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走過半生，每一步都有母親的期許，建百家大院亦如此！

臨近清明，仿佛心有感應，不止一次夢到我的母親。先慈離開這個世界，至今已近五年了，每每想到她，情難自已，百感交集。

我的性格受母親影響極深。她的善良，她的堅韌，像一盞明亮的暖燈，照亮了我的人生。

我總覺得在母親的身上，有著某種大部分客家母親都具有的精神屬性，但這種精神到底是什么？似乎也難以準確定義。直到覽盡古代匾額中的各種母親形象，那種慈母的精神輪廓，才逐漸清晰起來。

這塊清代道光年間的【風追孟母】祝壽匾，用于頌揚一位七旬孺人，意指她的風范和美德堪比孟母。孟母即孟子的母親仉氏，她以“孟母三遷”、“斷機訓子”等教子典故傳世，成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心目中偉大母親的典范。

在古代匾額中，以孟母為參照的良母形象，比比皆是。不止于此，晉代名臣陶侃的母親湛氏，也是與孟母并稱的中國古代“四大良母”之一，因此湛氏也是匾額中常見的題詞主題人物。

比如這塊【風追仉湛】匾，將孟母與陶母并列題寫，贊揚受匾人作為一位母親所具有的美德，可與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相比擬。

值得注意的是，該匾題寫于中華民國元年（1912），題匾人是廣東平遠縣縣令姚宗舜。這說明兩件事：一是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同為古代“四大良母”，她們的偉大形象一直傳承并影響至清末及民國，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母親；二是前匾的受匾人是廣東平遠縣的一位客家母親。

陶母教子

福建武平和廣東平遠，距離不過數十公里，兩者都是重要的客家縣，也是孕育千年客家精神的搖籃。我的母親，以我的視角看，跟前匾中的平遠縣客家母親一樣，有著客家婦女所共有的勤勞、持家、善良、孝悌、堅韌、熱心等可貴品質。

我的母親出生并成長于民國中期，她雖然沒讀過什么書，但在世俗層面，她受中國傳統文化或觀念的影響是極深的，客家女性普遍具有的美德在她身上更是體現明顯。母親或許并不知歷史上有孟母仉氏和陶母湛氏，但就像世上所有偉大的母親一樣，她們的內心世界是有著共同的精神屬性的。

福建長汀縣客家母親雕像

借此讀匾溯源之機會，淺談一下母親在我成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我幼年時，正值文革動蕩期，由于歷史原因（當時我爺爺石子標作為紅軍烈士尚未得到確認），我的父親被列為黑五類中的四類分子，含冤入獄四年半。其間，我家成了所謂的四類分子家庭，我們兄弟姊妹幾個則被視為四類分子子女，受盡了各種磨難。

在飽受歧視的非正常環境下，我的母親，展現出了一個客家母親所特有的堅韌和善良。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作為一個丈夫不在身邊的四類分子的妻子，她在撫養子女成長過程中經歷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母親一共生了八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兒在八歲時餓死在她懷里，一個兒子在一歲時因病夭折，但她沒有因此消沉，她也不能消沉——因為身后還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子女。

即便生活對母親如此不公，但她對人對事從未有過抱怨，始終以慈善心腸對待他人，并堅韌不拔、一絲不茍地撫養我們子女數人長大。這種困境中的溫暖，讓我們在懵懂的年齡沒有感受到太多童年的不幸——雖然那時的家庭條件變得異常困難。

百家大院石家院子

不得不說，因為家庭困難的緣故，年少時期的我，什么農活都干過，也算是吃盡了生活的苦。說句題外話，我的身材一向看上去貌似瘦弱，好多人以為我的身板也孱弱。這里“澄清”一下：我在少年時期是經過完整的田間勞動鍛煉的，體力基礎還可以。

因為前述家庭原因，我在1976年讀小學時就失學了，直到1979年才恢復學習。

遙想197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相信很多經歷過“黑五類”遭遇的家庭跟我家一樣，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摘除不公平的政治帽子，子女可以正常上學了。得益于1979年的“摘帽”政策及1977年恢復了高考制度，我不僅重新上了學，也得以在1985年順利參加高考，并在后期完成了碩士課程。

話雖如此，但回憶起當年恢復上學，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充滿變數的人生岔路口。畢竟失學三年，按正常教學規律判斷，我的學業很難跟得上了，心情忐忑、自信心受影響。很多相似家庭的子女，碰到這種情況，家長就做主干脆讓子女不讀書了。

但我的母親堅持要送我復學——因為她知道我渴望讀書！

兩千多年前孟母“斷機教子”的典故，世人都很熟悉：孟母剪斷織機上的布匹，讓逃學的孟子明白，廢學如同斷織，前功盡棄，由此教化孟子走上了勤學立名的道路。

我的母親當然沒有孟母的大智慧，但她用最樸實的方法支持我復學。母親原本性格溫和、處事不急不躁，但在我復學這件事上，她嚴厲地教導我：“失學三年，落下的功課你要靠自己補回來，否則到后面你學習落后到學不下去，不想退學也只能退學。”

