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視頻直播迎來爆發期后，多元化的直播樣態豐富了我們的“娛樂廣場”，受眾的心理與行為逐漸呈現“狂歡化”趨勢。基于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研究網絡直播的特點、失范現象及成因，以尋找網絡直播失范現象的治理路徑，共同構建風清氣朗的網絡空間。

【關鍵詞】狂歡理論；網絡直播；失范現象治理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催生出網絡直播這一新興傳播形態，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網絡直播發展至今，在技術的賦能下已呈現出多元化新形式，狂歡廣場的“反叛”特質滲入我們的生活，重構著網絡空間話語權，但同時也出現了各種直播亂象，干擾了有序的網絡空間秩序，解構主流話語，加劇了社會的撕裂。

一、狂歡理論與網絡直播

（一）狂歡理論內涵及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狂歡理論”的概念，該理論是巴赫金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狂歡理論總結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的狂歡化文學實踐，將“狂歡”提升為人性解放的鮮活實踐，其前提是兩種世界、兩種生活的劃分。巴赫金強調立足民間立場的主流與邊緣的對立。“狂歡節”“狂歡式”“狂歡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個關鍵詞。在狂歡節這一民間節日慶典中，全民性的狂歡儀式在狂歡廣場不斷延伸其文化意義，人們可以自由互相接觸，以插科打諢的方式相處，秉持平等的生活態度，同時也可以進行諷刺，以此反叛現實的等級秩序。狂歡式則使狂歡節能夠突破時間與地點的約束，打破現實世界的時空障礙與等級界限，“狂歡”標簽由此進入大眾文化范疇，體現出強烈的“狂歡精神”。“在狂歡節中，狂歡的節日廣場文化總是在不斷地顛覆等級秩序、消除尊卑對立、破壞嚴肅統一、瓦解官方和民間的界限，讓一切邊緣化”，在基于網絡搭建的狂歡廣場上，人們通過加冕、脫冕完成表演，象征性構建出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地位等級，并時刻體會到狂歡儀式帶來的快感，最終完成“狂歡化”的世界構建。因此，狂歡理論極具全民性、顛覆性，飽含烏托邦色彩，蘊含著批判與反抗精神，表達著民間娛樂場對“自由”的推崇，人們也樂于沉浸在精神宣泄和娛樂自由的世界中。

（二）網絡直播的發展脈絡

在移動互聯網語境下，每一種智能終端都是互動平臺，互聯網媒體將人、物、事的即時狀態傳遞至智能終端用戶，每一位網民都有可能成為網絡信息的源頭和傳播媒介。縱觀我國網絡直播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首先是2005年—2013年的起步期，此階段我國互聯網模式逐步起步，YY、9158等網絡直播平臺應運而生，電腦端直播被大眾熟知，打賞也成為直播的特色消費形式。2013年4G牌照的發放，標志著網絡直播進入發展期。2014年—2015年，游戲直播備受關注，通過網絡直播《英雄聯盟》等爆款游戲收獲大量熱度，其中以斗魚平臺最為突出，游戲本身為網絡直播提供了豐富的觀賞性，滿足了受眾的娛樂需求。2016年被稱為“中國網絡直播元年”，這一時期，各類直播平臺呈爆發式增長，規模和類型不斷豐富，且更偏向娛樂性，“直播+”模式成為網絡直播的新樣態。在社群經濟層面，各行業與網絡直播深度結合，增強了行業粘性；在商業模式層面，與其他互聯網商業模式嫁接融合，出現了以手機為載體的移動直播，網絡直播的全時性、全景性得到顯著提升。此后，網絡直播逐漸走向成熟，并涌現出新興形式，AR、VR等技術為網絡直播賦能。2019年5G正式商用，低時延、高效率、高質量等特點融入網絡直播，“萬物皆可直播”的全民直播時代正式來臨。

二、網絡直播的特點

（一）主體與平臺多元化的全民參與

網絡直播依托穩定的移動網絡，與屏幕前的受眾實現實時互動，這種區別于電視直播、廣播的新模式，給予受眾強烈的參與感，受眾和主播在參與直播的過程中，能夠切身感受到“存在感”帶來的關注度提升，這也為用戶規模的壯大奠定了群眾基礎。在流量為王的時代，網絡直播帶來的流量紅利吸引了個體、團隊、企業等紛紛加入直播大軍，網紅孵化公司、明星、企業旗艦店成為網絡直播的主力軍。隨著各類直播APP數量的持續增長，直播主體與平臺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在狂歡節中，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放縱狂歡，不受限制與約束，而網絡直播平臺和直播間便化身狂歡廣場，主播和觀眾以娛樂的方式進行自我演繹、表達與宣泄。在互聯網匿名性、開放性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人自由參與直播活動，網絡直播呈現出全民參與的“全民狂歡”態勢。

