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歲被賣青樓后成畫家，被逼流亡法國，3個遺愿用20年才實現

她是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個出身苦寒之家的女孩，6歲被賣到青樓，后來命運眷顧她，讓她遇到了幾個重要的人物，把她從苦海救了出來，她竟然是一個繪畫天才，通過努力成為近代史上女性先驅、成為中法非常有影響力的著名畫家。

但是，因為她的畫風超前，一度遭到國人非議，后來她被迫流亡法國。甚至最后連死都沒能再回來，不過她死前留下3個遺愿，如今來看，似乎很簡單，但是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這3個遺愿用了20年才徹底實現。

有關她的人生故事，讀來可能頗為令人唏噓，但是其中的精彩，也令人感到欣慰。

一：出生就沒娘。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廿二，揚州城一戶姓張的貧苦人家，女主人陳氏在難產中咽下最后一口氣，留下一個瘦弱的女嬰。接生婆把孩子抱給父親張德福：“是個丫頭，她娘沒了。”

張德福蹲在門檻上，抱著頭不說話。他是修鞋匠，妻子死后，家里連買米的錢都沒有。鄰居勸他：“送人吧，丫頭片子養不活。”張德福搖頭：“她娘臨死前說，叫玉良……美玉良材。”

小玉良在饑餓中長到兩歲。1897年，張德福娶了續弦王氏。王氏進門第一件事，就是把玉良扔給外婆：“拖油瓶，看著礙眼。”

外婆家在揚州鄉下，日子更苦。玉良五歲就要撿柴、挖野菜。有次她挖到一株野胡蘿卜，舍不得吃，揣在懷里帶回家。外婆抱著她哭：“苦命的孩子……”

更苦的還在后頭。1901年，張德福得肺癆死了。王氏改嫁，把六歲的玉良賣給蕪湖一家妓院——不是當jinv，是當“雛妓”，先做丫鬟，長大再接客。

人販子拉著玉良上船時，外婆追到碼頭，塞給她一個粗面饃饃：“玉良，記住你本姓張……將來有出息，回來……”話沒說完，船已離岸。

玉良沒哭。她緊緊攥著饃饃，看著外婆的身影越來越小。江風吹起她枯黃的頭發，像秋天的蘆葦。

歷史切片：玉良被賣的1901年，正是《辛丑條約》簽訂那年。大清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攤到每個中國人頭上一兩銀子。揚州城里，八國聯軍的暴行傳得沸沸揚揚，但妓院的生意反而更好了——男人們借酒消愁，女人們賣身養家。玉良所在的妓院叫“怡春院”，老板娘姓李，人稱“李媽媽”。她對玉良說：“在這里，忘掉你姓張。以后你就叫‘張玉良’，是我買來的丫頭。”

二：怡春院的“小揚州”。

怡春院在蕪湖青弋江邊，兩層木樓，掛著紅燈籠。玉良的工作是伺候頭牌姑娘“翠云”——端茶倒水、倒馬桶、挨打受罵。

翠云心情好時，會教她識字：“這是‘春’，春天的春。”心情不好時，用煙桿敲她的頭：“死丫頭，茶這么燙！”

玉良最怕的是晚上。客人的調笑聲、姑娘的呻吟聲、老媽子的呵斥聲，混著鴉片煙的氣味，從門縫里鉆進來。她縮在柴房角落，用破被子蒙住頭。

轉機出現在她十歲那年。翠云接了個文人客人，叫陳獨秀——當時他還是安徽公學教員，后來成了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見玉良在窗外偷聽他講《詩經》，招手讓她進來：“你想識字？”

玉良點頭。陳獨秀便教她“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教了三天，被李媽媽發現，趕了出去。臨走前，他塞給玉良一本《三字經》：“藏好，別讓人看見。”

玉良真藏好了——藏在灶膛的灰堆里，每晚掏出來，就著灶火的光讀。她不認識的字，就去問賬房先生。先生姓吳，是個落第秀才，見她好學，偷偷教她：“人之初，性本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蕪湖也“光復”了，剪辮子、放鞭炮。怡春院的客人高談“共和”“民主”，但姑娘照樣接客。玉良十六歲了，出落得清秀，李媽媽開始讓她學彈琵琶：“明年就掛牌，給你起個花名，叫‘小揚州’。”

玉良跪下來：“媽媽，我不接客，我當一輩子丫鬟。”李媽媽冷笑：“由得了你？”

掛牌前夜，玉良用剪刀抵住喉嚨：“逼我，我就死。”李媽媽怕人財兩空，暫時作罷，但讓她“陪酒”——坐在客人旁邊倒酒、唱曲。

就是陪酒，改變了她的命運。

三：幸遇潘贊化。

1913年春，蕪湖新任海關監督潘贊化到任。他是安徽桐城人，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如今二十八歲，儀表堂堂。

地方商會設宴接風，地點就在怡春院。玉良被點名陪潘監督。她抱著琵琶，低頭唱了一曲《揚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

聲音清亮，帶著江南水鄉的韻味。潘贊化抬頭看她：“你讀過姜夔的詞？”

玉良低聲：“偷學的。”

