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毛澤東帶著七千多人走進了陜北一個叫吳起鎮的小地方。

這是長征的終點，但不是安全的港灣。全軍翻遍家底，湊出來的大洋連一千塊都不到。外面，國民黨調了十萬大軍正在收口子。

更要命的是，沒人告訴他，這塊"落腳地"內部，正在發生一場自我毀滅——他們還不知道，已經有兩百多個同志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陜北根據地就那么大，四萬平方公里的黃土高原，溝多地少，人均耕地極度有限。兩支紅軍隊伍會師之后，加起來一萬七千多人要靠這塊地上的四十萬老百姓來供養。

換句話說，將近每二十個農民就要養活一個脫產的紅軍戰士，這個比例放在任何一個貧窮的農業縣都是要出大事的。

冬天已經到了，很多戰士還穿著打補丁的單衣。食鹽只剩幾擔，每個人一天能分到的量少得可憐，長期缺鹽導致體力直線下降。再看錢，兩支部隊的家底加在一起，勉強湊出來不到八千塊大洋——這點錢，連讓全軍戰士吃頓飽飯都勉強。

就在這個時候，還發生了一件讓毛澤東徹夜未眠的事。

紅軍剛進吳起鎮，一個叫龔逢春的地方干部找上門來，說陜北根據地這幾個月來搞了一輪大規模的"肅反"，已經有兩百多名干部和戰士死在了自己人的審訊里，包括創建陜北根據地的核心人物劉志丹，此刻正關在牢里等著被處決。

這個消息有多嚴重？劉志丹是整個西北紅軍的靈魂人物，是這塊根據地從無到有一手打出來的，一旦他出事，整個陜北根據地就散了。

毛澤東當天就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有被關押的干部全部交中央處理。

幾天之內，劉志丹、習仲勛等一百多名干部陸續被釋放。這是落腳陜北之后毛澤東打的第一仗，不是打國民黨，是先把自己人救回來。

內部的危機穩住了，但錢的問題還懸在那里。

這時候有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負責守陜北的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自己手里也只有七千塊大洋，但當毛澤東開口借錢的時候，他二話不說，把家底里的五千塊直接送了過去，只給自己留了兩千。

他還順手把部隊里最好的機槍、最新的步槍都挑出來送給中央紅軍。一個連自己都緊巴巴的人，做出這樣的選擇，靠的是一種壓倒個人得失的大局觀。

要在陜北活下去，光團結內部不夠，還得讓國民黨知道這里不好打。

1935年10月底，紅十五軍團在勞山設了一個伏擊，把東北軍一個精銳師打得七零八落，師長當場斃命。沒幾天，又在榆林橋把另一支東北軍整建制殲滅，連團長都成了俘虜。

這個俘虜后來的故事很有意思。

這位叫高福源的團長，在被紅軍關了一段時間之后，思想起了變化。紅軍不打他、不罵他，還跟他講抗日的道理。

他越想越覺得有道理——東北軍背井離鄉跑到陜北來打內戰，到底圖的是什么？高福源最后主動要求回去勸說張學良，紅軍放了他。

這條線索后來直接促成了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的秘密會談，東北軍從此由圍剿變為默契相處，紅軍一下子少了一個最大的軍事壓力。

但最關鍵的那一仗，是1935年11月的直羅鎮戰役。

這場仗打之前，毛澤東和彭德懷親自跑到戰場上去看地形，還發現隨軍的地圖比例太小，細節不夠準確，當場要求重新測繪大比例尺的地形圖。就是這種不放過任何細節的較真勁，讓這場仗打得滴水不漏。

東北軍的一個師被引進了直羅鎮這個葫蘆口地形，南北兩面全是高地，中間是一條窄窄的河谷。紅軍一南一北同時壓下來，四天打完，俘虜五千多人，師長當場戰死，繳獲的槍支、機槍、迫擊炮堆成了小山。

毛澤東事后說，這一仗算是給黨中央在西北立足，補了一塊地基。

直羅鎮之后，外部的圍剿壓力基本解除了，但陜北那塊地的供養能力擺在那里——靠守，是守不出一條活路的。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開了九天。這次會議定下了一件事：紅軍不能窩在陜北等，要主動出去，用擴張來解決根據地的生存矛盾。方向定在了東邊的山西。

為什么是山西？原因很實際。山西的晉軍戰斗力在各路軍閥里屬于偏弱的，而山西的物產比陜北豐富得多；另外閻錫山最怕的不是紅軍，而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借機進來，這個矛盾后來果然被紅軍利用上了。

1936年2月，紅軍東渡黃河，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進入山西，打了整整七十五天。

戰果落到紙面上很具體：籌到的經費夠全軍用一段時間，擴充進來的新兵有八千多人，打掉的敵人兵力和繳獲的物資填補了大半個冬天積累的窟窿。根據地的宣傳也借著這次行動打進了山西三十多個縣。

但這次行動也有真實的代價。

劉志丹在東征中犧牲了，死在山西的一次前線偵察里，年僅三十三歲。他是陜北根據地從零打起來的那個人，也是在肅反中剛剛被救回來的人，走得太早。

東征回師之后，紅軍接著向西打，進入甘肅和寧夏，一路打開了一片新蘇區，把根據地的面積擴大了將近一倍，同時也為后來紅軍三支主力部隊在會寧會師提前鋪好了地理條件。

到1936年底，局面已經和一年前判若云泥。那個靠一千塊大洋和七千殘兵硬撐的落腳點，變成了擁有完整政權架構、連通三路主力部隊的革命中心。從絕境到立足，毛澤東用的不是等，是一直在往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