（二）打破時空限制的全時互動

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是網絡直播最顯著的特點和優勢。觀眾可以從真實的現場動態視頻中獲得強烈的在場感和實時溝通的快感，網絡直播的多向交流給予受眾充分的尊重，迎合了受眾的“模糊化需求”。全時全景帶來的沉浸感，使觀眾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入直播間并代入現場，各主體間的粘性與聚合力不斷增強。正如克萊·舍基在《未來是濕的》一書中所闡述的，互聯網提供了人們相互溝通的工具，打破了時空限制，“我們已經被戲劇性地聯系在了一起。我們所顯露出來的關于自身的信息……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的社會可見度，使我們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眾審視”。在直播間，主播和觀眾可以實現實時互動反饋，主播根據觀眾的反應及時調整，觀眾再對主播的調整做出新的回應與反饋，如此循環往復，雙方的互動交流不受時空約束，實時互動極大地滿足了大眾不同層次的娛樂需求。

（三）垂直細分式的直播類型與內容

網絡直播從早期PC端秀場直播，逐步發展為游戲直播、移動直播、“直播+”模式，這種全新媒介形式的出現，迎來了又一次傳播革命。科學技術的推動使網絡直播衍生出更多模式，進一步滿足了受眾的窺私欲，受眾也持續依賴這種特殊的溝通方式充盈娛樂快感。網絡直播類型日益垂直細分，“直播+電商”“直播+教育”“直播+游戲”等模式不斷涌現，直播類型從簡單的以個體盈利為目的，延伸至公益扶貧、公益宣傳等領域。疫情期間，以直播帶貨為主線的助農活動層出不窮，其中，“央視新聞”客戶端聯合“淘寶”平臺發起的《謝謝你為湖北拼單》公益直播，由央視主持人朱廣權和網紅主播李佳琦搭檔，僅用兩個小時便吸引了1091萬人觀看，累計觀看量達1.22億人次，直播間點贊數1.6億次，累計賣出總價值4014萬元的湖北商品，“小朱配琦”的搭檔直播打造了2020年最大的電商直播現象級活動。

除此之外，疫情期間，“慢直播”作為“快直播”的對抗性直播形式開始出現，通過不加渲染的原生態畫面，突出此時此刻的陪伴感。2020年1月，央視頻正式開啟對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建造過程的慢直播，看似單調的實時畫面卻引來大量網友圍觀，這些平凡普通的鏡頭，成為現代人打發無聊時間、緩解精神焦慮的出口，屏幕也成為人們從快時代感知世界的窗口。

三、網絡直播失范現象中的“狂歡化”

（一）眼球經濟下的狂歡式表演

狂歡式表達是一種儀式的構建，民間推舉的代表通過加冕、脫冕的儀式表演，完成權力的賦予與剝奪，普通人在狂歡廣場上不僅獲得了新的榮譽與地位，同時也挑戰著權威與等級，“狂歡意味著對權威的反抗和顛覆……打破了底層人們對貴族的敬畏和禮節”。在網絡直播中，流量時代的主播極易陷入利益的漩渦，在眼球經濟的影響下，紛紛將“流量才是王道”作為信條，通過獵奇式表演追求最高關注度，以謀取最大經濟效益。將直播作為職業，以直播獲得的虛擬禮物作為主要經濟來源，已成為當下互聯網飛速發展中的新趨勢。一旦出現熱點，人群便蜂擁而至，人人都想分一杯“流量羹”，在流量為王的時代滿足虛榮感、站穩腳跟。在東京奧運會期間，跳水小將全紅嬋一“跳”成名，不少主播迅速前往全紅嬋的老家，占據優勢地理位置進行直播，甚至有人為了直播全紅嬋的院子而爬上樹，近乎陷入瘋狂境地，這與直播一夜爆火的“拉面哥”如出一轍。他們在流量的驅使下日夜顛倒地直播，甚至以侵犯當事人隱私為賣點博取眼球，獲得了不菲的經濟收益，這也誘使更多人參與這場毫無底線的狂歡。

