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分配”的對象，為何讓人愛不起來

在今天，通過算法尋找另一半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算法似乎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的“心動”……

其實，人類社會一直存在一種古老理性——“門當戶對”：這本質上就是一種模擬態的算法思維，它通過條件的匹配來對沖愛的不確定性。然而，當數字化平臺將這種古老的匹配邏輯推向極致，我們真的離幸福更近了嗎？

吳冠軍教授在《再見智人》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追問：算法可以實現配對的均衡，可以滿足你明面和暗面的需求，但它能否觸及那個名為“愛”的黑箱？如果愛注定是無理性的、是不潔的、是“不恰當”的呢，那么真正的愛還有存身之所嗎？

今晚，我們一起思考算法時代的“愛情”。

本文選自《再見智人：技術—政治與后人類境況》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限于篇幅有所刪減，標題系編者后加

1

算得清的“門當戶對”

算不準的怦然心動

會利用算法思維來解決愛的問題的，不是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后者，實際上堪稱將愛算法化的先行者。

在經濟學家出手之前，其實人類就有一種相當古老的應對愛之難題的智慧：“門當戶對”：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先匹配好，彼此基于理性而不是愛在一起。

我眼里系統性地嘗試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問題算法化的第一人——我們不妨稱他為“婚姻算法之父”貝克爾提出，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婚姻市場”上，每個人都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侶，亦即抵達均衡狀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代表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出版于1976年，在書中貝克爾用六分之一的篇幅從經濟學的研究進路構建了“婚姻理論”。

在貝克爾所提出的“婚姻理論”的分析框架中，人類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種市場行為。財富、教育程度等元素被看重，那是因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來選擇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對象結婚，“當且僅當男女雙方境況都有所改善（亦即他們的效益均有所增加）時，婚姻才會發生”。

在貝克爾所構建的算法模型中，愛能夠對最優配對的婚姻做出積極影響，只是影響數值不大（“不很重要的部分”）。不過，該模型的局限在于：它徹底無法處理“一心人”對“最優配對的婚姻”的破壞（譬如，那種為愛癡狂的私奔）。

電視劇《鳳求凰》里的卓文君。

在20世紀40年代，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曾把主流經濟學稱為“受限經濟學”——那個時候貝克爾還是中學生。巴塔耶批評約翰·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只研究生產、成本、交易、產權，不研究浪費、過度、損失、消耗。

從巴塔耶所提出的“通用經濟學”出發，同宗教性的祭祀一樣，愛是純粹的消耗，是生命中剩余下來的能量的自我消耗。是以，愛總是通向死亡。愛侶結成的共同體，是一個“消耗社會”。

貝克爾的經濟學只聚焦符合理性的疊加、獲取，而排斥徹底無理性的消耗、死亡。消耗被貝氏拉入理性的范疇，那么死亡呢？“生死相許”的愛呢？

愛，仍然標識了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根本性界限。

2

在搜索和展示中

被提純與抹除的愛人

阿德莎德在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錢與性：經濟學如何影響性與愛》中提出，“互聯網具有提升婚姻質量的潛能——這是因為在線搜索的低成本鼓勵人們調高等待價值”。

換言之，由于數字平臺革命性地降低了搜索成本，人們會傾向于努力去尋找“對的人”而不輕易將就。在沒有數字平臺的時候，人們只能盡量搬到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生活，因為在那里搜索成本相對較低。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會止步于接受一個“并不理想的匹配”，“因為繼續搜索的前景太讓人氣餒”。

阿德莎德舉例：某女性若是沒能在最近幾年結婚，那么她生育孩子的機會就明顯減少了。對她來說，長期搜索的“代價”可以直接轉化為有可能無法生育孩子的價值。而當搜索成本降下來后，“等待價值”就上去了，“人們愿意多搜索，以期找到一個更高質量的配對”。

貝克爾認為只要信息獲取渠道暢通，高質量會找高質量，低質量去找低質量。而現在數字婚戀平臺通過提供搜索引擎算法服務，革命性地改良了信息獲取環節，有效降低了搜索成本，那么，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有效性是否隨之亦進一步增強了呢？情況未必如是。

市場上的戀愛交友app。

搜索引擎的算法模型，會帶來新的問題：在“有房”“有車”成為輸入選項后，很少有人會專找“無房”“無車”的。這就使得那些沒有房的人（尤其是男性）在兩性場域中直接消失——以前還有機會先出來見面，看場電影坐下來聊一聊（“談戀愛”），說不定和房子無關的某個（些）因素能打動對方呢？說不定那理性無法穿透的愛突然降臨呢？

你可以批評算法開發者“有房”“有車”這種參數太資本主義了，然而問題恰恰在于：那正是以前人們相親約會時拐彎抹角想要挖掘的信息。即便婚戀平臺的算法工程師一開始沒設計該選項，在實踐中也很快會迭代算法，將它們加上去，否則就會被競爭對手甩掉——沒人再用你的搜索引擎來搜索了，因為不好用、設計不“人性”嘛。

