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起眼的日本女人，卻影響了周作人對日本之美的定義，更是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歷史是偶然之外的必然，人生命運也常常潛藏了許多偶然之外的機遇。

一、明治東京的下女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的東京，正處在急速西化的浪潮中。銀座大街裝上了煤氣燈，人力車與馬車并行，穿西裝的紳士和穿和服的商人摩肩接踵。但在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一條小巷里，時間仿佛還停留在過去。

伏見館是一棟兩層木造建筑，典型的町家樣式。館主乾姓，經營這間下宿屋已有三代。這年春天，乾家添了個女兒，取名榮子。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個哥哥。父親乾吉是個嚴肅的中年人，每天清晨準時打開館門，迎接來自各地的學生和職員；母親阿常則包攬所有家務，從做飯洗衣到打掃房間。

榮子出生的年代，日本剛剛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普通百姓的生活卻變化不大。女孩的命運通常只有兩條路：要么早早嫁人，要么外出做工。榮子七歲進入附近的小學，學習讀寫算數和裁縫。她是個安靜的孩子，功課中等，最擅長的是家政課——疊被子又快又整齊，擦地板一塵不染。

小學畢業后，母親對她說：“榮子，你就在家里幫忙吧。”于是，十二歲的榮子成了伏見館的“下女”——這是對旅館女傭的稱呼。她的工作包括：清晨五點起床生火煮飯，打掃客房，清洗被褥，為客人端茶送水，晚上還要燒洗澡水。

哥哥們有時會逗她：“榮子以后要嫁個有錢人，離開這個破旅館。”榮子總是低頭不語。她知道自己的命運——要么嫁給某個房客做妾，要么像母親一樣，一輩子在旅館里操勞。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夏天，榮子十六歲。此時的東京，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他們穿著立領學生裝，剪著短發，說著生硬的日語，在街上成群結隊。伏見館也住進了幾個中國留學生，其中就有周樹人（魯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

二、那雙赤足

7月的一個傍晚，榮子正在廚房準備晚飯，聽見前門有動靜。她擦了擦手，小跑著來到玄關。

門口站著兩個中國青年。年長些的約二十五六歲，面容清瘦，眼神銳利；年輕些的約二十出頭，戴著圓眼鏡，神情靦腆。他們腳邊放著兩只藤箱，風塵仆仆。

“歡迎光臨。”榮子深深鞠躬，用練習過的中文說。

年長的青年用日語回答：“我們是周樹人、周作人兄弟，預訂了房間。”

榮子連忙幫他們提行李。她赤著腳，踩在擦得發亮的榻榻米上，腳步輕盈。周作人第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少女時，目光被她那雙腳吸引了——白皙、自然，腳趾圓潤，腳踝纖細。在中國，他從未見過成年女子赤足行走。纏足的風俗讓中國女性的腳被裹成畸形，而眼前這雙腳，卻如此健康、自由。

榮子感覺到客人的目光，臉微微發紅。她加快腳步，將行李提到二樓最里面的房間。“這是您的房間，請好好休息。”說完便匆匆退下。

周作人站在房門口，久久沒有進去。后來他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我初次到東京的那一天，已經是傍晚……我在伏見館第一個遇見的人，是館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榮子，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最特別的是赤著腳，在屋里走來走去。”

對周作人來說，這雙赤足不僅是身體的解放，更是精神的象征。他生長在紹興，見慣了纏足女子的痛苦——祖母、母親、嫂嫂，無一例外。那些被布條緊緊纏繞、變形的小腳，是封建禮教對女性最殘酷的壓迫。而榮子的赤足，代表著一種“愛好天然，崇尚簡素”的生活態度，正是他向往的日本文化精髓。

三、無聲的交流

榮子很快發現，周家兄弟與其他房客不同。他們不酗酒，不喧嘩，每天早早出門，很晚才回來。周樹人總是皺著眉頭，好像在思考什么重大問題；周作人則溫和得多，見到她會點頭微笑。

有一天，周作人感冒發燒，沒有去學校。榮子端了粥和小菜到他房間，輕聲說：“請趁熱吃。”

周作人勉強坐起來，用生硬的日語道謝。榮子看他臉色蒼白，額上冒汗，便打來溫水，擰了毛巾遞給他。這個簡單的動作，讓周作人想起遠在紹興的母親——小時候生病，母親也是這樣照顧他。

“你……多大了？”周作人問。

“十六歲。”榮子回答，聲音細如蚊蚋。

“上學嗎？”

“小學畢業了。”榮子頓了頓，“現在在家里幫忙。”

