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針對遇難者清點方式的突發性提問，直接突破了商業慣例的安全區。該提問的核心意圖非常明確，即試圖通過質疑統計學上“逐一清點”的物理可行性，來動搖大屠殺事件的整體真實性與歷史傷亡規模。面對這種完全切斷電影主題且帶有挑釁性質的質詢，中方演員李連杰轉換了回應維度。他沒有順著提問者設定的單純數據統計學路徑進行技術性自辯，而是引用了日本國內二戰時期的一項特殊動員制度——“女子挺身隊”，以此作為事實對標進行了反向回擊。

遇難者三十萬這一傷亡數據，從來都不是來源于戰時環境下的粗略估算或戰后的主觀推測，而是具備嚴格法理依據、尸證記錄以及國際認同的司法定論。一九四六年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隨后的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對該慘案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實地取證、檔案排查與開庭審理。

在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對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等戰犯的判決書中，詳細羅列了傷亡數據的客觀構成。法庭認定的證據鏈條顯示，慘案發生后的數月時間內，由于南京城內外尸體數量過于龐大，且存在引發大規模瘟疫的嚴重衛生風險，遺體的處理主要由八家民間慈善機構、私人組織以及部分偽政權的相關部門按區域進行集中收埋。

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慈善機構集中處理的遺體，普通市民自發掩埋的遺體數量經法庭多方核實確認達到了四萬兩千余具。這些僅僅是具備直接掩埋地點和數字記錄的部分。此外，法庭經過現場勘驗與目擊者交叉比對，確認了日軍在下關江邊、草鞋峽、燕子磯、漢中門外等多處地點實施了規模達到數萬人級別的集中違規屠殺。

在這些特定的屠殺地點，日軍為了掩蓋犯罪事實，系統性地采取了將遇難者遺體直接拋入長江順流沖走，或者澆灑汽油進行大規模焚尸滅跡等手段，導致大量遺體在物理形態上被完全銷毀，根本無法在事后進行實體的逐一清點。

當時的審判團隊不僅依賴中方資料，還大量結合了外籍中立人士的第三方獨立記錄。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德國西門子公司代表拉貝、美國牧師馬吉等人在戰時留下的日記、觀察報告以及偷拍的影像資料，與戰后的法醫勘探結果形成了嚴密的閉環。

法醫專家在中華門外雨花臺等地的萬人坑遺址進行發掘時，起獲了大量帶有明顯刀砍碎裂痕跡和中彈孔洞的顱骨及遺骸，進一步坐實了屠殺的普遍性與殘酷性。三十萬這個底線數據，是在綜合了詳盡的掩埋記錄、無可辯駁的毀尸證據以及多方國際證言后，在法律層面上得出的嚴謹結論。

日方記者在發布會上強調的“逐一數過”，實際上是利用戰亂極端環境與日軍故意毀尸滅跡所導致的客觀統計阻礙，進行的一種偷換概念的詭辯操作。

作為中方人員回擊核心的歷史事實“女子挺身隊”，是二戰中后期日本政府在其本土強行實施的一項帶有極大欺騙性與強制性的制度。一九三八年日本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后，國民生活開始被全面統制。

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面對太平洋戰場戰局的急劇惡化與國內青壯年男性勞動力的嚴重枯竭，日本內閣正式頒布了《女子挺身勤勞令》。該法令將國內十二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未婚女性強制編入動員序列。

日本官方對外的宣示口號，是要求這些女性進入軍工企業、紡織廠、飛機制造廠等后勤生產線，替代被抽調上前線的男性，以維持戰爭機器的基礎運轉。當時的日本地方町內會和鄰組系統，對符合條件的女性家庭施加了極大的行政與社會壓力，迫使她們響應號召。

然而在實際的執行層面上，這一動員制度出現了嚴重的異化，并與日本軍方設立的慰安婦制度產生了深度的重疊與利益交織。一部分被以“挺身隊”名義征召的日本本土女性，根本沒有被送往國內的兵工廠，而是被軍方或與其暗中勾結的民間勞務中介機構秘密轉移到了海外戰區。

在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刻意隱瞞、信息封鎖與虛假承諾下，大量日本底層女性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直接送入軍方后勤部門統一管理的慰安所，充當隨軍慰安婦。她們所面臨的生存處境極其惡劣，包括長期的非法身體禁錮、極高頻率的性暴力以及極度匱乏的醫療衛生條件。

戰后解密的日軍憲兵隊檔案與部分老兵回憶錄證實，軍方高層為了維持所謂的前線士氣和防止性病在軍隊內部的非戰斗性蔓延，將這些被騙至前線的女性身體，視作與槍支彈藥同等屬性的消耗類軍需物資進行嚴格的配給管理。這項殘酷的制度不僅對朝鮮半島、中國等被占領區的無辜女性造成了系統性的性奴役，同樣也基于欺騙和強迫，殘酷地吞噬了日本本國的貧苦女性群體。

宣發會上的這場事實交鋒，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認知態度的硬性碰撞。日方記者試圖用微觀層面的物理清點難度去模糊和消解宏觀層面確鑿的戰爭罪行事實。

而中方提及“女子挺身隊”，則是直接點出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在戰爭末期的極端殘暴本質——一個連本國國民的生存權與基本人權都可以肆意踐踏、利用國家法令進行欺騙和物化的政權，其下轄的軍隊在境外敵對國首都實施大規模的無差別屠殺與后續的毀尸滅跡，具備完全的邏輯一致性與行為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