普通人可以隨時隨地創建自己的直播房間，直播間成為大眾娛樂的狂歡廣場，而主播們熱衷于在狂歡廣場中構建虛擬人格，帶上面具進行精心表演以博取觀眾眼球。主播的表演形式打破常規，依靠構建的全新人格和別具一格的“面具”吸引了眾多追隨者。為博得更多注意力和關注度，各種流派與內容相互競爭，狂歡式表演愈演愈烈，催生了各類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價值和權威性。戈夫曼的擬劇論將社會比作舞臺，將社會成員比作演員來解釋日常生活，演員通過塑造易被人們接受的形象建立良好印象，這種塑造包括對舞臺布景、劇本創作的精心謀劃。主播與直播間觀眾總是在有意或無意地展示自己的前臺或后臺，狂歡性質的表演成為狂歡廣場的標志性行為。

為了獲取更多流量，主播通過各種獵奇式表演博取眼球，或是夸張的行為，或是聲嘶力竭的叫賣。在同一直播場景中，主播可以與粉絲連麥互動，而直播PK則實現了不同直播頻道的互聯互通，通過各方粉絲點贊、刷禮物等方式，根據進度條顯示勝負，輸的一方需要接受懲罰，或是進行才藝展示。在跨直播間連麥過程中，狂歡式表演成為吸引流量的籌碼，主播戲謔性地展示劇情的起伏與轉折，主播與粉絲在狂歡廣場以娛樂方式交流互動，形成一種自我放縱的“全民狂歡”。包括劇本式直播帶貨，都是在夸張表演的噱頭下進行的狂歡式表演，主播如同在舞臺上表演戲劇的演員，其目的是在流量為王的時代穩定獲取經濟效益。《小兵張嘎》中“嘎子哥”的扮演者謝孟偉，在抖音平臺開啟直播帶貨之路，他與廠家通過制造噱頭進行劇本式帶貨、PK賽帶貨，其帶貨行為飽受爭議。某次與主播“達摩”PK時，謝孟偉毫無懸念地輸掉比賽，需要接受對方的懲罰——將自己所戴手表作為商品放入直播間購物車供觀眾下單。謝孟偉稱該手表以5000元在商場購入，若以99元價格售賣將會虧損，在對方主播的煽動下，謝孟偉以“就算虧損也要回饋粉絲家人”的苦情戲碼，在10分鐘內賣掉2萬多單，隨后又以相同套路售賣項鏈。

斗魚、虎牙作為專業直播類APP巨頭，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除游戲類主播較為火爆外，部分女主播的擦邊直播也成為吸睛的“亮點”，直播內容偏向粗鄙、色情，庸俗、低俗、媚俗的內容成為獲得熱度的新方式。盡管人們對此嗤之以鼻，但卻無法抗拒窺私欲的作祟，窺探主播經過印象整飾的前臺或后臺，積極參與這場全民盛宴，這種狂歡式表演恰好填補了受眾內心孤獨的空白。無論是獵奇的吸睛表演還是劇情式帶貨，主播們都熱衷于在網絡中營造虛擬人格，在以直播平臺為基礎的狂歡廣場中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導致直播行業亂象叢生，在追求眼球效益的過程中陷入狂歡式表演，最終迷失自我。

