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年（1663年）冬，寧古塔。

吳兆騫用凍得發紫的手，在樺樹皮上寫下詩句：“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墨水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瞬間凝冰，字跡像刀刻一樣留在樹皮上。他抬頭望向南方——那里是江南，是他魂牽夢縈的故鄉湖州，距離此地四千里。

三年前，他還是江南名士，詩名冠絕江左，與陳維崧、彭師度并稱“江左三鳳凰”。如今，他是“流犯”，罪名是卷入“丁酉科場案”——一個至今真相模糊的科舉舞弊案。同案被流放的，還有他的妻兒、兄弟，以及數百名江南士子、眷屬。

這不是普通的流放。從山溫水軟的江南，到“六月霜雪、八月飛沙”的關外極邊；從書齋畫舫，到披甲人為奴；從吟風弄月，到“與貂鼠、獺熊為鄰”。這是一場文明的流放，也是一場文明的奇遇。

一、起解：從人間到絕域

順治十六年（1659年）初春，第一批江南流人踏上北去之路。

他們被鐵鏈串著，在押解兵丁的呵斥聲中，蹣跚而行。隊伍里有白發蒼蒼的老者，有懷抱嬰兒的婦人，有從未出過遠門的書生。他們一步一回頭，看著熟悉的桑田、水巷、石橋漸漸消失在視野里。

最殘酷的不是路途艱辛，而是尊嚴的剝蝕。

身份的斷裂：昨天還是“老爺”“相公”，今天就是“流犯”“奴才”。方拱乾，前朝進士、國子監祭酒，如今要對著滿臉橫氣的滿洲小兵躬身喊“爺”。

身體的折磨：江南人沒見過這樣的冷。“出塞途中，朔風如刀，割面欲裂。夜宿破廟，擁草僵臥，晨起須眉皆冰。”許多人還沒到寧古塔，就凍死在路上。

精神的凌遲：他們不斷自問：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吳兆騫在給友人的信里寫：“每一念至，肝腸摧裂。不知前生何孽，罹此奇禍。”

但絕境中，人總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有人懷里偷偷藏著一卷《詩經》，有人在內衣上縫了幾粒故鄉的茶籽，有人在心里默背《離騷》——這些文化的碎片，成了他們精神的救命稻草。

二、絕地：寧古塔的白與黑

寧古塔不是塔，是滿語“六個”的意思。此地是清朝“龍興之地”，也是流放重犯的絕地。

自然的殘酷：

• 七月霜早，八月雪飛
• 虎狼晝行于道，熊羆夜叩于門
• 房屋是“地窨子”（半地下窩棚），“晝則執役，夜則囚禁”

制度的壓迫：

流人分三等：給披甲人為奴者最苦，要為主人耕田、打獵、做苦役；稍好者“當差”，在官莊勞作；最好的是“安插”，可在指定區域自謀生計，但仍無人身自由。

但歷史在這里開了個玩笑：最殘酷的地方，往往孕育最奇特的生機。

三、文明的移植：雪地里的江南

流人們開始用他們唯一熟悉的方式——文化，來對抗絕境。

教書寫字：

滿洲將領、兵丁的子弟，突然有了江南名士當老師。寧古塔將軍巴海，請吳兆騫教兒子讀書。從《三字經》到《論語》，漢文的韻律第一次在滿洲軍營里響起。

行醫治病：

江南士人多通醫理。他們用帶來的醫術，治療當地人的疫病、凍傷。一劑藥方，換一頓飽飯，也換一點尊嚴。

詩文結社：

冰天雪地里，流人們居然結起了詩社。康熙四年（1665年），張縉彥發起“七子詩會”，吳兆騫、方拱乾、姚其章等七人，每月一會，分韻賦詩。詩題不再是江南的“煙雨”“杏花”，而是“雪獵”“冰河”“塞雁”。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有了系統的“流人詩”“塞外詩”。

記錄風物：

方拱乾寫《絕域紀略》，吳兆騫寫《秋笳集》，張縉彥寫《寧古塔山水記》。他們以江南文人的細膩眼光，記錄這片陌生土地：人參怎么挖，貂皮怎么鞣，鄂倫春人怎么捕魚，薩滿怎么跳神。

