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申請，為何讓人如此心力交瘁？

如果放下對熱點與表達技巧的執著，回到學術問題本身，項目申請書的寫作同樣可以幫我們逼近尚未完全清晰的問題，并讓其意義逐漸涌現。

撰文 | 張藝瓊

國自科截止了，國社科還沒有動靜。交了本子的，在等結果；還沒交本子的，在等通知。大概每年只有這短暫的一段日子，文理科研究者才難得生出同道之感：懸而未決，自我消耗。

令人唏噓的是，被這種消耗困住的往往并不是不夠努力、也不是訓練不足，不少都是一路按部就班接受了良好學術訓練的年輕人。 他們在無休止的本子修改中逐漸失去了對科研的熱情和信心。

項目申請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職業化的訓練體系：專家指導一輪接一輪，本子修改一輪接一輪，儼然一套精細化運營的申報工程。

外行看技術，內行看門道。無休止的培訓和指導，反復打磨的主要是如何表達的“術”：標題如何大氣，選題說明如何貼近熱點，結構如何規范，語言和格式如何迎合快速評審。而真正的“道”，學術問題意識，卻在這些精細化打磨中逐漸被消解。當“術”不斷被強化，而“道”本身沒有被認真追問時，寫本子就變成一種消耗：越努力，越迷失；越修改，越偏離。

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人找我看本子。每個給我本子草稿的人都戰戰兢兢，覺得自己的本子一塌糊涂；同時也義憤填膺，覺得自己被迫浪費生命做無用功。

能過的本子千篇一律，過不了的千篇千律。能過的是我為主，過不了的也都是我為主，只不過是前者是大我，后者是小我。大我是將自己的研究融入國家及社會需求的宏大敘事，小我是在文獻夾縫中堅持自我，用技術細節掩蓋格局局限。

科研實力不行的本子一般過不了，這是近幾年大家的共識。不排除有個別運氣好選了個熱門題目過。但這種憑科研實力以外的因素過的概率越來越小了。

大伙既驚訝也不驚訝的是，科研實力很行的往往也過不了，“海歸”尤為突出。這種情況比科研實力不行還過了的常見多了。每次揭榜后，都會有人苦口婆心跟這一類落榜的人說：要去混圈子。圈子說，我可沒那么大能耐。曾經，確實可以靠圈子走天下。但如今得靠本子實力走天下了，因為項目申請越來越規范了。

為何科研實力有時無法轉換為項目實力？這其實是個心理問題。很多人寫本子的時候總帶著一股情緒，覺得項目逼得自己放棄了學術，讓節操碎了一地。（不要問我為何如此深諳人性。）

其實節操要不要守，在于你，不在于項目。主動權一直在你的手里。把心理問題解決了，一般科研實力強的都能拿到項目。

心理療愈還得從項目的前生今世說起。早期科研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富人的游戲”。能不能做研究一直就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是一個資源與身份的問題。

在現代科研資助體系出現之前，科學并不是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職業。它更多依附于王室、教會或貴族網絡，是一種典型的“贊助制”（patronage system）：科學家需要找到贊助人，通過服務權力中心來獲得研究條件與社會認可（Shapin, 1996）。也就是說，科研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它始終與資源、權力和社會結構糾纏在一起。

19世紀以來隨著大學制度的興起以及20世紀國家科研體系的形成，科學逐漸從個體依附走向制度化運行。19世紀的英國，政府開始主動出資支持科學研究，國家逐漸走上前臺，成為科學發展的重要推動者（MacLeod, 1971）。

而二戰后，尤其在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大學和科研機構大規模發放研究經費，逐步塑造了現代科研資助體系。隨著科學逐漸制度化與專業化，科研資助也由依托機構的持續性支持，轉向以競爭性項目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機制（Lepori et al., 2007）。在這一機制下，科研活動逐漸以具有明確目標、周期與評估標準的項目形式開展。