（二）非理性情緒下的狂歡式消費

直播帶貨是近幾年網絡直播與電商共同發展的產物，這種新型直播營銷模式迅速吸引了人們的關注，進入直播間后，觀眾可以通過主播的展示與講解購買心儀的商品。從2016年發展至2019年，電商直播正式破圈，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開始涉足直播帶貨，加快了直播帶貨的發展步伐。直播帶貨為受眾帶來的陪伴感和滿足感，增強了用戶粘性，而直播本身的便捷性，讓直播帶貨狂歡節變得日常化，每一次直播都是商家與用戶的狂歡節。觀眾可以在直播間不受時空限制地任意購物，直播間的瘋狂消費氛圍也加劇了消費者的從眾心理，進而導致非理性的狂歡式消費。頭部主播憑借獨特的直播風格，收獲了眾多粉絲的信任與追捧，粉絲在直播間紛紛“剁手”，即便商品并非剛需，但主播精巧、理想化的講解，以及重復性的經典話術不斷“洗腦”消費者，“送福利”“全網最低價”等宣傳話語，精準拿捏了消費者“撿便宜”的心理，使得消費者難以遏制沖動與購買欲望。例如李佳琦的“Oh my god!買它買它”“有錢都很難買到的顏色”等話術，搭配激情的產品展示和現場氣氛的烘托，讓觀眾迅速轉化為消費者，進而成為主播的粉絲，持續跟進主播的其他活動。精英主播與民眾的距離感，在“第一世界”官方式“脫冕”、“第二世界”狂歡式“加冕”中逐漸消解，網紅主播通過輕松親切的言語、平和的態度、豐富的情感、個性的表達，吸引受眾實現積極互動與交流，精英主播與網紅主播的聯合，穩固了主播與用戶的信任鏈，推動了一個去中心化、人人平等的“第二世界”的形成，也促使用戶在狂歡中無意識地被非理性情緒牽引。

尤其在風險社會，直播間的消費更是成為人們情緒的宣泄口，人們沖破原則與秩序，在直播間瘋狂下單，在此過程中，人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揮霍而不受制約，以往壓抑的負面情緒得以釋放，直播間購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眾的焦慮情緒。河南暴雨期間，國民企業鴻星爾克在自身生存困難的情況下，向災區捐款5000萬元，這一低調的捐款行為被網友發現后，掀起一股國潮熱，網友紛紛涌入直播間進行“野性消費”，或前往線下實體店購物。這種狂歡式消費，體現了對國貨老字號品牌的回憶和家國情懷，網民通過在直播間瘋狂消費，表達對鴻星爾克的支持與認可，愛國情緒在直播間迸發，并迅速蔓延至整個網絡，也成為公眾在危機事件中宣泄緊張情緒的出口，以及共通的價值追尋。在這場“狂歡節”中，鴻星爾克主播呼吁“大家還是要理性消費”，但廣大網友卻表示“你野性捐款，憑什么要我理性消費，叫你們老板不要管太多”“我已經購買了一身鴻星爾克，如果不好看，是我本人長得丑，和鴻星爾克沒有任何關系”。在網友的積極追捧下，擁有鴻星爾克商品成為一件時髦的事，曬出已購買產品的視頻，還會得到網友的關注和夸贊。在各方因素的加持下，非理性情緒占據上風，也出現了激情消費后退單的現象，待熱度褪去、非理性情緒瓦解，狂歡式消費便在沉寂中等待下一場盛大的“節日”。

在后結構主義范式下，人們更注重消費過程中的滿足感與虛榮感，更關注消費行為背后的意義建構，用現實貨幣購買虛擬禮物、瘋狂為主播刷禮物，也成為新的互動范式，禮物的呈現特效最終促成粉絲的自我認同，人們戲謔地稱之為“在一聲聲‘家人’中迷失自我”。

（三）群體極化中的狂歡式敘事表達

在狂歡節中，等級秩序已然消失，人們在戲謔與反叛中挑戰規范、不受約束，積極主動地參與狂歡儀式的建構。按照媒介環境學派學者麥克盧漢的理論，人類社會傳播形態已經經歷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正逐步進入“重新部落化”時代，這一部落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又演化出不同的社群，圈層化區隔凝聚了網絡圈群。虛擬世界的匿名性，使得原本在現實世界壓抑的情緒得以釋放，而網絡則強化了集群效果，群體在直播間中無意識地深化某一意志，在網絡匿名性的影響下，模糊自身的行為邊界。同時，主播作為意見領袖，在引導事件走向、營造氛圍方面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在網絡直播中，受眾不再沉默，甚至建立起自身的話語權，但群體力量的兩面性，使得公眾在群體表達中極有可能走向極端。直播間觀眾在狂歡中走向群體極化，通過彈幕刷屏、刷禮物等符號彰顯狂歡特征，形成虛擬互動樣態，在盛大的狂歡中沉溺，填補精神空虛、釋放情緒。