周作人點點頭，沒有再問。他知道，像榮子這樣的女孩，能讀完小學已屬幸運。在日本，雖然明治政府推行義務教育，但女孩往往早早輟學，幫襯家計或準備嫁人。

病好后，周作人對榮子多了幾分關注。他發現，榮子雖然話不多，但做事細心周到。他的房間總是收拾得整整齊齊，換洗的衣服疊好放在柜子里，書桌上的文具擺放有序。有時他晚上讀書到深夜，榮子會悄悄送來一杯熱茶，放在門外。

有一次，周作人在讀《源氏物語》，榮子打掃房間時瞥見，輕聲說：“紫式部女士。”

周作人驚訝地抬頭：“你讀過？”

榮子搖頭：“母親講過一些故事。她說，這是日本最偉大的小說。”

“我正在翻譯這本書。”周作人說，“想把日本文學介紹到中國。”

榮子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低下頭，繼續擦桌子。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一個下女，不該和客人說太多話。

四、錯過的緣分

1907年春天，伏見館來了位新客人——羽太信子。她是周作人同學介紹來的下女，負責照顧幾個中國留學生的飲食起居。信子比榮子大幾歲，性格活潑，做事麻利，很快成了館里的得力幫手。

信子對周作人特別上心。她會特意做他喜歡的菜肴，幫他縫補衣服，甚至在他熬夜讀書時陪在旁邊。榮子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信子看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

事實上，館里的女傭們私下議論過：這些中國留學生有學問，將來回國可能做官，嫁給他們算是好歸宿。但榮子從沒往這方面想。她是館主的女兒，雖然家境普通，但父親絕不會讓她嫁給外國人，更別說做妾。

這年秋天，周作人的朋友許壽裳來訪，住在伏見館。許壽裳注意到周作人看榮子的眼神，開玩笑說：“你是不是喜歡那個小姑娘？”

周作人臉一紅，沒有否認。

“可惜啊，”許壽裳嘆道，“聽說她已經定親了。”

周作人心里一沉。后來他打聽得知，榮子確實從小定了娃娃親，對方是附近一家雜貨鋪老板的兒子。這在當時的日本很常見——門當戶對，父母之命。

周作人沒有說什么。他是個理性的人，知道這段感情不會有結果。他是中國留學生，學業結束后要回國；榮子是日本平民女子，有既定的人生軌跡。兩條線短暫相交，終將分離。

但他還是忍不住關注榮子。有時在走廊相遇，他會多看幾眼她那雙赤足；有時聽到她在樓下哼歌，他會停下筆靜靜聆聽。這些細微的瞬間，成了他留學生活中最溫暖的記憶。

五、離別與紀念

1908年4月，周作人搬出伏見館，與魯迅等人合租了本鄉西片町的“伍舍”。搬家那天，榮子幫他收拾行李。她把他的書一本本包好，衣服疊整齊，文具收進盒子。整個過程，兩人幾乎沒有說話。

最后，周作人站在玄關，對榮子深深鞠了一躬：“這段時間，承蒙照顧。”

榮子還禮：“請您保重。”

周作人轉身離開，走到巷口時回頭看了一眼。榮子還站在門口，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和服，赤著腳，像一株靜靜開放的櫻花。

此后多年，周作人再沒見過榮子。但他沒有忘記她。1909年，他與羽太信子結婚；1911年，攜信子回國；1917年，受聘北京大學教授……人生起起落落，榮子的形象卻始終清晰。

1923年，周作人開始用“子榮”這個筆名發表文章。“子榮”即“榮子”的倒置，是他隱秘的紀念。1926年，他寫下散文《烏篷船》，表面是寫給筆名“子榮”的朋友，實則寄托了對榮子的思念。文中描寫紹興水鄉的景色，卻處處透著日本庭園的意境——那種“愛好天然，崇尚簡素”的美學，正是榮子給他的最初印象。

1934年，周作人發表《日本之再認識》，文中寫道：“日本生活里有一種愛好天然與簡素的風氣，這在我初到日本時便感覺到了……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伏見館那個下女的一雙赤足。”

1940年，五十五歲的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榮子為本鄉湯島伏見館主乾××妹，丙午、丁未寓館中常見之，至入夢，今為第三次也，八日作小文云：乾榮子紀念。”

這篇《乾榮子紀念》最終沒有發表，成為他私密的紀念。在夢中，榮子還是十六歲的模樣，赤著腳在榻榻米上走來走去，安靜，自然，像一陣清風。

六、榮子的人生軌跡

那么，真實的乾榮子后來怎么樣了？歷史沒有留下詳細記錄，但我們可以根據當時日本女性的普遍命運，勾勒出她可能的人生軌跡。

周作人搬出伏見館后不久，榮子很可能按照婚約，嫁給了雜貨鋪老板的兒子。婚禮應該在1908或1909年舉行，她大約十八九歲。丈夫比她大幾歲，接手了父親的店鋪。榮子從旅館老板的女兒變成雜貨鋪老板娘，每天在柜臺后忙碌，接待顧客，記賬算錢。

