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研究源于生產(chǎn)生活實踐中的未知和困惑。如果不能將這些未知和困惑轉化為具體的問題，研究便無從展開，更難以形成積累性的知識。敏銳捕捉實踐中的未知和困惑，主動將其轉化為可探究的研究問題，這種自覺，便是問題意識。生產(chǎn)生活實踐以及社會發(fā)展，離不開問題意識的牽引，社會科學研究更是如此。特別是進入人工智能時代，面對浩瀚而觸手可及的知識，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成為人類認識更新的關鍵。

何謂問題

曾有一種較為狹義的對“問題”的理解，認為“問題”就是生產(chǎn)生活實踐中存在的不足和困惑。但社會科學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外延更廣，也更加抽象。這些困惑常常以“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提出，帶有實踐的鮮活性。比如生產(chǎn)力的基本構成要素、秩序形成的基本條件、市場運轉的具體障礙，等等。

初入學術研究之門的人容易認為，當下已很難找到一個前人沒有解答過的問題。這其實是混淆了研究的“領域”與研究的“問題”。誠然，很多時候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完全未被關注過的研究領域，但是，這不等于我們無法找到新的研究問題。即便是一些長期有著較高關注度的研究領域，隨著生產(chǎn)生活實踐的發(fā)展，仍會不斷涌現(xiàn)新問題，進而需要新的解釋與理論回應。例如，數(shù)百年來勞動問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但數(shù)字時代新就業(yè)形態(tài)重塑勞動關系，新問題層出不窮，亟待新的觀察與探究。由此可見，新的研究領域不常見，但新問題無處不在，關鍵在于研究者是否真正深入實踐，是否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眼光。

提出問題

為什么有的研究者能從實踐中發(fā)現(xiàn)值得深入的問題，而有人卻難以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人們往往會因為日常現(xiàn)象過于熟悉，而忽視細致的觀察。稍不留意，問題就會悄然劃過。正如項飆所說的，要能“在看到的東西里面看到東西”。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需要不斷明晰從“看見什么”到“看出什么”的過程。

首先，要避免什么都是“理所當然”的心態(tài)，始終對觀察的事物和現(xiàn)象充滿好奇。例如，在有關基層司法的研究中，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可能更多關注個案或案件審理本身。而對于“送法上門”“下鄉(xiāng)辦案”等一類案件之外的社會現(xiàn)象，即便是觀察到了，也常常會覺得習以為常，不值得深究。在《送法下鄉(xiāng)——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作者蘇力提問：為什么有國家強制力支持的法庭不傳喚“被告”呢？一個看似輕描淡寫的提問，將研究視角拉回真實司法場域。緊接著，諸如司法權力為什么以這種方式運作等進一步的問題，使整個研究更加深入本土實踐，形成了更具本土意義的理論思考。因此，可以說，看不出問題，往往不是沒看見事物和現(xiàn)象，而恰恰是由于我們常常被“理所當然”的思維所束縛，沒有讓觀察插上想象力的“翅膀”。

其次，提出真問題要經(jīng)過提煉、比較與甄別。一是要避免“結論先行”式的提問。部分研究不經(jīng)意間會出現(xiàn)研究尚未正式展開，但已經(jīng)有了預期結論的情形。這顯然離研究的科學性相距甚遠。誠然，研究開始之前可以有預設，但對于一項科學的研究來說，預設可能會被證明，也可能會被推翻。如果“結論先行”，那往往只會使問題的提出帶有主觀偏向，真正的問題往往可能會被遮蔽，進而有可能錯失提出真問題的可能。二是要避免“閉門造車”式的提問。如果只是停留在發(fā)現(xiàn)問題的層面，而忽視對同領域相關研究進展的關注，那么，雖然看起來提出了問題，但很可能只是提出一個重復的、無效的問題。從發(fā)現(xiàn)問題到提出問題，不僅需要細致的觀察，還得清晰把握在此之前有沒有人提出過、回答得怎么樣，以及還有沒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香港大學的賀欣用“順藤摸瓜”比喻這個過程，特別強調“如果只是重復強調人家已經(jīng)有的發(fā)現(xiàn)，了無新意”。三是要避免“自說自話”式的提問。問題提出的過程，必須是一個能夠與既有知識形成有效對話，并力求推進的過程。項飆認為，除了要有學術圈內的對話外，還應當有一個轉向，就是要把公眾和社會從研究對象轉化為對話對象，形成一個“大循環(huán)”，以此克服研究者知識的局限性。

