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在刑事訴訟中，不同法律角色承擔著不同職責。檢察機關依法履行公訴職能，律師依法行使辯護權，二者在程序結構上各有立場。但在證據規則面前，所有法律判斷最終都必須回歸同一基礎——證據本身。
當證據成為共同遵循的判斷標準時，看似對立的法律角色之間，往往會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協同關系。
龍陵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正是這種法治協同的一個具體縮影。
今年3月，經檢察委員會審議，龍陵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郝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案件從移送審查起訴到最終作出處理，經歷了兩次補充偵查和檢察委員會集體討論。
一起沖突進入刑事程序
2025年3月，龍陵縣一處施工工地內，工人郝某某與工友羅某某因施工車輛通行問題發生爭執，隨后演變為肢體沖突。
事后，羅某某被診斷為左側第5、第6肋骨骨折，經司法鑒定構成輕傷二級;郝某某亦被診斷為腦震蕩。
案發后，雙方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和解，郝某某向羅某某賠償5.26萬元并取得諒解書。隨后，案件以涉嫌故意傷害罪進入刑事程序，并被移送龍陵縣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隨著案件進入審查階段，圍繞案件事實的證據問題逐漸浮現。
圍繞證據展開專業討論
在閱卷過程中，承辦檢察官對案件證據進行了系統審查。
與此同時，辯護律師在閱卷后提出辯護意見，認為案件部分證據之間存在不一致之處，需要進一步核實。
對于辯護人提出的意見，檢察機關依法進行了評估，并決定將案件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以查明相關事實。
補充偵查結束后，案件再次進入審查階段。但隨著證據進一步梳理，檢察機關認為部分關鍵證據仍需繼續核查，于是再次要求補充相關證據材料。
在這一過程中，控辯雙方圍繞案件關鍵證據展開多輪專業討論。隨著證據逐漸被重新審視，案件事實的認定也愈發審慎。
“刑事訴訟不是簡單的指控與辯解，而是在證據規則框架下不斷接近事實真相的過程。”案件辯護律師張某表示，“律師的職責，是通過專業分析發現證據中的疑點，讓案件事實能夠在更充分的證據審查中得到檢驗。”
影像資料引發再審視
在案件審查過程中，涉及傷情鑒定的影像資料逐漸成為關注重點。
檢察機關在分析CT影像資料時發現，影像資料所反映的部分醫學特征與案件中部分陳述之間存在差異。
與此同時，辯護人也針對影像資料提出了專業分析意見。
在證據規則的框架之下，案件事實再次被放置在證據體系中重新審視。
集體審議形成最終決定
鑒于案件證據情況較為復雜，龍陵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將案件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
經審議認為，本案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后，關鍵證據之間仍存在難以排除的矛盾，現有證據尚未達到刑事起訴所要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相關規定，檢察機關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
“刑事追訴必須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證據基礎之上。”龍陵縣人民檢察院分管案件的副檢察長表示，“當證據之間存在無法排除的合理懷疑時，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既是對法律規定的嚴格遵循，也是對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
證據規則下的制度協同
在刑事訴訟制度中，檢察機關承擔著審查證據、決定是否提起公訴的重要職責;律師則通過依法行使辯護權，對案件證據進行審查并提出意見。
二者在程序結構中承擔不同角色，但在證據規則的約束下，又形成一種制度性的互動關系。
當律師提出證據疑點時，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補充偵查、證據復核等程序進一步核實案件事實;而檢察機關嚴格把握證據標準，也能夠確保刑事追訴建立在充分證據基礎之上。
讓司法回歸證據
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既要依法懲治犯罪，也要防止錯誤追訴。
在刑事訴訟中，“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僅是一項法律要求，更是一道必須守住的司法底線。
從一起普通的工地沖突，到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這起案件所呈現的，正是法治在具體案件中的一次運行。
在證據規則之下，不同法律角色通過制度化程序展開協作，使案件最終回歸法律本身，也讓司法公正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得以實現。
記者 張恒 通訊員 郭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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