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發生后，日本最擔心的是什么？它如何對中國形勢誤判？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36年6月至11月，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防共問題上的態度是靈活而又堅守底線的。正在此時，傳來了日德兩國于11月13日秘密草簽防共協定的情報。25日，日德兩國正式簽訂防共協定。

11月26日，駐法大使顧維鈞對張群就日德協定的詢問回電曰：以前我國與德、義（意大利）接近，當為權宜之計，現德義日結合，同以侵略為政策，于我前途有害。英法俄美與中國利害相同，故中國應該速與這四國接近，并逐步解聘德義軍事顧問。

但蔣介石在27日的日記中就對德方針寫的是“甲、漸疏；乙、操縱”，在28日的日記中，則既記下了“德倭之協定實與東亞不發生影響”的感想，又留下了“德倭協定與意倭妥洽于我外交之前途成敗關系殊大，惟此事利害參半，如運用得法未始非轉敗為勝之良機”的分析。

30日，蔣介石“閱報載意日協定將成事實，幾不成寐”，記道：

“一、意日如果有協定，則形勢較之德倭協定為嚴重，但其結果，意必不能助德倭而德倭同歸失敗而已；二、意或不致承認偽國，如其果承認，亦無甚關系，而意之本身徒受損失，使中英邦交日臻親密而已。”蔣最后還感慨：“倭德與倭意之協定皆出人意料之外。”

與蔣介石相比，正為避免遭受日德夾擊而努力調整對日關系的蘇聯當局，對日德協定的看法就完全是負面的了。為防止國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而加入日德協定，使蘇聯腹背受敵，蘇聯高層從11月到12月，連續會見剛上任不久的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在強調“蘇聯對中國之好感不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下，即美國對中國之好感亦不能超過”的同時，質詢中方如何處置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

其中，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向蔣廷黻透露了尚未正式簽訂的日德協定的公開內容與秘密內容，并就正在進行中的中日交涉表達了蘇方的關切。

1、日本的擔憂

在日德協定所帶來的震動尚未平息之際，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了以要求蔣介石聯蘇、聯共、抗日為訴求的西安事變。對擅長于收集中國情報的日本來說，這一事態也是出乎意外的。因此，直到16日，日本外務省還自認“西安事件真相迄今不明”，故提出：日本對西安事變的方針應該是先專注于保護在華日人及其權益，同時努力把握情勢，待探明真相后再慎重制訂對策。

其時，日本正因日德協定所帶來的日蘇緊張而深感危機。與蘇聯擔心國民政府同意共同防共、聯日反蘇相反，日本害怕的是蔣介石接受張學良提出的聯蘇抗日主張而使日本遭受兩面夾攻。

所以，日本外務省在提議靜觀形勢的同時，強調：防止赤化勢力侵犯東亞是日本的國策，不管是中國的中央政權還是地方政權，只要其標榜容共聯蘇，日本都不能容忍，在中國各地的外交官必須對此予以嚴密監視。

日本軍部也決定：如果國民政府及各地方政權進一步激化容共反日風潮，危害日本居留民安全和在華權益，日本必發動“自衛”。自此，日本政軍雙方對西安事變都一邊標榜靜觀局勢，不加干涉，一邊則都強化了對國民政府聯蘇抗日的阻遏。這和正努力防止中日共同反蘇的蘇聯形成了正面沖突。于是，在日德協定與西安事變的交相沖擊下，國民政府作為日蘇兩國的爭奪對象，必須在“中蘇合作抗日”還是“中日共同防共（反蘇）”中做出抉擇。

另一方面，對西安事變中的國民政府來說，由于蘇聯迅速表態批判張學良，所以此時更須防范的是日本。為此，12月17日，駐日大使許世英主動向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通報了西安的現狀，并稱中國媒體都贊揚日方靜觀事態、保持公正的態度。

有田強調：西安事變對日本影響極大，故日本嚴重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報導稱張學良要求蔣介石容共聯蘇、對日開戰，如果此為事實，本次事件可謂對國民政府的巨大教訓；日本曾反復指出國民政府內部主張容共聯蘇者極多，而此事再次證明日本的觀點；日本絕不能聽任中國“赤化”，凡是主張容共聯蘇者，不管其是中央政權的還是地方政權的，日本都希望迅速加以清除。

針對日方對國民政府聯蘇容共的擔心，12月18日，外交部長張接見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托其轉告有田：國民政府一貫反對共產主義，今后只要共產黨組織仍然存在，國民政府就將繼續貫徹反共宗旨。所以，如果張學良在本次事件中僅主張容共，日本不必擔心。