抖音擁有67.8萬粉絲的網紅女主播“羅小貓貓子”，在直播時拿出一瓶裝有農藥的飲料瓶，稱這是自己最后一條視頻，準備一飲而盡。但直播間卻充滿起哄聲，有網友質疑瓶中是否為真農藥，并催促主播快點喝，部分網友見狀，紛紛用彈幕刷屏慫恿主播喝農藥。盡管大多數網友實時關注她的狀況并報了警，但刺激性的語言依然在彈幕區不停滾動。在質疑與起哄中，該主播將農藥一飲而盡，經搶救無效去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種極端的聲音在彈幕中蔓延，躲在屏幕后、借助網絡匿名性的“劊子手”們紛紛附和，將實時滾動的彈幕區當作狂歡廣場，戴上面具進行極端的狂歡儀式，惡意中傷的語言作為一種符號，成為群體極化下的狂歡式敘事表達。

直播間儼然成為主播與粉絲的狂歡地帶，話語體系經過解構與重建，逐漸形成獨特的風格，尚未成熟的秩序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著失范風險。人們在狂歡中麻痹自我，當失去自我意識后，群體極化便會走向極端。利用反叛、顛覆式的符號進行敘事，追求虛妄的自由和狂歡的表達，最終會將我們帶入更危險的深淵。

（四）群氓思想裹挾下的審美偏移

社會化媒體有力地凝聚了社會群體，網絡群體的互動既可能催生群體智慧，也可能加劇群體的迷失。學者彭蘭指出，社會網絡是群體能夠產生協同行動的基礎，也是群體智慧產生的基礎，群體協商產生的良好影響，能夠推動個體間的互補，而群體間的互動則能激發利他行為，自組織機制由此走向秩序化。但在群體心理的影響下，個體的個性會逐漸消失，變得沖動、急躁、盲目、偏執、夸張，且易被操縱，群氓就是這類擁有同一心理的群體，他們拒絕理性思考，隨波逐流、失去自我意識，即便擁有感性情緒，也難免在群體趨同心理下被非理性駕馭，而這往往是個體難以察覺的群體性迷失。網絡直播時代提供了平等的互動交流平臺，低門檻、高關注度甚至高回報，吸引大眾參與直播，而參與者素質參差不齊，導致毫無底線、低俗的直播內容充斥網絡直播領域，在群氓思想的裹挾下，呈現出審美偏移與異化的現象。

互聯網時代的審美文化極大地迎合了大眾審美，在這種趨勢下，大眾審美逐漸偏向“世俗”，美妝、旅游、烹飪等日常生活話題受到廣泛關注。除此之外，由于線上打賞功能的存在，觀眾更傾向于在刷禮物的過程中獲得關注和主播的反饋，主播收到禮物后，會立即在直播間向打賞數目較大的粉絲表達感謝，粉絲在消費過程中滿足了自身的虛榮感。為了獲得主播的“特殊”關注，大眾的行為趨向激情，審美偏向感性，這種打賞互動，消解了受眾在現實生活中被忽視的孤獨感。同時，網絡直播的低門檻，導致直播內容質量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狂歡廣場上的大眾受獵奇心理影響，通過觀看丑態百出的直播釋放壓力，以獲得娛樂精神的滿足，被屏幕上貶低自己、故意扮丑的主播逗笑。公眾在唏噓指責的同時，又無法拒絕“審丑”直播帶來的低級趣味，越來越多的觀眾主動分享這類直播、主動捧場，甚至愿意為其刷禮物。大眾的審美逐漸走向審丑、獵奇，對“美”的欣賞與贊美，轉變為對“丑”的圍觀與捧場，群體間的盲目從眾力量，凝聚了這一審美態勢，大眾喪失理性卻渾然不覺，高呼吶喊、拍手叫好，成為惡趣味直播間的特殊狂歡儀式，大眾在自組織力量下，不斷強化、釋放狂歡力量。