最動人的是，他們嘗試在苦寒之地，復刻江南的生活方式。

有人設法搞到菜籽，在向陽處開出一小片菜畦，種出江南的青菜——雖然長得瘦小，但那是故鄉的味道。有人在除夕夜，用高粱面捏出“江南糕團”的形狀，雖然粗糲，但那是年的記憶。

四、意外的相遇：兩種文明的互相打量

流人們發現，這片“絕域”并非蠻荒一片。

原住民的智慧：

鄂倫春、鄂溫克人教他們如何在雪地追蹤，如何用樺樹皮做器皿，如何認草藥。這些“野人”的生存智慧，讓江南書生目瞪口呆。

早期流民的韌性：

早在他們之前，已有山東、河北的漢人“闖關東”至此。這些農民、手藝人，在更沉默、更堅韌地開辟土地，建立屯堡。他們是另一種流放者——為生存自愿流放。

滿洲旗人的復雜：

流人們原本恨透了“滿人”，但實際接觸中，發現并非如此。有巴海這樣尊重文化的將領，也有普通旗人兵丁，其實也是被朝廷從關內調來戍邊的“苦人”，一樣思念故鄉。

吳兆騫在詩里寫：“莫道窮荒無可語，人間何處不山川。”他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這片土地和這里的人。

五、歸與不歸：流放者的余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友人顧貞觀、納蘭性德等人的奔走下，被流放二十三年的吳兆騫，終于被贖歸。

離開那天，寧古塔的滿漢故舊都來送行。巴海將軍送他貂裘、人參，曾跟他讀書的旗人子弟跪地叩頭。馬車啟動時，吳兆騫突然淚流滿面。

他以為自己會狂喜，但真到歸時，心情復雜難言。

回到北京，他成了傳奇。文人雅集，必請他講塞外見聞。他講大雪，講冰河，講與虎狼對峙的夜晚。聽者驚嘆，但吳兆騫知道，他們聽不懂。那種冷，那種孤絕，沒有親歷過的人，永遠無法真正懂得。

更讓他不適的是江南。故鄉還是那個故鄉，但他已不是那個他。

“見人開口，輒言塞外事，人厭聽之。”朋友私下議論：“漢槎（吳兆騫字）老矣，言語絮叨。”他懷念寧古塔的直率，受不了江南的婉轉。他吃慣了大碴子、酸菜，吃不慣精致的淮揚菜。他甚至會在江南的梅雨里，莫名想念塞外的干冷。

三年后，吳兆騫病逝。臨終前，他讓人拿來從寧古塔帶回的樺樹皮詩稿，看了很久，最后說：“埋我時，放一卷在棺中。”

不是所有的流人都能歸來。

許多人老死塞外。方拱乾死在寧古塔，葬在不知名的山坡上，墳前沒有墓碑，只有白樺樹。他的兒子方孝標，后來把父親骨灰背回江南，但自己又卷入新的文字獄（《南山集》案），死后被挫骨揚灰。

更殘酷的是，流放成為傳統。整個清朝，寧古塔、卜魁（齊齊哈爾）、璦琿，不斷有新的流人到來。江南的文明，就這樣一滴一滴，滲入關外的黑土地。

六、文明的倒灌：被改變的土地與被改變的人

流放是懲罰，卻意外促成了文明的傳播與融合。

漢文化的北漸：

• 寧古塔出現了第一座文廟、第一所正式學堂
• 《論語》《詩經》在滿洲子弟中傳誦
• 漢醫、農技、工技在東北落地生根

滿洲的漢化加速：

流人們不僅是囚犯，也是老師。他們帶來的江南文化——詩詞、書畫、飲食、禮儀——潛移默化影響著當地的滿洲貴族。當康熙帝后來推行漢化政策時，寧古塔這樣的邊地，反而有了基礎。

東北開發的先驅：

流人和后來的“闖關東”者，共同開發了東北。他們開墾的土地，建立的村落，貿易的商道，為后來東北的全面開發奠定了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東北最早的“知青”——被迫下鄉的知識青年。