但問題是張學良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還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因此我們在處理時必須十分小心。原因是，在目前的中國，“反對容共”馬上就會被宣傳成“反對抗日”。出于這一顧慮，目前我們想先說明抗日的困難，以集中力量消滅容共思潮。在做了上述鋪墊后，張群說：為了不讓“容共論”得勢，我們必須要讓民眾對中日關系抱有希望。

但據西安事變以后的情報，關東軍正想借機奪回百靈廟，恢復對綏東六縣的控制，甚至還想在平津地區重提華北五省自治，對此中國政府十分憂慮。因為關東軍的這種做法將破壞我們為改善中日關系所做出的努力，促使我們不得不把政權移交給反政府勢力。張的這段發言婉轉地重申了國民政府的一貫觀點：日本侵華是中國出現聯蘇容共潮流的根本原因。

2、西安事變的影響

但中方的解釋顯然無法讓日方安心。12月19日，有田訓令駐華大使川越茂：日本政府嚴重關切西安事變后的形勢特別是蔣張是否妥協，你應迅速接觸張群等要人，摸清其真實態度，并告誡中方，日本不會容忍國民政府接受張學良容共抗日的要求。

川越遵令于21日下午與張群會談兩小時，傳達了有田的警告。張則再次重申了18日對須磨表達的憂慮，強調：如果關于關東軍的那些消息成為事實，將損害中方因日本對西安事變抱靜觀態度而好不容易產生的對日好感。

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脫離險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日本駐華外交官四處探查蔣到底是否對張妥協，得到的消息大致是否定性的。

譬如，1937年1月7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從汪精衛親友處獲悉，蔣介石在西安經宋子文勸說已經接受張學良的聯蘇要求，但從西安脫身后因為遭到部下反對，立場又生變化。19日，須磨從翁文灝那里還了解到，國民政府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對中共的態度均無變化。

翌日，須磨再訪張群，要求其說明國民政府對抗日容共問題的政策。

張群答道：西安事變后中國的抗日氣氛確實濃厚，但政府要人的意見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楊虎城等人的人民戰線派勢力；二是以反對內戰為旗幟，主張停止剿共且為一致對日而不惜容共的勢力；三是既主張避免中日沖突，又力爭對日恢復平等關系的勢力。在強調自己和蔣介石同屬第三種勢力后，張群說：現在日本最該做的是支持蔣介石，為此，日本應先承諾取消過去非法制造的既成事實，并在今后也嚴禁此類活動。

張群還警告：如果日本不能保證做到此點，中國就無法與日本進行任何對話，因為最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黨部一致認為，日本至少須保證對華平等。張最后還開列了日本應該“重做檢討”的主要問題的清單，其中包括：日本如何規范自己在華北的行動？華北的中日經濟合作能否依靠高壓態度實現？中國如何完成行政統一？日本如何實現外交一元化，使自己的外交官不被關東軍牽著鼻子走？日本軍部如何處理和關東軍的關系？

1月下旬，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和軍部顧問山本也就中國有無聯蘇問題與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會談。孔祥熙稱，蔣介石在事變時身處暴力包圍之中，即使有虛與委蛇之處，亦系脫身之計，決非本志，蔣長年堅持剿共之歷史可作佐證。山本等表示，孔祥熙之說使日本消除了對蔣介石“一方對日敷衍一方聯俄抗日”的懷疑，并稱：即將取代廣田弘毅出任首相的林銑十郎，在執政后必能為中日關系打開新局面。

3、對華誤判后的“中國再認識”

山本所說的“新局面”與此時日本出現的“中國再認識”密切相關。

西安事變后，中國的局勢使日本在震驚的同時，深感自身在對華認識上的不足。因為，事變剛剛發生之際，日本從政府、軍部到財界、媒體等等，一般都預測中國將出現嚴重分裂，重陷軍閥混戰，蔣介石兇多吉少，即使有幸生還，作為做過部下階下囚的人也將身敗名裂。不少頭面人物還公開表達了幸災樂禍的心情。

但是，12月25日以后的事態讓日本人深感意外：蔣介石不僅在張學良的親自陪同下脫離了險境，而且這一消息傳出后，中國竟出現“爆竹連天，民眾狂喜”的現象。接著，日本人還發現：中國不但沒有因為西安事變深陷分裂，而且政府顯得更加團結，社會在總體上保持了穩定，蔣介石人氣大漲，成為最大的“事變受益者”。