延展問題

從以往的社會科學研究來看，受學科分工和專業(yè)壁壘的制約，問題的提出時常會呈現(xiàn)出碎片化特征。比如，社會科學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之間的問題較少相互觀照，即便是廣義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某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也較少觸及其他學科領域的問題。如此一來，面對復雜多樣的社會情境與現(xiàn)實需求，單一學科領域內的提問常常較為零散。零散的提問看似可以“各個擊破”，但也會因為協(xié)同成本的增加，使得問題的提出缺乏整體性和穿透力，不僅制約知識的生產(chǎn)和更新，也容易導致研究偏離現(xiàn)實需求。

首先，真正深刻的問題意識，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突破學科專業(yè)壁壘的限制。需要明確的是，生產(chǎn)生活實踐中的問題本身具有整體性，并不會因為社會科學的專業(yè)劃分而被分割。因此，在問題形成和提出的過程中，要能夠充分運用不同的知識，系統(tǒng)厘清問題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這是基礎工作、苦功夫，不容馬虎。只有這個基礎打牢了，才能把握問題的全貌和實質。如果不愿意在整體把握問題上下功夫，忽視對問題的整體性把握，仍局限于單一學科視角，對問題的把握和理解便容易片面化，不僅難以發(fā)現(xiàn)和提出真問題、好問題，在很多時候還可能導致提問的簡單重復與偏差。例如，基于如何更好地理解社會變遷這一問題，復旦大學的唐世平在進化生物學“生態(tài)位建構”理論基礎上，探討了有關“社會生態(tài)位建構”的問題，提供了一種理解和認識社會變化的新視角。法社會科學研究亦是一例，研究者在充分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知識基礎上，將法律放置在整體社會運轉中加以觀察，不斷發(fā)現(xiàn)并提出更具整體意義的問題。

其次，問題的“延展”既要立足具體問題，又要超越單一問題本身，形成更大的關懷。1938年底，回國不久的費孝通來到昆明以西的祿村開展調查。后來，他又與張之毅陸續(xù)在易村、玉村開展調查，形成了著名的“云南三村”的成果。關于這些研究的緣起，費孝通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曾寫道：“我當時覺得中國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堅實的問題意識和關懷，成為調查研究的出發(fā)點，提供了“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的范例。因此，一個好的問題，不僅關注當下，更要在充分把握事物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的基礎上，具備前瞻性，形成更大的關懷。

最后，人工智能時代，在知識獲取日益便捷的背景下，問題的“延展”要求研究者保持更強烈的敏銳度。人工智能在極大提升人們知識獲取效率的同時，也對人們發(fā)現(xiàn)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能力提出了更多挑戰(zhàn)。關鍵性的挑戰(zhàn)在于，知識的高可及性和高覆蓋率，正不斷壓縮著人們的好奇心與想象空間，可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路徑依賴和“發(fā)問倦怠”。越是這個時候，明晰在何處發(fā)問，越是研究的關鍵。對于社會科學研究來說，既有知識的極大豐富，并不必然意味著認識和思考可以停滯。新的生產(chǎn)方式和人們新的社會交往模式正不斷催生新的問題，未知和困惑依然廣泛存在。因此，研究者就需要以更加細致入微的“深描”、體悟與想象，在浩瀚知識的“間隙”持續(xù)發(fā)現(xiàn)并提出更多問題，同既有知識形成更為廣泛的對話，積極回應變化了的社會需求。

總而言之，問題意識的形成，是一個從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到延展問題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從明晰“看見什么”，到明了“看出什么”，再到明確“關心什么”的不斷深化的過程。要形成良好的問題意識，不僅要有在生產(chǎn)生活實踐中發(fā)現(xiàn)問題的眼光，更要有積極回應實踐需求的深切關懷。三十多年前，蘇力曾提問“什么是你的貢獻”。三十多年后，在人工智能高度普及、知識獲取更加便利、知識生產(chǎn)越來越快速的今天，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立足新的知識需求，多問一句“什么是你的問題”，無疑顯得更為迫切與重要。

作者系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余朋翰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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