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余額不足…為什么年輕人感覺特別“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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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余額不足”“沒有時間去愛”“時間被誰偷走了”……這些看似戲謔的感嘆，正成為許多年輕人真實的心態寫照。當“沒時間”從偶然的抱怨演變為彌漫的常態，學術界用“時間貧困”這個概念為這種困頓命名，并從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哲學等不同學科視角展開剖析，給出諸多建議。在國家治理層面，我們也正通過完善“帶薪休假”制度、優化法定節假日制度、保障勞動者離線休息權等一系列舉措，著力打破不合理的時間束縛，讓青年從過度忙碌中解脫出來。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釋放青春活力與創造潛能，讓每一份奮斗都更有價值、每一段人生都更有質感。

2014年春晚，一首《時間都去哪兒了》讓無數人淚流滿面。十多年過去，這個追問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愈加尖銳。對于今天的年輕人而言，“時間不夠用”已不再是偶爾的感嘆，而正在成為一種彌漫性的生存體驗。學術界將這種狀態稱為“時間貧困”——個體感到有太多事情想做和必須做，卻沒有足夠時間完成的彌散性感受。我們科研團隊開展了關于時間使用的系統研究，試圖從科學的視角回答：年輕人的時間到底去哪兒了？失去時間的同時，我們還失去了什么？又該如何找回來？

時間都去哪兒了：數據里的真相

首先要看看年輕人究竟把時間花在了哪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企業員工年均工作時長約為2548小時，相比2018年的2418小時又增加了130小時——相當于額外多出了3個工作周。2023年、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均達到約49小時，遠高于法定的44小時上限，創下近20年來的新高。橫向比較來看，2022年中國就業人員年均工作時長約為2491小時，顯著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的1752小時，也高于韓國（約1901小時）和日本（約1607小時）。

我們團隊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22年的數據進行了年齡-時期-世代效應分析，發現了四個令人警醒的趨勢：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業余上網時間越來越長，家務時間越來越短，睡眠時間越來越短。年輕人在不斷地“加時”工作的同時，也在持續地“減時”休息。

基于2022年CFPS近萬人的代表性樣本的潛在剖面分析進一步揭示，時間貧困群體（中等收入-長工作時間）占41.7%，而收入貧困群體（低收入-短工作時間）占12.0%。值得注意的是，與收入貧困群體相比，時間貧困群體的運動更少、工作滿意度更低、人際滿意度更低、總體生活滿意度更低。

為什么年輕人感覺特別“缺時間”

時間貧困并非簡單的“工作太多”。我們團隊提出并支持了多維時間貧困理論，即時間使用的長度（每天可自由支配時間的絕對量）、強度（單位時間內需處理的事務密度）和質量（時間使用的碎片化程度與心流體驗）共同塑造了一個人的時間貧困感受——年輕人生活節奏太快、任務密度太高、時間被頻繁打斷無法專注，都會讓人即使“有時間”也“覺得沒時間”。

現代化進程本身就在系統性地加速人們的生活節奏。社會學家羅薩（Rosa）指出，技術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節奏加速構成了一個自我驅動的循環——技術越進步，社會變化越快，個體越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的事情。與此同時，當代職場中盛行的“理想員工”規范也在加劇時間貧困：以忠誠、奉獻和長時間工作為核心特征的“理想員工”形象，要求組織成員將工作置于一切之上，隨時待命、全身心投入。這種規范不僅擠壓了年輕人的休息和私人時間，還制造了一種“不夠忙就是不夠努力”的文化焦慮。

經濟不平等是時間貧困的深層推手。我們團隊的研究發現，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地位焦慮，會促使人們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以換取財富和社會地位。這種焦慮不僅影響年輕人的自我表現，還會影響作為父母的年輕人對子女的要求——感知到經濟不平等的父母，更傾向于給孩子報更多的學業類課外班，因為他們感受到了孩子即將面臨的激烈競爭。

數字技術是另一個隱形的時間吞噬者。CFPS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2年，我國在職人群的日均業余上網時間從0.33小時猛增至4.02小時——十多年間增長了11倍。手機和社交媒體創造了一種“永遠在線”的狀態，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的邊界，讓年輕人本就有限的閑暇時間進一步被蠶食。