在處理中日關系與日蘇關系都格外需要重視中國之際，對西安事變結局的誤判卻恰恰證明日本在對華認識上的缺陷。以此為契機，“中國再認識”成為日本各界的一個口號。它包含重新檢討日本自身的對華政策與重新評估中國現狀兩個方面。

在前一個方面，首先在媒體公開提示自身思考結果的，是時任貴族院議長的近衛文麿。

他在1937年元旦發表的關于中日關系的論文中指出：對華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中心，從理念來說，日中兩國不僅有二千余年的善鄰關系，而且是東亞的安定力。但就目前的事實看，在“偽滿洲國”誕生和日本退出國聯后，中國憑借依存歐美，推進國家建設，國勢步步發展。其結果，中國朝野的反日情緒日益高漲，呈現出不達開戰不罷休的氣勢。

接著，近衛認為：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問題在于日本的對華認識缺乏原則上的一貫性，處置中國事務的方法也不妥當。因此，近衛主張：調整日中邦交是當務之急，其目標是消除中國對日本的猜疑與誤解，促使中國認識到日本對中國領土沒有侵略野心，且希望和中國親善友好。

1月6日，刊載近衛文章的《朝日新聞》自己也發表了一篇論述中日關系的社論。它一開頭就批判政府當局說：1936年的日中邦交調整不僅是失敗，而且還使兩國關系更加惡化，在中國人心中深植了對日本的仇恨，致使中國充滿了立即對日抗戰的呼聲。對此局面，中日雙方都有責任，但就日本來說，主要原因是缺乏對華認識，沒有掌握中國的人心，在處理對華關系時，日本的方式太生硬，以為只要加以恐嚇，中國人就會屈服。結果不僅事與愿違，還促使中國人產生了日本并不可怕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華再認識”中，日本軍部負責對華政策的中堅官僚也很活躍。

其中，打頭陣的是石原莞爾。作為策劃九一八事變及建立“偽滿洲國”的功臣，他在日本軍方頗受重視，其時已身居陸軍參謀本部第二課（戰爭指導課）課長要職。基于對西安事變所顯示的中國抗日高潮的恐懼和對優先應對日蘇矛盾的考量，1937年1月，石原莞爾多次在內部倡導改善對華政策。譬如，在《帝國外交方針及對華實行策改正案》中，他提出：日本對中國應該以互讓互助為手段，調整日趨惡化的兩國關系。為此，日本應該幫助中國根除阻礙進步的病根，援助中國的建設與統一。在《關于對華政策的意志表示》中，他還主張日本今后對中國應該致力于經濟、文化方面的工作，而不可繼續推行政治上的“華北分治工作”。

4、日本當局的對華新認識

上述意見都發表于廣田弘毅內閣的末期。它們既反映了日本出現的新思考，同時也在某種意義上為其后的變化起到了引導作用。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如前述山本之言所預告的，2月2日陸軍大將林銑十郎取代廣田弘毅組閣后，日本在加深理論層面的對華再認識的同時，在外交層面也開始浮現出新的姿態。

首先，在石原莞爾的建議下，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開始共同修正1936年8月決定的對華方針。作業之初，海軍軍令部的橫井忠雄（戰爭指導班長）強調：中國民眾的抗日意識雖然和歐美各國的策動及中國內部的宣傳有關，但不能否認，日本以往的對華政策過分霸道，也是造成上述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世界大戰后，法國對德國的高壓政策，反而促使德國發奮成為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日本目前以強壓和謀略為經、以優柔寡斷的交涉為緯的對華外交，有重蹈法國覆轍之虞。

接著，林銑十郎在2月15日向議會發表的施政演說中也宣稱日中兩國應該理解彼此立場，雙方的政府和國民都應相互保持密切接觸，使“日中提攜”獲得成功；日本不會侵略華北，今后將利用一切機會消除中國的誤解，并實現外交的一元化。

另外，陸軍的“中國通”楠本實隆（上海特務機關長）也會同海軍駐滬武官本田忠雄，于2月18日向首腦部提出以下述兩點為中心的建議：

（1）是真心調整日中邦交，還是繼續堅持滿洲事變時期的指導精神，以強硬政策對付中國？必須作出明確的決定。觀察中國的現狀和日本的實情，繼續推行強硬政策不僅無可能，而且與我安定東洋的最終目的相違背，故日本應該拋棄強硬觀念，迅速調整日中關系。