坐擁百萬粉絲的網紅“迷人的郭老師”，一夜之間被全平臺封禁。這位其貌不揚的女性，憑借賣丑、魔性語言的土味直播成功實現流量變現，各大平臺也出現了大量關于她的惡搞、鬼畜視頻，其自創的“耶斯莫拉”“獼hotel”等“郭言郭語”，成為網友競相模仿的潮流，她甚至成為全網追捧的“明星”，線下游玩時被粉絲團團包圍，導致交通癱瘓。疫情期間，“郭老師”的奇葩直播行為，成為網友的娛樂方式之一，但她通過丑化自身、故意拉踩引戰等方式吸引觀眾，直播內容愈發低俗，包括展示肚腩、裸露半個屁股、聞襪子、聞腳、直播放屁、引導粉絲“手撕”無辜女主播、攻擊明星等。一系列辣眼睛的操作顛覆人們的三觀，但依然有眾多粉絲拍手叫好，在直播間瘋狂刷禮物，他們已然拋棄了理性，甚至為“郭老師”的一系列迷惑行為辯解、洗白，并表示支持。“郭老師”被封號后，仍有主播、網友通過模仿她吸引流量，并自稱“郭門永存”。而靠賣丑走紅的主播不止她一位，芙蓉姐姐、鳳姐、“人類高質量男性”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與“郭老師”一起被永久封禁的，還有風靡一時的“鐵山靠”，他靠方言罵人吸引流量、參與直播PK賽，憑借“窩是嫩爹”“棒棒兩拳”爆火網絡，多次違規且無視平臺警告，其粉絲自稱“靠家軍”，在各直播間“征戰討伐”，成為克萊·舍基口中“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這些直播內容表面上是娛樂行為，是主播與粉絲的自我狂歡，是具有沖擊力的狂歡儀式，越來越多的人被群氓思想裹挾，加入這場全民狂歡，甚至自己搭建新的狂歡廣場，進行“審丑”直播。但默許“審丑”文化，就是對主流文化最大程度的沖擊與消解，如果“審丑”成為一種時尚與潮流，其本質就是認可、放任這類“三俗”直播，為“唯流量論”的畸形社會風氣煽風點火，這會嚴重腐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尤其會給青少年造成錯誤的價值導向，整個社會的審美偏移，也不利于凝聚社會共識。

四、網絡直播失范現象治理路徑

網絡直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狂歡廣場，縱觀其發展脈絡，網絡直播正在改變人們交流互動的話語結構和生活方式，直播間創建與參與的門檻逐漸降低，時空條件不再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網絡直播的靈活性和便捷性大幅提升。網民在直播間忘我地尋找狂歡快感、表達自我，在一定程度上解構、顛覆了社會主流話語秩序。但在全民狂歡的表象背后，依然存在諸多失范現象，這些直播違背公序良俗，在違法的邊緣瘋狂試探。同時，監管力度不足、主流文化缺位、主播門檻過低等問題，使得網絡直播呈現泛娛樂化傾向。最終，“一切文化內容都無聲無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就是我們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因此，對于網絡直播的發展，絕不能放任自流，在全民直播的“熱”潮中，還需及時進行“冷”思考。

（一）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多部門聯合整治

為規范網絡直播秩序，遏制“三俗”直播，減少其負面社會影響，我國針對網絡直播行業制定了相應的法規。自2016年12月1日起，國家網信辦實施《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這成為規范網絡直播行業的重要法律政策依據，對主播資質、內容管理、技術、用戶等多方面進行了約束。同時，一些直播平臺也陸續出臺管理規則，規范主播和用戶的行為，但現有法律仍欠缺針對性。例如，在規范網絡直播帶貨行為方面，盡管我國廣告協會發布了《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但直播帶貨涉及主體多且復雜，責任主體難以劃分，直播過程中存在不可控因素，行業潛規則無處不在，這也增加了直播帶貨規章制度的執行難度。此外，在打擊違規網絡直播時，由于網絡直播的實時性和不可逆性（除主播自動生成回放外），取證困難也成為阻礙整治工作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立并完善網絡直播法律體系，成為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務。法律是框架，一切直播行為都需在法律的制度框架內運行；法律也是底線，觸及法律必然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接受處罰。網絡直播作為發展迅速的新互動范式，整體性、細分化的法律規定尤為重要，這就要求立法覆蓋全面，逐步消除碎片化、零散化的法律條文，提高法律的針對性，并細化相關規定。同時，網絡直播的發展日新月異，還應時刻關注直播的發展動向，預見可能出現的不良影響，并及時加以控制。

2021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網絡直播規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目的是“進一步加強網絡直播行業的正面引導和規范管理，重點規范網絡打賞行為，推進主播賬號分類分級管理，提升直播平臺文化品位，促進網絡直播行業高質量發展”。此外，同年5月8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2021年網絡“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這是由國家網信辦、工信、公安、文化、工商、新聞出版廣電等多部門聯合開展的網絡空間整治行動，也是新一輪凈網行動，主要針對網絡歷史虛無主義、春節網絡環境、算法濫用治理、網絡水軍、流量造假、黑公關、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PUSH彈窗新聞信息突出問題、網絡賬號運營和網上文娛及熱點排行亂象，涉及面廣、覆蓋面寬，對網絡直播行業也是一次有效的整治。