潘贊化來了興趣，問她身世。玉良如實說了：父親早亡，被賣妓院，偷學識字……說到最后，眼淚掉下來。潘贊化沉默良久，說：“明天你來我公館，我教你讀書。”

第二天，玉良真去了。潘贊化不在，管家說：“老爺去南京開會了，留了話：這間書房你可以用。”書房里滿是書，還有字畫。玉良不敢碰，只敢看墻上掛的一幅畫——徐悲鴻的《馬》，那是潘贊化留學日本時買的。

潘贊化回來后，果然教她讀書。從《論語》到《紅樓夢》，從唐詩到宋詞。玉良學得快，三個月就能寫詩。有次她寫：“我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潘贊化看了，長嘆一聲。

這年八月，李媽媽找上門：“潘老爺，玉良的贖身錢，五百大洋。”潘贊化拍出銀票：“我贖她，但不是做妾，是認作義妹。”

李媽媽撇嘴：“隨您怎么說，錢到手就行。”

潘贊化把玉良接回家，對她說：“從今天起，你叫潘玉良。潘家的玉，良材的良。”又拿出婚書：“你若愿意，我們正式結婚；若不愿意，我送你讀書。”

玉良跪下磕頭：“我愿意。”

婚禮很簡單，證婚人是潘贊化的好友陳獨秀。陳獨秀送了一幅字：“新女性，新人生。”潘贊化送玉良一套文房四寶：“你想學什么，我都支持。”

玉良說：“我想學畫。”

四：上海美專的“青樓生”。

潘贊化托關系，把玉良送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見了玉良的畫——臨摹的徐悲鴻《馬》，雖稚嫩但氣韻生動，破格錄取。

但麻煩馬上來了。有學生認出她：“這不是蕪湖怡春院的‘小揚州’嗎？”流言傳開：“我們學校收了個jinv！”

玉良走在校園里，背后指指點點。有次畫人體素描，模特臨時請假，老師問：“誰愿意代替？”沒人舉手。玉良站起來：“我畫自己。”她走進屏風后，脫去衣服，坐在畫臺上。教室里鴉雀無聲。

課后，校長劉海粟找她談話：“潘玉良，你很有才華，但……要不要休學一段時間？”玉良直視他：“校長，我憑本事考進來，憑什么休學？”

劉海粟被她的眼神震住了。后來他在回憶錄里寫：“那一刻，我從她眼里看到了中國新女性該有的樣子。”

玉良更加用功。白天上課，晚上臨摹。她最喜歡畫人體，覺得那是“生命的線條”。有次畫女同學，對方害羞，扭扭捏捏。玉良說：“身體是上帝的作品，有什么可羞的？”

1921年畢業，她的畢業作品《裸女》引起轟動——不是藝術上的，是道德上的。報紙罵她“傷風敗俗”，教育廳要查封美專。劉海粟頂住壓力，說：“藝術無禁區。”

但玉良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潘贊化說：“去法國吧，那里藝術自由。”

五：留學法國，成為巴黎的“中國瑪蒂斯”。

1921年秋，玉良登上開往馬賽的郵輪。潘贊化送她到碼頭，塞給她一包銀元：“學成回來。”玉良點頭，眼淚掉下來。這一別，就是八年。

到巴黎后，她先學法語，后考入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她是班里唯一的中國人，唯一的女性。老師杜塞看了她的畫，說：“你有東方人的細膩，但太拘謹。要放開，像馬蒂斯那樣。”

玉良不懂馬蒂斯，去圖書館查資料，一看就迷上了——鮮艷的色彩，奔放的線條。她開始嘗試，把中國水墨的韻味和西方油畫的色彩結合。1925年，她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師從西蒙教授。

留學日子苦。潘贊化寄的錢時斷時續——國內軍閥混戰，海關薪水常拖欠。玉良去餐館洗盤子，去畫廊當臨摹工，最窮時一天只吃一個面包。有次暈倒在畫室，同學送她去醫院，醫生診斷：營養不良。

但她沒放棄。1926年，她的作品《浴女》入選巴黎秋季沙龍——這是亞洲女性首次入選。評論家寫道：“潘玉良的畫，有東方神秘主義色彩，又有西方表現主義張力。她是中國的瑪蒂斯。”

名聲來了，追求者也來了。有個法國畫家向她求婚：“留在巴黎，我幫你辦畫展。”玉良搖頭：“我有丈夫。”畫家說：“你丈夫在中國，可能早就娶妾了。”玉良正色道：“他不是那種人。”

確實，潘贊化一直等她。期間母親逼他納妾，他拒絕：“玉良會回來的。”每月發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郵局寄錢。

1928年，玉良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準備回國。西蒙教授挽留：“巴黎需要你這樣的藝術家。”玉良說：“中國更需要。”

六：回國后的“裸體畫風波”。

1928年秋，玉良回到上海。潘贊化到碼頭接她，兩人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回家路上，潘贊化說：“玉良，有件事……我納了妾。”

玉良愣住。潘贊化解釋：“母親以死相逼，我沒辦法。但她只是名義上的，我從未碰她。”玉良苦笑：“這八年，苦了你了。”