（2）我方以往那種排斥中國中央政府，專圖通過對地方政權的利用、脅迫來主導日中關系的做法，是只知道日清、日俄戰爭時代的中國，而不了解現代中國。今后須知：以恐嚇將我方意志強加于中國的時代已經過去，對華壓迫反而強化中國人的抗日意識，國民政府將利用這種意識而加強團結。

為了加強外交陣容，林銑十郎在以首相身份兼任外相一個月后，于3月3日任命原駐法大使佐藤尚武出任專職外相。其后，日本進入了以對華溫和姿態謀求緩和中日關系的所謂“佐藤外交”時期。它是以佐藤在3月8日的貴族院全體會議所表明的外交理念為標志的。

其中，與對華關系直接相關的主旨為：基于平等立場的外交談判是國際關系的常道，今后應該盡量相對地考慮到中方的要求與重要利益，同時說明我方的要求及重要利益。對現存的各種懸案，都應該從上述觀點進行再檢討，以充分協調的態度進行折沖。

在檢討自身的同時，在重新評估中國方面，日方也提出了不少“新認識”。

其主要觀點，可歸納為下述五條：

（1）中國能夠統一并且正在接近統一

甲午戰爭以降，日本的傳統中國觀是認為中國是一盤散沙，民眾沒有國家與民族意識，其生活的目的只是保全自身及家屬，故國家不可能真正統一。石原莞爾當年作為關東軍高級參謀策劃九一八事變時，就曾經以此觀點將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加以正當化。

但現在石原莞爾認為，西安事變的結局表明“反對內戰”與“國內統一”是中國目前的兩大特色，“二者均具自然發生之傾向并互為表里。”他還指出：現代中國的上層組織可分為軍、政、黨三個方面，其中，國民黨的“黨力”最近表現出普遍的滲透性，風靡了民眾特別是青年層。

在外交官中，剛于1月11日回到日本的原駐華大使館參事官若杉要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盡管發生了西安事件，但中國政府出乎意外地維持住了國內治安，經濟界也沒受到大的影響。以此為契機，中國將認真進行國家建設。

（2）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已成為中國的核心

日本雖于1929年6月正式承認了國民政府，但實際上一直認為它不過是中國“眾多地方政權中的一個”，并不具備領導全中國的能力。但從西安事變的結局中，很多日本人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增強了，看問題也是理性的。從對西安事變的具體處置來看，國民政府是有自信的。基此認識，楠本實隆指出：從中國的現狀看，反對中央的各種勢力雖然還有殘余，但都已不可能顛覆中央，至多只能爭取在中央政府中多安插一點自派人士。因此，日本若繼續堅持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和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舊觀念，必然招來事與愿違的后果。

（3）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日方還看到，中國已經在軍事建設和經濟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關于前者，在以往的日本人眼中，中國軍備虛弱，軍隊是各地軍閥的私兵，雖然人數眾多，但戰斗力微不足道，在日軍面前一觸即潰。但現在他們強調，“中國的情形已迥非昔比，政府積極訓練軍隊，擴充空軍，軍力已與日本相差不遠。政治、經濟組織亦均嚴密，顯著進步，不能不刮目相看”。關于后者，曾任駐上海總領事的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達夫在講演中舉例回顧說：1935年，日本的在滬紡織業都認為中國的同行不是自己的對手，但兩年后的現在，中國的紡織業已取得巨大發展，致使日方同行業已不敢小覷。

（4）中國的進步和統一建立在高漲的抗日意識之上

在論及中國加速走向統一與進步的動力時，日方的“新認識”強調，國民政府不但自身一直堅持抗日，而且還以它作為國內統一及國家建設的精神源泉。前述近衛論文還指出：在評估西安事件后中國的大趨勢時，我方有識人士一致認為中國的抗日意識會持續強化，對日感情將日趨惡化。因為，無論為維護和英美法蘇的關系，還是為維持中國人民目前的熱情，南京都不能不標榜抗日。（注29）另外，若杉要也預測西安事變后的蔣介石會從“統一優先”轉為“抗日第一”。

（5）中國已經不再害怕日本

在這一問題上，剛結束駐南京總領事任期的須磨彌吉郎強調，由于英國等第三國對中國的同情和日蘇關系的緊張，中國以為國際形勢對日不利，日本患上了“恐蘇癥”；加之綏遠抗戰的勝利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所以中國已經不在乎日本的壓力。

駐華武官雨宮巽在講演中也回顧說，兩年前日本對中國人的威力極大，但綏遠事件和西安事件增強了中國的信心，所以，現在不管日本人說什么“斷然措施”，中國人都一笑置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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