小紅書上關于“相親黑話”的討論。

進而，一個成功的婚戀平臺絕不只是滿足于做好數據采集，并且會致力于對數據進行算法化的分析，在海量用戶中找出“優質用戶”，并使其更容易地脫穎而出——盡可能地占據輸出端，甚至登上APP和網站的首頁與推薦頁。經過這種算法優化后，平臺才會吸引更多的用戶并黏住他們。

于是，在婚戀平臺上能夠被“顯示”的人，你當然會看得順眼，當然足夠“優質”——他們本就是算法優化出來的。婚戀平臺很火爆，因為“高質量人類”進一步獲得了市場高光。

但我們有必要看到，數字平臺的搜索引擎算法與數據分析算法，卻使得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基石之一“市場均衡”，淪為離現實情況更加遙遠的一個“強預設”了——不是高質量會找到高質量、低質量找到低質量，而是“優質會員”極大地壟斷信息通道，“高低”通吃，“不優質會員”連被顯示出來都難。

更糟心的是，沒有了拐彎抹角的“文明性”的話語游戲之后，在數字婚戀平臺（網站或APP）上，人實際上被搜索引擎算法赤裸裸地商品化。

3

AI能復制快感

卻復制不了愛情“黑箱”

現實生活中，有幾個人會和紅娘說：我想要的人，和我媽一樣就行……

現在，神經網絡算法通過平臺所采集的海量瑣碎數據不斷訓練自身，很快就能撬入你的這個黑箱。你不知道你自己，它知道你——當然，它就比你更智能。

2025年1月，《非誠勿擾》引入AI技術。

算法絕不像愛那樣無理性地瘋狂，它是無理性地有效——它充滿智能地指導你如何越界（逾越大他者的律令），而不是如何愛。要實現后者，除非愛本身能成為大數據中的主導性力量來訓練算法。

也正是因為愛和算法這兩種理性眼中的“怪物”并不是同一路怪物，故此，在神經網絡算法（“理性的怪物”）已然大行其道、不斷彰顯偉力的今天，愛卻始終呈現為一個黑箱，一個激進的怪物。算法對愛亦是無能為力——黑箱式的平臺算法能撬進無意識這個黑箱，但撬不進愛這個黑箱。

也許你會自認是一個愛者（lover），一個深切渴望愛與被愛的人，但你日常數據中占比極大的，卻恰恰是和愛無關的行為。于是，靠這些自視愛者的人的行為數據，仍然訓練不出能把對于理性徹底不透明的愛予以算法化的神經網絡算法。

反過來，在今天，你覺得是從自己內心噴涌而出的“愛”，那份讓你在意識層面自視為“愛者”的深切的“愛”，倒更有可能是被基于算法的各種工業化程序“制造”出來的。

4

你永遠不會擁有正確的愛

因為愛永遠是不合適的，不恰當的，不干凈的

在算法當道的數據主義時代，由人工智能充任的這位大他者，同時是新的原父（這么做的“根據”，就是這是我說的），新的真神（不用理性理解，遵從神意或天命行事就行），新的導師（聽我話你不會吃虧的），又是你新的知心大哥/姐（你的一切小心思，它都會照顧到）。

圖｜電影《我的機器人女友》。

在法律及其例外（大他者＋越界）的文明結構中，它兩邊都強勢入場，既通過去知化的方式讓你聽話、遵從指令，又關照到你的各種“小九九”、不可告人的“夢”，讓你每每驚喜地舒爽不已。以前的大他者的具身，都未能這樣行云流水地做到兩手抓。

人工智能算法，與其說能輕松做到“父親”與“知心大哥”無縫切換，毋寧說它把兩者直接合二為一了：你聽從它規范性的指令行事，越界性的快感就已經打包在內，一點都不會少你的。“后人類”的人工智能，比任何前任大他者，都還要“人類” 。

然而，就如影片《普羅米修斯》《異形：契約》中最后雖征服了人類但唯有愛未能攻克的仿生人“大衛”那樣，激進怪物性的愛，標識了人工智能算法的界限。

大衛作為一個試圖成為“神”的仿生人，他拒絕任何形式的脆弱，因此他始終無法進入那個“愛的黑箱”。

面對人類主義框架下作為好生活問題答案的愛，后人類主義者唐娜·哈拉維的說法，或許更有可能觸及到了愛：“你永遠不會擁有正確的愛，因為愛永遠是不合適的，不恰當的，不干凈的。”

人不是數據，愛也不是程序，

愿你不僅僅是被“匹配”成功，

而是被深深地“看見”，

愿你在這個“后人類”的境況里，

守護好屬于人類的脆弱和堅強。

TO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