那么，年輕人感到時間不夠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全國調查中，排在前三位的答案是：工作或學業繁忙、家務勞動繁重、交通出行耗時長。而最希望增加時間投入的領域則依次是：工作和學習、睡眠和休息、照料孩子。值得深思的是，“工作或學業”竟同時占據了兩張榜單的榜首——既是最大的時間消耗者，又是最渴望追加投入的領域。

這看似矛盾，實則道出了當代青年時間困境的本質：不是“時間不夠”，而是“時間空心化”。年輕人不是想逃離工作，而是苦于大量時間被低效事務稀釋，真正能夠沉浸其中、收獲成長的時段少之又少；與此同時，關乎健康和親密關系的領域同樣得不到滋養。他們欠缺的不是努力的意愿，而是能專注成長的工作時間、能安心恢復的休息時間、能用心陪伴的家庭時間——一言以蔽之，一段“真正屬于自己”的時間。

時間貧困如何侵蝕年輕人的生活

時間貧困的后果遠不止于“覺得忙”。大量研究表明，時間貧困對個體、組織、社會和國家均存在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

在身體健康層面，時間貧困首先催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為了“省時間”，年輕人削減運動和睡眠時間，增加快餐攝入，甚至借助酒精和咖啡因維持高強度運轉。這些看似“高效”的時間策略，代價卻是沉重的——研究發現，時間貧困與慢性疲勞、頭痛、身體疼痛等軀體癥狀密切相關，同時還會誘發消極情緒、抑郁傾向，并顯著降低主觀幸福感。哈佛商學院的一項研究更指出，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低于2小時，個體的幸福感會下降——對于許多中國年輕人而言，每天的可自由支配時間遠遠達不到這一下限。

在心理與認知層面，時間貧困讓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們通過多項實驗發現，當人們感到時間緊迫時，大腦會自動切換到“應急模式”，只關注眼前具體的任務細節，而忽略行為背后的深層價值。我們忙著完成一件件事，卻忘了追問“為什么要做這些”。時間貧困不僅偷走了年輕人做事的時間，更偷走了年輕人追問意義的能力。這種狀態被稱為“空心病”——其本質正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弗蘭克爾所說的“存在真空”：人們不再為饑寒所困，卻陷入了“不知道為什么而活”的精神貧瘠。

在人際與社會層面，時間貧困讓人無暇滋養關系、回避社交互動，甚至物化他人——把身邊的人當作完成任務的工具而非有情感的個體，從而增加人際沖突，侵蝕社會和諧的基礎。我們的研究表明，在職場中，時間貧困不僅降低了組織成員之間的知識分享意愿，還會導致員工的工作情緒耗竭、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進而降低工作滿意度、增加離職風險——這對組織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隱性威脅。在家庭中，個人的時間貧困會通過減少家庭投入而“傳染”給伴侶，形成雙方時間貧困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時間貧困的年輕父母更可能采用控制型教養方式——他們沒有耐心等待孩子按自己的節奏試錯，進而損害了孩子的成長型思維。

時間貧困對青年生活的侵蝕，也深刻地重塑年輕人的婚戀和生育選擇。過去，學術界和公眾輿論習慣從“金錢稀缺”的角度解釋這一趨勢——房價太高、育兒太貴。但是，在物質相對豐裕的今天，僅憑經濟因素已經無法充分解釋年輕人的婚育困境。時間貧困，或許是理解這一困局的另一個視角。調查顯示，約三成單身青年將“工作繁忙無暇戀愛”列為未能脫單的主要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項調查也發現，“談戀愛或結婚的時間成本太高”是導致婚育推遲的重要因素；在影響“少育”群體再生育意愿的因素中，“育兒時間成本高且主要由女性承擔”位居前列。

我們的研究也從微觀層面印證了這一判斷：時間貧困會顯著降低個人對家庭的心理投入，而家庭心理投入對維持積極的家庭情感體驗和承擔家庭責任至關重要。當物質層面的絕對貧困已經基本解決的今天，時間貧困正在成為阻礙年輕人走向幸福家庭的隱形壁壘。從這個意義上說，破解低結婚率、低生育率的困局，不能僅靠經濟補貼和生育鼓勵，還需要從根本上減輕年輕人的時間負擔，讓他們有時間去戀愛、有精力去陪伴、有余裕去經營一個家。