2022年3月17日，國家網信辦就2022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新一輪專項整治正式啟動，具體包括10個方面的內容，其中首要任務就是打擊網絡直播、短視頻領域亂象的專項行動，并重點整治7類問題：一是清理“色、丑、怪、假、俗、賭”等各類違法違規直播和短視頻；二是整治激情、高額、誘導打賞，尤其是對未成年人的誘導行為；三是遏制通過未成年人牟利的直播，以及通過直播、短視頻打造“網紅兒童”等侵犯未成年人權益的行為；四是整治劣跡藝人違規復出、被封賬號“轉世”等現象；五是整治偷拍跟拍、搭訕騷擾、虛構自殺等無底線蹭流量進行變現的違規直播；六是整治直播間虛假人氣、虛假帶貨流量、數據造假等問題；七是打擊炮制情感劇收割老年人流量并實施詐騙的行為。

由此可見，對網絡直播亂象的整治，不僅逐步完善了法律體系，更是聯合多部門開展強有力的打擊，全面覆蓋各類違規直播行為。

（二）加強懲處力度和平臺把關，優化舉報監督機制

完善的法律體系，還需要直播平臺的積極配合，平臺是對違規直播最先做出反應和反饋的主體，對平臺的監管和平臺自身的把關，也是規范網絡亂象的重要路徑。在出現違規直播時，不僅要追究主播的責任，對平臺及其相關負責人的責任也應一并追究，反向促使平臺加強自身把關，實時巡查直播間狀態，對違規直播立即做出處理。加強懲處力度，不僅要提高對平臺的處罰標準，還應加大違規主播的違法成本，從源頭阻止不良內容傳播，對直播間內行為過激的觀眾，也應及時警告或采取封號處理。同時，需要優化平臺的舉報監督機制，舉報和處理滯后仍在影響平臺的處理進程，主播利用時間差漏洞，依然可以完成違規直播，其負面影響已然形成，對當事人、平臺乃至整個社會，都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惡性后果。完善的舉報監督機制，能夠及時遏制違規直播的進一步傳播和不良影響的擴散。在對網絡直播進行監管時，平臺應增強主動性，對重點直播間設置專人實時巡查，監督主播的直播內容，對擦邊或違規直播及時強制下播。YY直播間、虎牙等平臺都設置了專人巡查崗位，即直播間超管，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把關力度。

在2022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盛榮華介紹，在2021年的“清朗”行動中，共封禁了7200余名網絡主播，其中包括“迷人的郭老師”“鐵山靠”“殷世航”等擁有百萬、千萬粉絲的網紅。相關部門不僅封禁了其直播賬號，還對全網各平臺賬號做出處理，并限制其使用新賬號再次進行網絡直播。加大對平臺、主播、受眾的懲處力度，能夠達到以儆效尤的效果，尤其對那些想要或正在通過違規直播吸引流量的主播，起到了強有力的警示作用。只有讓各主體充分認識到鉆平臺漏洞、違反法律的嚴重后果，才能更好地整治網絡直播失范現象。

（三）強化主播責任感，積極引導正確價值觀

主播是直播間狂歡廣場的“國王”和意見領袖，其直播內容的價值導向，直接影響著直播間觀眾的價值觀形成。當前，網絡直播的低門檻導致主播素質參差不齊，部分主播難以把握直播內容的走向，使得直播極易走向庸俗化、淺薄化；平臺給予的過度自由和放任自流，也導致部分直播內容違反法律規定，這些畸形直播尤其對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影響巨大。因此，作為擁有龐大粉絲數量的主播，有必要強化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充分認識到作為公眾人物所需肩負的導向責任。同時，還需增強主播的法律意識，加強對相關法律的宣傳和學習，尤其要向MCN機構和網紅孵化公司施加壓力，在對網紅進行培訓時，加大法律學習的比重，引導主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構建健康的直播空間，傳遞正能量，實現社會價值。但網絡直播平臺作為媒介技術與商業經濟結合的產物，盈利是其先天使命，直播難以擺脫商業運作和操控，因此，在以獲取經濟效益為重心的直播環境中，扭轉網紅公司和主播的價值觀，仍面臨諸多困難。

