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在東莞。
流水線上組裝電子元件。
每天站十二個小時。
腳腫得穿不進鞋。
我那年十六歲,是整條線上最小的。
工頭叫我“小沈”。
“小沈,手腳快點,你這個速度要被扣錢。”
第一個月工資,1200塊。
我寄了1000塊回家。
爸在電話里說:“微微,爸對不起你。”
“爸,沒事。我能掙錢了,挺好的。”
我沒哭。
我在廁所里哭的。
第二年,我在另一家工廠。
工資高一點,1800。
但機器不一樣。
我不熟。
有一天加班到凌晨兩點,手一滑——
食指被沖壓機切掉了一截。
工廠賠了八千塊。
我在醫院躺了兩個星期。
爸從老家趕過來。
他進病房的時候,先看了我的手。
然后轉過身。
我看見他的肩膀在抖。
“爸。”
他沒轉過來。
過了一會兒,他用袖子擦了擦臉,轉過身,笑了。
“沒事。手指頭少一截不影響。你看爸,小時候砍柴還砍掉過一塊肉呢。”
那八千塊賠償金,我讓爸帶回家。
“存著。”我說,“將來我還想念書。”
爸看著我。
“好。爸給你存著。”
但那筆錢后來被用掉了。
不是花掉的。
是爸生了一場病。
矽肺。
他在礦上干了三年。
那種小煤礦,沒有防護設備,沒有體檢。
他咳嗽咳了兩年。
我打電話讓他去醫院。
“沒事,就是著涼。”
2013年冬天。
我接到村里人的電話。
“小沈,你爸不行了。你快回來。”
我坐了二十七個小時的火車。
沒趕上。
他走的時候,身邊沒有人。
鄰居說他最后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微微。”
“微微。”
我到家的時候,他已經被鄰居抬到了堂屋。
臉上蓋著一塊白布。
我掀開白布。
他的臉黑黃黑黃的,瘦得顴骨都突出來。
我跪在那里,跪了很久。
整理他的遺物時,我在他枕頭底下發現了一個塑料袋。
里面有七張汽車票。
縣城到村里的班車票。
每一張他都留著。
七次。
他去了七次。
塑料袋里還有一張紙。
是我的高考成績單復印件。
背面,他用鉛筆寫了一行字。
歪歪扭扭的。
“微微的分數夠了 他們不給”
七個字。
沒有標點。
我盯著那行字。
盯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沒有哭。
我只是把那張紙疊好,放進自己的口袋。
從那天起,它一直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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