這種時間負擔在性別上的分布尤其不均。《柳葉刀·健康長壽》指出，女性——尤其是同時承擔有酬工作和無酬照料的“雙重輪班”群體——面臨著最嚴重的時間不平等：她們的睡眠、運動、飲食和社交時間均受到系統性擠壓。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貧困會直接威脅大腦健康。2025年，《柳葉刀·健康長壽》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觀點文章，首次系統提出“時間是大腦健康的一個被忽視的社會決定因素”。該文指出，維持基本的大腦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小時——7小時睡眠、45-60分鐘運動、每餐20–30分鐘的非匆忙進食，以及約1小時的社交活動。對于很多年輕人而言，“大腦護理時間”往往是最先被犧牲的。然而，這些妥協的代價是長期的、隱性的——研究表明，它們與認知功能下降和癡呆風險的增加密切相關。

給年輕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議

對于青年群體而言，時間貧困時代找回生活的意義，關鍵在于重新理解時間的價值。我們團隊提出的“時間價值體系”理論，將時間的價值歸納為四個維度：獲取價值（投入時間換取經濟與物質資源）、復原價值（投入時間進行身心恢復，維持生命活力）、聯結價值（投入時間建立和維系社會關系，獲得愛與歸屬）、成長價值（投入時間獲得成長與自我實現）。我們的調查發現，年輕人中，那些過度重視“獲取價值”而壓縮其他三種價值的“時間外在價值型”群體（占38.5%），其幸福感和意義感最低、時間貧困感最強——他們在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上與“時間內在價值型”（占7.4%）和“時間價值平衡型”（占54.1%）群體并無顯著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驅動時間貧困感的或許并非主觀經濟壓力本身，而是人們如何看待和分配自己的時間。

同時，我們團隊提出并檢驗了“時間智慧”理論，該理論認為真正好的時間使用不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追求幸福最大化。時間智慧包含四個維度：時間的價值感——認為時間是珍貴的、不可再生的；時間的覺察與反思——對自身時間使用的主動觀察與審視；時間的平衡與掌控——在各個重要生活領域間動態調整，達成并保持對時間的掌控感；時間的社會協調性——平衡自身與他人的時間需求，在共享時間中達到彼此理想的節奏與狀態。我們的大規模干預研究表明，時間智慧是可以提升的，而且，在時間智慧提升的同時，參與者的生命意義感顯著提升，時間貧困感、拖延行為和抑郁水平顯著下降。

因此，對于年輕人而言，破解時間貧困的第一步不是學習更多的時間管理技巧，而是重新審視自己的時間價值觀——你的24小時是否被“獲取價值”過度占據，而“復原”“聯結”和“成長”的時間被無情壓縮？培養“為什么”思維，而非只關注“怎么做”，對什么值得占據自己的時間保持“挑剔”。主動覺察和反思自己的時間使用，提升時間智慧，是緩解時間貧困的起點。

對于政策層面而言，時間貧困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一個國家治理和社會議題。不同青年群體的時間困境成因各不相同：對于在職勞動者，需要倡導彈性工作制度，落實并優化帶薪休假政策，減少剛性時間約束；對于承擔家務和育兒的群體（尤其是女性），需要加大普惠托幼和社區養老等公共服務供給，通過社會化服務減輕家庭內部的時間負擔；對于學生群體，學校和家庭需要正視學生的時間壓力問題，在教育政策中納入時間素養的培養。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破解當前低結婚率、低生育率的困局，不能僅靠經濟補貼和生育鼓勵政策，更需要從根本上減輕青年的時間負擔。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障公民的“時間權”——擁有足夠的時間用于休息、陪伴家人、個人成長——應當成為衡量國家治理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

事實上，這一主張正在獲得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呼應。《柳葉刀·健康長壽》在2025年明確呼吁“時間正義”，即確保所有人享有公平獲取時間資源的權利，并建議將時間使用評估納入公共健康體系。法國、比利時、愛爾蘭等國已立法保障勞動者的“斷聯權”，波特蘭、巴黎、墨爾本等城市正在推行“20分鐘社區”規劃——讓居民在步行或騎行20分鐘的范圍內即可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從而從結構上減少時間浪費。這些實踐表明，保障“時間權”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政策路徑可循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目標。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作者：薛剛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教授，作者孫曉敏系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