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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江西銀行(01916.HK)正式發布2025年年度財務報告,全年經營數據呈現營收與凈利潤同步下滑態勢,核心盈利指標持續走弱,資產質量、資本水平與市場估值等多維度壓力進一步顯現,作為江西省內規模最大的城市商業銀行,其經營困境持續引發市場關注 。
核心盈利指標連續四年下滑,營收降幅創近年新高
年報數據顯示,2025年江西銀行實現營業收入90.28億元,較2024年同期的115.59億元大幅減少25.31億元,同比降幅達21.89%,這一降幅為該行近五年以來最高水平;同期實現歸母凈利潤9.64億元,同比下降8.74%,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E)僅為2.05%,較2024年的2.21%再降0.16個百分點,盈利水平持續處于低位 。
從近四年業績軌跡來看,江西銀行盈利下滑趨勢已形成明確連續性。2022年,該行歸母凈利潤為16.01億元,同比下降22.69%,開啟顯著下滑周期;2023年凈利潤進一步降至10.74億元,同比降幅擴大至32.92%;2024年財報披露凈利潤10.98億元,賬面呈現2.23%的微增,但該增長主要依賴所得稅抵免等一次性稅收優惠,剔除非經常性因素后,當年稅前經營利潤同比下滑超25%,核心盈利能力并未改善 。2025年隨著一次性利好因素消退,經營壓力全面顯現,正式形成2022年以來的凈利潤“四連降”態勢 。
營收結構方面,傳統利息業務與非利息業務同步承壓。2025年該行利息凈收入持續收縮,凈息差進一步收窄至1.40%以下,低于銀行業平均水平。非利息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其中投資收益、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同比大幅減少,成為拖累整體營收的重要因素 。盡管2025年末資產總額達5892.1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2.72%,貸款規模小幅擴張,但規模增長未能轉化為盈利提升,規模效應持續弱化 。
資產質量隱患未消,風險抵御能力持續承壓
資產質量方面,江西銀行不良貸款指標雖小幅改善,但整體仍處于高位,風險抵補能力持續逼近監管警戒線。2025年末,該行不良貸款率為2.00%,較2024年末的2.15%下降0.1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逾期貸款總額分別降至72.79億元、92.90億元。但從行業對比來看,其不良率仍顯著高于同期商業銀行1.49%的平均水平,資產質量修復速度緩慢 。
分領域看,房地產領域不良風險尤為突出。截至2025年上半年,該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高達19.07%,較2024年末上升1.26個百分點,較2023年末的3.29%大幅攀升,成為不良資產的主要來源 。同時,關注類貸款規模仍超130億元,潛在不良壓力持續存在,資產質量后續修復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風險抵御能力方面,撥備覆蓋率持續處于低位運行,資本充足水平同步下滑。2025年該行資產減值損失計提51.69億元,同比減少22.07億元,撥備計提力度大幅減弱。撥備覆蓋率持續處于150%監管紅線附近,風險緩沖空間有限 。資本充足率指標全線下滑,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分別降至8.60%、11.50%、12.41%,較2024年末分別下降0.7、0.81、1.06個百分點,資本補充壓力顯著上升。
“監管系”高管履職四年,治理與經營雙重壓力凸顯
2022年8月,江西銀行完成高層調整,曾暉出任黨委書記、董事長,駱小林任副董事長、行長,兩人均具備深厚金融監管背景,構成“監管系”主導的管理層架構 。
董事長曾暉1970年出生,經濟學碩士,1992年進入央行江西省分行,此后長期在江西銀監局、廈門銀保監局等監管機構任職,擁有近三十年金融監管工作經驗 。行長駱小林1971年出生,早年有十年農行基層任職經歷,2002年后轉入國開行從事政策性金融業務,2017年起擔任江西省金融辦副主任、地方金融監管局副局長,脫離商業銀行一線業務已超二十年 。
兩位高管上任以來,將合規建設、風險管控作為核心工作,推進內部制度完善與風控體系重建,但經營業績未能實現有效扭轉 。同時,歷史遺留的治理問題持續發酵,2021年10月,時任行長羅焱因“管理風格與業務需求不符”被董事會解聘,引發上市銀行罕見的高層變動風波。2022年至2024年間,原董事長陳曉明、副行長兼董秘徐繼紅、萍鄉分行原行長馮亮、原副行長俞健等多名高管相繼因違紀違法問題被查處,形成連續治理風波,內部治理修復進程緩慢 。
股價長期低迷,估值處于上市銀行墊底位置
資本市場表現方面,江西銀行自2018年港股上市以來股價持續走弱,估值長期處于低位。截至2026年3月30日,該行港股收盤價為0.68港元/股,較6.39港元的發行價累計跌幅超89%,長期處于“仙股”區間 。
估值層面,江西銀行市凈率僅0.09倍,在港股上市銀行中持續排名末位,市場對其資產價值認可度極低 。股價與估值低迷直接影響資本補充能力,形成“業績下滑—估值走低—融資受限—業務收縮—業績進一步下滑”的惡性循環,制約長期發展空間 。
整體來看,江西銀行當前面臨盈利持續下滑、資產質量承壓、治理修復緩慢、資本補充不足、市場信心低迷等多重挑戰,“監管系”高管團隊在合規治理與經營發展的平衡上面臨更大考驗,后續經營改善與風險化解仍需突破多重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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