在贊助制時代，科學家需要回應的是具體的贊助人的期待；在現代項目制中，研究者面對的是更抽象但同樣真實的“出資方意志”。它可能以“國家需求”“產業發展”或“社會問題”的形式出現。這也是為什么項目申請中總是反復強調“國家需求”或者“社會意義”。它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現代科研體制組織架構的核心。因此項目并沒有改變科研“受制于資源”的本質，它只是改變了這種關系的表現形式。贊助人變成了制度，私人意志轉化為政策語言。

簡而言之，項目的本質就是政府或企業掏錢讓你解決問題，問題可以高大上，也當然可以看起來毫無意義。確實存在像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強子對撞機這種極其基礎、極其純粹的科研項目。它們不直接解決現實問題，也不需要立刻證明“有什么用”，但這類項目對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很遙遠。這類項目的背后往往是國家級、甚至世界級的長期投入，屬于少數頂尖科學共同體在穩定資源支持下探索未知的奢侈。

一談錢，不少人會有一種節操碎了一地的感覺。其實真正讓人別扭的并不是錢本身，而是學術問題與社會需求、應用價值、資助邏輯被直接捆在一起之后，純粹研究的習慣和期待似乎被打破了。

我經常聽人抱怨，我們做理論研究的哪有那么多花哨的社會意義。在我看來，研究的意義從來不只有一種尺度。它既可以是直接的、現實的，也可以是基礎的、緩慢發生作用的。許多看似“無用”的理論研究，并不是真的與現實無關，而是它與現實之間的聯系更間接、更隱蔽。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通常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關鍵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學術的純粹去尋找它，并能把它說清楚，說明你的研究為什么值得被支持。這一過程本質上是connecting the dots。或者也可以理解為，有些研究的現實意義不是現成的，而是在論證中被構建出來的。

理想科研模式中，研究者因困惑與好奇進入問題，在不斷逼近其復雜性的過程中意義會隨之涌現。但在項目邏輯下，意義被前置為前提條件，進入問題前需要先構建一個關于它合理性的敘述。

這種轉變帶來的不適，本質上是一種認知與倫理上的張力。我們習慣于意義在深入研究之后逐漸顯現，但項目卻需要在研究尚未展開之前確定意義。這種尚未知而需言之鑿鑿的狀態讓很容易讓我們產生節操碎裂感。

那如何能守住節操寫本子呢？

一個簡單但不容易做到的原則是：不要從“項目需要什么”出發，而是從“我對什么樣的學術問題感興趣”出發。

專家們都說選題重要，那是決定中與不中的關鍵。我卻認為選題的重要性在于它決定了接下來幾年你與研究之間的關系：是追隨你感興趣的問題，還是被一個并不熟悉的問題推著往前趕。

現在的很多項目申請培訓教的都是一套“逆向寫作”的方法：先看政策關鍵詞是什么，評審偏好是什么，今年流行什么問題，選一個看起來前沿花哨的題目，然后再想辦法往里填內容。從技術上講，這套方法還挺高效的。在AI的加持下，我們很快就可以拼出一個結構完整、邏輯自洽、看起來“高度對齊”的本子。但這樣的本子不但沒有靈魂，更要命的是需要你不斷在不熟悉的問題框架里維持敘述的一致性。

每一步都在用力，但這些力卻很難真正沉淀為對問題的理解。

即便僥幸范進中舉，那往往意味著麻煩才剛剛開始。現在的結項基本是按照申請書來驗收的。就是你當初是怎么說的，最后就要怎么交賬。所以，一旦中了，你要兌現一個提前寫好的承諾。但科研往往不是按預設的路徑走的。

如果一個題目不是你熟悉的領域，那么后面的幾年很可能都在一邊補基礎，一邊趕進度，同時還要努力把結果對齊到最初的設想。這樣一來，項目研究變成了一場長期的自我糾偏，是非常痛苦的。

