞動關系的情形，也適用于雖無勞動關系但符合承擔“用工主體責任”的情形（如違法分包、掛靠）。

從程序上看，工人需要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申請工傷認定，經勞動能力鑒定后，再主張工傷保險待遇。這一程序雖然相對復雜，但其制度優勢明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無論工人自身是否存在過錯，均可獲得法定標準的賠償；賠償項目法定、標準明確，能夠為工人提供穩定可預期的賠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違法分包、掛靠情形下，即使工人與承包單位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承包單位仍然需要承擔工傷保險責任。這一規則是法律為建筑工人提供的特殊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對此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很多建筑工人不了解這一規則，往往因為無法確認勞動關系而放棄工傷認定申請，這是需要糾正的認識誤區。

（二）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路徑

如果無法通過工傷認定獲得救濟，工人還可以選擇侵權路徑主張權利，即以“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為由提起訴訟。這一路徑適用于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的情形（如工人受雇于包工頭），或者因其他原因無法通過工傷認定程序的情形。

侵權路徑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法院會根據各方過錯程度合理劃分責任比例。具體而言，法院會綜合考量提供勞務者自身是否存在過錯、接受勞務方（如包工頭）是否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定作人（如發包公司）在選任或指示上是否存在過錯等因素。

（2025）浙0381民初9029號案件是一個典型的侵權責任賠償案例。在該案中，袁某在提供勞務過程中從活動鐵架上摔落受傷。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袁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長期從事砌墻工作，應當具備基本的安全意識和注意義務，其未對自行取用的活動鐵架進行安全檢查，存在重大過錯，應自行承擔50%的責任；被告唐某作為接受勞務的一方，未能為原告提供安全的勞動條件和必要的勞動保護，對損害的發生存在明顯過錯，承擔30%的責任；被告某公司作為定作人，將工程交由不具備相應施工資質和安全保障條件的個人完成，在選任承攬人方面存在過錯，承擔20%的責任。這一判決清晰地展示了法院在侵權案件中劃分責任比例的考量因素。

侵權路徑的賠償范圍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與工傷賠償相比，其賠償項目更為靈活，但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工人自身存在過錯的，需要承擔相應比例的損失。

（三）兩種路徑的比較與選擇

對于建筑工人而言，在發生工傷事故后，應優先考慮工傷保險待遇路徑。該路徑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無論工人自身是否存在過錯，均可獲得法定標準的賠償，且賠償標準相對明確、穩定。只有在無法通過工傷認定獲得救濟的情況下，才需要考慮通過侵權路徑主張權利。

無論是選擇哪種路徑，準確識別“責任主體”（即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單位、承包單位或被掛靠單位）都是成功維權的關鍵。工人需要圍繞責任主體的過錯或法定責任展開舉證，明確責任承擔主體，才能有效推進維權進程。

六、結語

建筑工程領域勞動關系的認定及法律責任承擔問題，既關系到建筑工人的切身權益保障，也涉及建筑市場規范發展的宏觀命題。通過本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建筑工人勞動關系的認定應堅持以人身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為核心標準，重點審查是否存在直接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以及工資支付主體等因素。不能僅因工人在建筑工地工作，就當然認定其與總包單位存在勞動關系。

第二，“用工主體責任”與“用人單位責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責任形式，應當準確區分。前者以違法用工為前提，責任范圍限于勞動報酬和工傷保險待遇；后者以勞動關系為基礎，責任范圍更為全面。司法實踐中應準確把握兩種責任的法律基礎，避免混淆二者導致的裁判偏差。

第三，在違法分包、掛靠等特殊用工情形下，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或被掛靠單位雖不必然與工人成立勞動關系，但仍需承擔法定的用工主體責任。這一制度安排體現了對勞動者權益的優先保護，也有助于通過責任倒逼機制規范建筑市場用工秩序。

第四，工人因工受傷的賠償路徑包括工傷保險待遇路徑和侵權路徑。前者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應作為優先選擇；后者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可作為補充救濟途徑。工人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適當的維權路徑。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的施行，建筑領域用工主體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明確。筆者建議建筑企業應規范用工管理，依法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避免違法分包、轉包和掛靠行為；建筑工人在維權時準確識別責任主體，選擇適當的法律路徑主張權利；司法機關在個案審理中準確把握各類責任的法律基礎，合理劃分責任比例，在保障勞動者權益與促進建筑市場規范發展之間尋求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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