她很快投入工作。受聘為上海美專西畫系主任，又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徐悲鴻是系主任，見了她的畫，贊不絕口：“玉良，你的色彩比我還大膽！”

大膽惹了禍。1930年，她在南京舉辦第一次個人畫展，展出三十幅人體畫。參觀者擠破門檻，但罵聲更多：“傷風敗俗！”“jinv出身，果然不知廉恥！”

最嚴重的是《人力壯士》。畫面上，一個裸體男子正在搬石頭，肌肉賁張。有人解讀為“象征中國人民的力量”，但小報標題是：“潘玉良畫裸男，疑似懷念青樓舊客。”

展覽第三天，一群暴徒沖進展廳，砸爛七幅畫，在《人力壯士》上寫“jinv對嫖客的頌歌”。玉良站在廢墟中，一動不動。徐悲鴻趕來，氣得發抖：“野蠻！愚昧！”

潘贊化要報警，玉良攔住：“算了，畫可以再畫。”但她心里明白：國內容不下她的藝術。

1936年，她舉辦第五次個展，展出作品《我的家庭》：潘贊化看書，她作畫，妾侍在旁繡花。本想展示“和諧”，卻被解讀為“妻妾同堂，不知羞恥”。記者問她：“潘教授，您對一夫多妻制怎么看？”玉良拂袖而去。

當晚，她對潘贊化說：“我想回法國。”潘贊化沉默良久，說：“去吧，那里適合你。”

七：再去法國，3個需要20年來實現的遺愿。

1937年，玉良再次赴法。這次，她沒打算回來——國內抗戰爆發，潘贊化隨政府西遷，兩人通信都困難。

她在巴黎蒙帕納斯租了間畫室，靠賣畫為生。二戰爆發，巴黎淪陷，她躲在地下室作畫。德軍搜查時，她把畫藏在煤堆里。有次被搜出《浴女》，德國軍官說：“這是墮落藝術，燒掉。”玉良撲上去搶：“要燒連我一起燒！”軍官愣住，擺擺手走了。

戰后，她名氣越來越大。1945年，當選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長；1953年，在巴黎賽努奇博物館舉辦大型個展；1959年，獲巴黎大學“多爾烈獎”。但她最想要的，是回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玉良寫信給潘贊化：“我想回來。”潘贊化回信：“等等，現在局勢不穩。”1950年，潘贊化來信：“我已被審查，你暫時別回。”1958年，潘贊化最后一封信：“玉良，我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你好好活著，別回來。”

1960年，潘贊化在安徽病逝。玉良在巴黎得知消息，三天沒吃飯。她畫了一幅《望鄉》：一個中國女子，遙望東方，眼中含淚。

晚年，她住在巴黎郊區的小公寓里，養了一只貓，取名“贊化”。每天作畫、喂貓、給國內寫信——寫給美協、寫給僑辦、寫給周恩來總理。回信總是：“歡迎回國，但需等待時機。”

時機一直沒來。文革開始，國內來信斷了。有法國朋友勸她入法籍，她拒絕：“我是中國人，死也是中國鬼。”

1977年7月22日，玉良病重。她把朋友叫到床邊，交代后事：“第一，我死后，穿旗袍入殮；第二，所有作品運回中國；第三，墓碑上寫‘中國畫家潘玉良之墓’。”

朋友問：“還有嗎？”

她看著窗外，輕聲說：“我想回家……”

玉良死后，法國藝術界為她舉行隆重葬禮。但她遺囑的三件事，花了二十年才完成。

第一件最容易：她穿著自己設計的旗袍下葬——墨綠色綢緞，繡著玉蘭花。

第二件最艱難：她留下四千多幅作品，包括油畫、水墨、素描、雕塑。中法建交后，開始談判移交事宜。1984年，第一批作品運回安徽博物館；1992年，第二批運回；2005年，最后一批運回。如今，它們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館、中國美術館、潘玉良紀念館。

第三件最心酸：她的墓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碑文只有法文“PAN YU LIANG ARTISTE PEINTRE”（畫家潘玉良）。直到2007年，安徽僑聯才去加刻了中文“中國畫家潘玉良之墓”。

她一生沒子女，但有一個“女兒”——她的藝術。2012年，潘玉良作品拍賣價破千萬。評論家說：“她是中國女性藝術家的先驅，中西融合的典范。”

但也許，她自己更愿意被記住為“潘玉良”——那個從揚州妓院走出來的女子，用畫筆掙脫了命運，卻掙不脫鄉愁。

臨終前，她留下一幅未完成的畫：《故鄉的春天》。畫面上，揚州瘦西湖柳絮紛飛，一個女孩在放風箏。女孩的臉是空白的，她說：“那是童年的我……我忘了自己長什么樣了。”

其實她沒忘。在巴黎的每個夜晚，她都夢見揚州：青石板路、賣桂花糕的吆喝、外婆粗糙的手。只是，回不去了。

就像她在日記里寫的：

“我的一生，像風箏。

線在中國，人卻在法國。

線斷了，風箏就落了。

但風還記得，它從哪里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