因為母親的叮嚀，也因為我本身渴望學習，所以我在復學的第一天起就奮發圖強，在正常上課的基礎上，開足馬力、努力自學，深怕自己有一天真的會因為學習跟不上去而不得不退學。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我復學一年后，我的學習成績已然名列前茅，并一直保持到高中（雖然高考成績不如預期理想——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在此，我要感謝母親，在充滿艱辛的八十年代，鼓勵我努力學習，讓我走上了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天生愛交朋友，這些年無論身居武平還是廈門，但凡手頭沒有急事要處理，幾乎都會有老朋友、新朋友來我的辦公室或會所喝茶聊天，而我對此總是熱忱歡迎。我的這一性格特點，受我母親影響很大。

前述古代“四大良母”之一的陶母湛氏，最廣為人知的典故是“截發延賓”，教會了陶侃待客以誠。陶侃還沒有當官的時候，家境一貧如洗，適逢志同道合、業已入仕的友人范逵攜一眾仆從來訪，陶侃正苦于沒條件接待而左右為難時，陶母囑咐他熱心留客，她轉身剪掉長發，外出賣掉，換得一些米油物資回來，好生招待了陶侃的客人。陶氏母子的深情厚意，讓范逵大為感動，后者說：“非此母，不生此子。”

我的母親，待人接物，雖無陶母截發之決絕，但傾其所有、毫無保留是其常見的待客之道。從小到大，我每有發小或同學來訪，母親總是熱忱歡迎，噓寒問暖，笑意滿滿，從無厭色。遇有同伴在我家吃飯或住宿的情形，母親不一定會特別張羅什么，但一定不會有一絲一毫地藏著掖著，家里有什么吃什么，我的客人也因此不會有生分之感。

母親認為，本著平常心，真誠待人，有時勝過刻意的特殊安排，如此，客人感受到的或許才是真正的“賓至如歸”吧，這樣朋友關系才會更長久。受此影響，時至今日，我的待人之道也是如此，無論何時何地，在我的意識中，很少有所謂“不方便”的情形，除非有要事纏身，否則各方友人隨時都能找我，清茶一杯、談天說地，來去自如，遇到飯點就一起吃飯，否則也不強留。正因為這樣，朋友跟我打交道，沒有心理負擔。

在真誠待人的基礎上，我的母親還經常教導我要懂得觀人、識人、辨人，同時做到愛憎分明：即交人要交正派人，并且要分辨得清楚誰是真心待我或真正對自己好的人，對于這樣的友人絕不能辜負。

俗話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實際上，世間的大部分母親，對子女的引領作用都是無處不在的，只是為人子女的，不一定及時意識得到。

2016年前后，上海某區邀請我去投資文化產業園（業態類似于百家大院），我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原本不打算離開家鄉謀事或投資，這時是母親通過各種勸導，讓我意識到，好男兒志在四方，不必過于戀家。由此，我才下定決心走出去，先去了上海（因故投資項目擱淺），后又常居廈門——專注于收藏和文創事業。

如今回想起來，當年促使我走出去的驅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母親的鼓勵。這件事有點類似于孟子在天命之年經歷的情形。當時孟子年在五十歲上下，因為舍不得母親，他一次次放下了周游列國的念頭。

孟母知道兒子的志向，于是對孟子說：“夫婦人之禮，精五味，擅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由此，孟子明白了，母親和自己各守天命，各有軌跡，于是他終于踏上了周游列國的征程，并大獲成功，成就了百世芳名。

百家大院祈福閣

行文至此，我得說，在我的意識深處，母親的分量大于一切。2021年6月，我的母親重病入院，我聞知消息，立即從廈門趕回武平，并一直守在她身邊。期間，無論北京、廈門等地的朋友如何召喚和“利誘”，我始終不敢外出離開武平。

或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吧，正因為有了這段常居武平守護母親、同時工作上又屬于“閑暇”的時光，在有關方面的邀請下，百家大院的籌劃事宜被提上了日程......

這里順便一提，在2015年的時候，一位省領導來武平視察工作，其間參觀了我的收藏館，見到大量匾額、各類藏品、古建筑雕件等之后，建議我一定要把我編著的《品藏匾額》一書出版，并找機會把古建筑修復立起來，再把匾額、藏品等納入其中。領導說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功德無量”。

母親住院期間，本地有不少領導和朋友前來醫院探望她，這讓我十分感動，同時也讓我增加了不少對家鄉的情懷。所以說，當有關方面邀我共建百家大院，我沒有理由不全力以赴。當然了，從籌劃到啟動，有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如果不是我不得不常居武平（照料母親），百家大院這件事不一定能落地執行。

2021年12月，母親撒手人寰——我的天塌了！個中滋味，難以言表；我的世界像缺了一角，仿佛有無數凄風苦雨涌進心上來。

好在不久后，百家大院項目啟動，我又有了忙碌、充實的理由。經過近一年的籌劃，2022年10月，百家大院正式動工。

在某種意義上，我想說，參與投資百家大院建設，或許是母親在臨終前，無聲中，給予我的最后一次指引吧——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五年后，也就是現在，我仿佛聽到母親在對我說：“遷建百家大院這件事，你應該做；而且時間會證明，你做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