她可能生了兩三個孩子。長子或許在1910年左右出生，次女在1912年，幼子在1915年。像大多數日本主婦一樣，她相夫教子，操持家務，偶爾回娘家幫忙。伏見館還在經營，父母漸漸老去，哥哥們各自成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經濟受到影響。雜貨鋪生意時好時壞，榮子學會了精打細算。她教育孩子要好好讀書，將來出人頭地。長子也許考上了中學，次女可能只讀到小學——畢竟，女孩讀書太多也沒用，這是當時的普遍觀念。

1923年，關東大地震襲擊東京，本鄉區受災嚴重。伏見館可能倒塌了，雜貨鋪也可能受損。榮子一家或許搬到郊區暫住，等重建后再回來。這場災難讓東京面目全非，許多記憶隨之埋葬。

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社會氣氛日益緊張。榮子的兒子可能被征入伍，女兒嫁人。她成了祖母，抱著孫輩在店鋪前曬太陽。戰爭期間物資匱乏，雜貨鋪經常缺貨，她不得不排隊購買配給品。

1945年，東京大空襲，本鄉區再次遭殃。榮子一家或許逃到鄉下避難，或許在防空洞里熬過漫漫長夜。戰爭結束后，東京滿目瘡痍，伏見館可能已不復存在。

七、晚景與離世

戰后日本百廢待興。榮子此時已年近六十，丈夫可能已去世，孩子們各自成家。她獨自守著老舊的雜貨鋪，賣些日用品維持生計。電視開始普及，年輕人穿著牛仔褲，聽著美國音樂，東京迅速現代化。

她偶爾會想起年輕時的事——那些住在伏見館的中國留學生。聽說周作人成了著名學者，后來又成了“文化漢奸”。世事難料，人生無常。

1960年代，榮子七十多歲，身體漸衰。雜貨鋪交給兒子經營，她住在后面的小屋里。孫子孫女來看她，她會講過去的故事：“以前啊，伏見館住過中國留學生……”

孩子們聽得不耐煩：“奶奶，又說這個。”

她笑笑，不再說話。那些記憶，只屬于她自己。

1967年5月，周作人在北京去世。消息傳到日本時，榮子可能看到了報紙上的小告。她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然后默默折起報紙，放回原處。

1970年代，榮子八十多歲。東京舉辦奧運會，新干線開通，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她的小雜貨鋪在現代化浪潮中顯得格格不入，最終關門歇業。她搬去與兒子同住，在公寓樓里度過晚年。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春天，乾榮子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一歲。沒有隆重的葬禮，只有家人和少數親友送行。她像大多數普通日本人一樣，走完了平凡的一生。

八、歷史的回響

乾榮子這個名字，因周作人而留在歷史中。但她不是傳奇女子，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只是明治到大正、昭和時期千千萬萬普通日本女性中的一個。

她的意義在于，她成了周作人心中“日本之美”的象征。那雙赤足，代表自然、樸素、健康，與周作人厭惡的中國纏足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對比，影響了周作人的女性觀、文化觀，甚至文學創作。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介紹日本文化，倡導女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這些思想的種子，或許就在1906年那個傍晚，在伏見館的玄關，當他第一次看到榮子的赤足時，已經悄悄埋下。

榮子不知道這些。她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過好自己的生活。她不會想到，一個中國留學生會因為她而寫下那么多文字；不會想到，自己的形象會成為某種文化符號；更不會想到，百年之后，還有人試圖尋找她的故事。

這就是歷史的微妙之處——大人物與小人物，在某個瞬間交匯，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大人物在史書中留下濃墨重彩，小人物則如塵埃般消散。但正是這些塵埃，構成了歷史的底色。

乾榮子的一生，是日本近代普通女性的縮影：生于明治，長于大正，歷經昭和，見證國家的劇變，卻始終過著平凡的生活。她沒有改變世界，甚至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她存在過，被一個人記住過，這就夠了。

在周作人的文字里，她永遠是十六歲的少女，赤著腳，在榻榻米上輕盈行走。時光定格在那個夏天，永不老去。

而真實的乾榮子，在東京的某個角落，靜靜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像櫻花一樣，開放，飄落，歸于塵土。只有那雙赤足，還在文學的記憶中，輕輕走著，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