這種高度消耗性的拼裝工作可能會讓你覺得都不只是節操碎一地，而是肉身碎一地。慢慢被消磨掉的是判斷什么才是一個值得做的問題的感覺，那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我們應該回到自己的研究領域，找一個自己最想做的學術問題。它到底是什么問題？難點在哪？為什么值得研究？為什么現在要解決？如果它長期得不到解決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這些都是需要扎實的文獻支撐論證。

問題不是憑空設計出來的，而是從你的研究積累中浮現出來的。你能做什么，往往決定了你能提出什么問題。當然問題可以往相關領域拓展，很多時候拓展也是必須的。因此，項目選題的本質是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拓展。這也是為什么最近的項目申請書明確要求要有相關的前期成果。

項目書和學術論文雖然同屬學術寫作，但卻有著本質差異。論文屬“事后論證”：在研究完成后，通過文獻、數據與分析論證研究結論，并與相關研究結果展開對話。項目書則是“事前說服”：在研究尚未展開、結果尚不可知時，通過問題建構、研究設計和價值闡釋，讓評審相信這項研究值得做、能夠做，因此值得投錢。很多科研實力強的往往會無意識地把項目書寫成一篇“還沒做出來的論文”，試圖用復雜的理論、細致的設計來增強說服力，卻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問題，評審首先需要被說服的不是你的研究多有深度，而是它為什么重要、為什么現在必須做、為什么應該由你來做。

論文寫作訓練教會我們如何進入學術共同體，卻很少教我們如何進入資源分配體系。我們知道如何嚴謹地做研究，卻不擅長回答它為什么值得被資助的問題。當一個學術問題需要被轉化為一個具有公共意義與資助價值的問題時，很多人會不知所措。某種意義上，學術訓練越扎實的人，反而越不容易完成這種轉換。

網上關于項目寫作的技巧早已鋪天蓋地。很多人看了無數攻略，仍然寫不好項目。技巧失效往往是因為在追求“寫得像”的過程中你放棄了那個屬于自己的學術問題。

如果問題本身是清楚的，你知道它學術意義在哪里、為什么重要，這個時候再去建立它與現實的聯系會容易不少。但如果問題本身是模糊的，或者是從外部拼接出來的，那么無論掌握多少寫作技巧，最終都只能是在不斷改寫問題：一會兒往政策靠，一會兒往熱點貼，一會兒再補一點理論包裝。這種本子是缺乏靈魂的，各說各話，理論貢獻沒有文獻根基，創新缺乏學術脈絡，方法的合理性也沒有研究支撐。

項目寫作的本質首先是有一個站得住的學術問題，然后才是把這個問題“賣出去”。問題沒想清楚，再多的攻略也只是徒增復雜；問題一旦想明白，很多看似復雜的寫作要求反而會不攻自破。不過，和論文寫作相似，問題也不是一開始就清清楚楚地擺在那里，而是在不斷寫、不斷想的過程中，才慢慢變得清晰起來。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我們放下對熱點與表達技巧的執著，回到學術問題本身，項目申請書的寫作同樣可以像論文寫作一樣，幫助我們逼近一個尚未完全清晰的問題，并讓其意義逐漸涌現。

我們無法改變項目申請體制，也無法回到一個沒有項目要求的科研環境，更無法要求現有的項目申請培訓既提升資源獲取能力，也提升學術能力。畢竟，培訓專家再厲害，他們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我們自己可以努力減少項目邏輯與學術邏輯之間的分裂感，把順序擺正：不是先按照項目的邏輯去拼裝問題、組織意義、包裝價值，而是先確認自己真正想研究的問題，然后再去爭取它應得的資源。

參考文獻

[1] Lepori, B., van den Besselaar, P., Dinges, M., Potì, B., Reale, E., Slipers?ter, S., Thèves, J., & van der Meulen, B. (2007). Comparing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research policies: What patterns of chang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34(6), 372–388. https://doi.org/10.3152/030234207X234578

[2] MacLeod, R. M. (1971).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grant: Not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1849–1914.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4(2), 323–358.

[3] Shapin, S. (1996).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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