官方平臺有必要重點關注和挖掘具有正能量的主播，并給予一定的流量扶持，幫助主播完成自身轉型和價值意義的轉換，這不僅有利于主播獲得更高的關注度，也有助于平臺營造良好氛圍，吸引更多用戶，增強用戶粘性。同時，平臺可以打造自身專屬IP，形成正能量品牌，探索“直播+公益”模式，將自身融入社會主流文化和發展大趨勢中，傳遞社會正能量和積極向上的價值觀。例如，虎牙平臺以“直播+”模式切入扶貧助農領域，推出“虎牙益家人”欄目，并將其作為重點IP打造，該欄目也是疫情期間虎牙開展扶貧工作的主戰場。雖然虎牙主打游戲直播，直播帶貨屬性較弱，但憑借主播龐大的粉絲基數和平臺用戶的高粘性，頭部主播的“破圈”效果更為突出，交易量也十分可觀。除扶貧項目外，“虎牙益家人”還積極與教育、旅游領域結合，借助主播的知名度實現注意力轉移，平臺與主播共同履行了社會責任，“虎牙益家人”也成為直播行業中具有較高熱度和影響力的公益品牌IP，對貧困地區和整個社會都產生了積極影響謝家齊《虎牙直播平臺的狂歡儀式建構》。

（四）提升網民媒介素養，增強理性思維

狂歡式的生活充滿反叛，顛覆了現實生活的秩序，網絡直播帶給人們巨大的精神娛樂，人們逃避現實生活，躲進狂歡盛典，通過滿足自身窺私欲填補生活空虛，在直播間的互動中尋找存在感、消除孤獨感，甚至不惜犧牲大量財富，在直播秀場中滿足虛榮感。作為基數龐大的直播受眾，人們在交流互動和狂歡中，容易受群體心理影響而喪失理性思考，在直播間肆意宣泄情緒，成為樂此不疲的娛樂方式。情緒化、夸張化、盲目的表達，取代了理性表達，充滿顛覆、狂歡、反叛的后現代敘事結構，沖擊著主流話語的生存空間，破壞了以往有序的社會主流話語體系。因此，規范網絡失范現象，還應從受眾角度出發，提升網民的媒介素養，提高其對信息的選擇、辨別、處理能力，讓網民在擬態環境中，認清網絡直播的本質和運行邏輯，理智看待直播內容，從源頭削減對獵奇、審丑、色情等違規直播的需求。同時，加大主流話語的引入力度，邀請主流媒體入駐直播平臺，積極引導平臺直播風氣和價值導向，提高網民對主流文化的敏感度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度，避免過度沉溺于網絡直播的無序狂歡中。例如，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主流媒體入駐抖音，直播重要活動和會議，幫助網民跳脫出充滿顛覆性的狂歡廣場，共同構建更加和諧、積極的網絡直播生態環境。

在提升媒介素養的同時，還需引導網民回歸理性思維，包括遵守法律法規、抵制違規直播，呼吁網民提高自我約束力，抵制不良直播的誘惑，拒絕傳播違法違規的直播內容，并對相關違規直播及時進行舉報，自覺維護清朗的網絡直播環境。在媒介的“馴化”下，人們對媒介表現出極大的依賴性，網絡直播為網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和精神歡愉，而呼吁理性思維的回歸，意味著人們重新奪回了媒介參與的主導權，不再被非理性情緒和欲望占據，避免在虛妄中淪為“烏合之眾”。

網絡直播的勃興并非一朝一夕，它在助推新媒體數字經濟向前發展的同時，直播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網絡直播成就了一批草根的崛起，也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互動交流方式，我們的媒介生活日益多彩。但我們需要辯證看待網絡直播帶來的利弊，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直播行業的快速崛起，也在干擾著我們有序的生活。網絡直播為大眾提供了全民狂歡的場所，全民直播時代的到來，也加速了全民狂歡的頻率，人們輾轉于一個個秀場中，體驗短暫的快感，卻忽略了網絡直播領域依然存在色情、血腥、奇葩、詐騙等亂象。只有將理性思考融入網絡直播的發展中，才能推動網絡直播有序健康發展，幫助主流文化回歸本位，共同營造和諧文明、風清氣朗的網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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