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利。

最近高層發展論壇召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著名經濟學家朱民在論壇上明確指出：“金融創新的重中之重是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朱民認為，我國的高質量發展，在科技、制造業、服務業、綠色及出海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國際層面的支持，而這一切都需要強有力的人民幣作為后盾。

當前，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和貿易規模在全球占比分別為16.6%和14.4%，但與之對應的是人民幣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則只有2.1%，占全球貿易支付的比例更是只有1.6%。

這種貨幣地位和經濟實力的嚴重不匹配，也意味著我國在全球資源配置、貿易定價和金融風險防控中處于被動地位。

因此，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造“強貨幣”，是突破這一瓶頸，將經濟實力轉化為金融影響力的關鍵。

但唯一的問題在于，眼下人民幣國際化，到底難在哪？

在這次的論壇演講中，朱民就曾敏銳地指出，當前美元主導地位正在弱化。目前美國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已經從45%降至25%，貿易占比也從25%降至13%左右，這就是朱民特別提到的“美元地位正在下降”。

最近幾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經從峰值的70%左右降至58%。地緣沖突、美債居高不下、貨幣政策頻繁變動以及過度使用金融制裁工具，這些都在侵蝕國際市場對美元的信心，并推動全球“去美元化”趨勢，這為人民幣提升國際地位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窗口。

但問題在于，為什么從全球視角來看，人民幣占比的比例仍然很低？

貨幣要想國際化，首先就必須要先“結構化”。

擺在人民幣國際化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跨境人民幣“流量”和“存量”的結構性失衡。這也是國際化最核心的制約之一。2024年，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高達96萬億元，但境外人民幣存款僅3.5萬億元，債券存量不足1.2萬億，流量和存量比高達27:1，這意味著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仍然高度集中于貿易結算環節，并沒有有效沉淀為投資和儲備資產，也就難以形成自我強化的網絡效應和循環體系。

而作為對比，美元的流量和存量比只有5:1。

那么如何讓人民幣沉淀為投資和儲備資產呢？

這就要說到國際化的第二個難題，即金融市場深度和開放度。

我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開放度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債券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有待提高，金融產品種類也不夠豐富，難以充分滿足全球投資者多元化、大規模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人民幣自然也就難以沉淀為投資和儲備資產。

除此之外，在資本進出方面，也尚未完全可兌換，根據不可能三角我們知道，一國的貨幣獨立性、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是不可能三得的，因此這也是國際化最大的難題。

然后就是企業使用人民幣面臨的實際障礙。

根據人大國際貨幣研究所的調研，企業反映的障礙主要集中在：政策過于復雜、法律法規兼容性差，存在資本流動障礙和投資范圍限制，風險對沖工具不足，尤其在岸人民幣衍生品市場發展滯后，認可度低，企業難以有效管理匯率風險。

除此之外，還有40%的企業曾遭遇交易對手拒絕接受人民幣的問題。

與其說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對手是美元，不如說是貨幣本身的結構性問題。

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要走的一條路，而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歐元、日元等貨幣也擁有成熟的國際使用網絡和清算體系。國際市場對美元的使用習慣和路徑依賴仍然根深蒂固，切換成本高昂。

因此，美元的網絡效應和在位優勢，是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面對的長期挑戰，而短期挑戰，則來自貨幣自己。

畢竟國際化本身，也預示著風險。

首先就是貨幣政策獨立性會面臨嚴峻挑戰。人民幣國際越深，意味著資本流動性越高，這將直接沖擊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隨著境外持有人民幣資產規模的擴大，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都會通過加息或降息通過匯率、利率和資產價格渠道更快、更直接地傳導至國內市場。

這可能導致央媽在制定政策時，不得不更多地考慮外部因素和資本流動的影響。例如，為了維持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吸引力，可能被迫維持較高的利率水平，從而與國內穩增長、降成本的需求產生矛盾。

這實質上也是在更高水平開放條件下，對“不可能三角”進行艱難的再平衡。

除此之外，跨境資本流動也可能放大國內金融脆弱性。在房地產調整、地方債務壓力等國內結構性風險尚未完全化解的背景下，過快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帶來風險。

當國內經濟向好、匯率有升值預期時，國際資本會大量涌入，推高資產價格；一旦出現負面沖擊或貶值預期，資本又可能集中外流，加劇市場波動和流動性緊張。

這種資金的大進和大出也可能迫使央媽在“穩匯率”和“保增長”之間陷入兩難。

當然最最最重要的，還有貿易逆差的問題。

一國貨幣要想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必然需要該國通過持續的貿易逆差或資本輸出，向世界提供該貨幣的流動性，例如二戰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輸出美元。而我國目前的情況是什么？是去年貿易順差高達1.19萬億美元，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

這意味著世界上人民幣的“存量”是嚴重不足的，如果要大幅提升人民幣的儲備地位，就需要再未來改變長期順差模式，通過擴大進口或增加對外無償援助。

而這一點，目前來看也不現實。畢竟順差當下仍然是和出口強綁定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如果沒有迫切國際化的短期必要性，我們顯然不太可能讓順差變成逆差，短期內更是不現實。

另外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是國際化的必要條件，但這也會讓股市債市更直接地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之下，以如今國內股市的特性都尚且如此，一旦完全開放，后果可能更難以想象。

綜上所述，盡管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乃至世界都是有利的，但絕非只有利益而無代價的坦途。貨幣國際化要求在國內金融體系的韌性、監管能力的成熟度、宏觀經濟結構的靈活性以及應對國際復雜局面的戰略定力之間，找到精妙的平衡點。

也正因如此，目前我們的主流觀點始終強調“穩慎務實”、“把握節奏”。未來的路徑，必然是在主動構建風險防控體系（如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健全金融基礎設施、加強跨境資本監測）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從而在收獲國際化紅利的同時，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化仍然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