文學與歷史的財富：

“流人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獨特的一脈。凄厲、蒼涼、混著雪與血，與江南的婉約、中原的雄渾都不同。而《寧古塔紀略》《絕域紀略》等著作，成為研究清初東北的珍貴史料。

七、個人的悲歡與歷史的荒誕

當我們拉開距離看，這場持續近二百年的流放，充滿了歷史的荒誕。

荒誕一：懲罰變成播種

清朝皇帝的本意，是用苦寒之地折磨這些不聽話的文人，消滅他們的氣節。結果，苦寒磨練了他們的氣節，而他們隨身攜帶的文化，像種子一樣在凍土里生根發芽。

荒誕二：邊緣重塑中心

被流放的是“邊緣人”（罪犯），去的是“邊緣地”（關外）。但正是這些邊緣人，在邊緣地保存、傳播、創造的文化，最終又反哺了中心。沒有寧古塔的流人，納蘭性德或許寫不出“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的句子。

荒誕三：恨的消解與新的認同

流人們原本恨朝廷，恨滿人。但在與滿洲將領、普通旗人、原住民的朝夕相處中，恨意慢慢消解。他們開始意識到，大家都是人，都有苦難，都在求生。一種超越民族的、基于共同生存經驗的認同，在苦寒中萌芽。

吳兆騫晚年有一首不太出名的詩，寫他在寧古塔教過的滿洲學生：“塞外授經憶舊時，氈帷雪夜課毛詩。而今若問關山事，只有東風似舊知。”

他教他們“關關雎鳩”，他們教他“雪地求生”。誰是老師，誰是學生？誰在教化，誰被教化？界限早已模糊。

八、余音：我們每個人都是流人

寧古塔的流人們，其實是我們每個人的隱喻。

我們都是文化的流人：離開熟悉的語境，在陌生的世界里，努力用舊語言解釋新現實，用舊技能適應新生活。

我們都是時間的流人：被命運拋到一個不曾選擇的時代，在變與不變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我們都是記憶的流人：帶著故鄉的烙印，在他鄉掙扎求生，鄉愁既是甜蜜，也是重負。

康熙五十年（1711年），最后一個關于寧古塔流人的記載，是廣東文人楊越的孫子回到江南參加科舉，中舉。距離他祖父被流放，已過去半個世紀。

這個年輕人還會說滿語，記得祖母教的滿族歌謠。在江南的細雨中，他偶爾會想起祖父描述的、他從未去過的寧古塔：那里的雪是干的，一踩咯吱響；那里的天空特別高，星星特別亮；那里的人喝酒用大碗，唱歌不用伴奏。

他提筆寫詩，發現自己的詩句里，有種江南文人沒有的粗糲和開闊。他突然明白了什么——流放沒有結束，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血液里延續。

就像寧古塔的白樺樹，樹皮可以一層層剝下，剝到最后，還是樹的形狀。流人們的江南記憶，就像那樹皮，一層層裹著他們，讓他們在絕域中，沒有完全變成別的東西。

而他們帶來的江南，也像種子，落在黑土地里，長出的不再是原來的柳樹、桃樹，而是適應了寒冷的、新的樹種。它還是樹，但已是不同的樹。

這或許就是文明傳播的真相：沒有純粹的給予，也沒有純粹的接受。只有碰撞、交融、變異，最后長成既像父輩、又不像父輩的新生命。

寧古塔的風雪停了。那些流人的墳墓，早已無跡可尋。但當你走在今天的東北，聽二人轉里有《梁祝》的調子，看酸菜白肉里有江南腌漬的影子，在某個老宅發現斑駁的文人畫——你會突然覺得，那些穿著破舊棉袍、在雪地里艱難前行的江南書生，他們的流放，或許并沒有白費。

他們用個人的苦難，無意中完成了文明的遷徙。而所有的文明，不都是在不斷的流放與回歸、破碎與重組中，踉蹌著走向前去的嗎？

只是那代價，太冷了。冷到三百年后的我們，隔著紙頁，還能感到那股滲入骨髓的寒意。而那寒意的深處，又有一絲不可思議的暖——是人性在絕境中，依然要創造美、傳承光、相信意義的，那點固執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