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唐憲宗慘遭宦官陳弘志弒殺，時年四十三歲。

后人對唐憲宗的評價頗高，而他執(zhí)政時期，大唐的確出現(xiàn)了中興的氣象。

困擾大唐多年的藩鎮(zhèn)問題至少在表面上解決了，連一向咄咄逼人的河朔三鎮(zhèn)都接受朝廷的職務調(diào)動了。

哪怕是唐穆宗時期，魏博和成德的節(jié)度使都是天子一詔可換的。

藩鎮(zhèn)解決了，宦官則在唐憲宗超強的能力以及元和群臣的壓制下，基本翻不起什么浪花。

可惜唐憲宗晚年很成問題，堪比唐玄宗的前明后暗。

一時之昏引致后來的牛李黨爭就不說了，此前在平藩問題上，多少大臣進言先淮西后恒冀。

可惜唐憲宗始終不聽，再三受挫后還要猶豫很久才同意，可謂走了近十年冤枉路。

而這幾年，國庫耗虛無數(shù)，民生也被搞廢。

藩鎮(zhèn)之后，在唐德宗以來宦官掌神策的規(guī)矩上多有猶豫。

說實話，此時宦官能否還能掌神策，全在唐憲宗一念之間。

可惜唐憲宗本人輕蔑的認為，宦官不過是皇帝的家奴，讓之生則生，讓之死則死。

唐憲宗在世可以壓制，而他死后，后面的皇帝還能斗得過有兵權的宦官？

至此，晚唐的權宦廢立皇帝如同兒戲，成為自藩鎮(zhèn)之后，另一個威脅朝廷的力量。

要是唐憲宗能保持“英悟之主”的狀態(tài)，且繼續(xù)在位十幾二十年，大唐或許真的中興了。

但真實的歷史上，唐憲宗僥幸粗定天下后開始飄了，大興土木，沈迷享受，后期更是著迷神仙方士，且讓方士當刺史，甚至說過渾話：

“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

其前明后暗，可比唐玄宗快多了，要是讓他再活個二三十年，保不準在出什么事，最終也死于蔑視的宦官之手。

而后宦官廢立皇帝，如同兒戲。

寶歷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深夜打獵回來的唐敬宗沒有休息，帶著宦官劉克明等人喝酒玩樂到半夜。

酒一喝多，就得上廁所。

唐敬宗搖搖晃晃準備去廁所，剛一進去，大殿上的燭光詭異的全熄滅。

等燭光再次點亮的時候，劉克明一臉悲傷的對外宣布：天子駕崩了。

唐敬宗素無隱疾，他的暴卒和宦官劉克明脫不了干系。

而后劉克明立即矯詔讓絳王李悟代理監(jiān)國，企圖擁立李悟為國君。

但遭到掌握神策軍的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謙不滿，畢竟李悟真的登基，那代替他們位置的就是劉克明。

因而王守澄立刻帶兵誅殺了劉克明，擁立江王李涵上位，改名李昂，也就是唐文宗。

唐憲宗駕崩才六年，宦官權勢，已經(jīng)到了這個地步。

唐文宗是宦官王守澄扶持上位的，和傀儡差不多。

想要奪權，只能找另一個宦官扳倒王守澄，這個宦官就是仇士良。

可惜用宦官扳倒宦官，就是換湯不換藥，等于白折騰。

因此，唐文宗想要通過官僚來奪權，就和宰相李訓等人謀除仇士良。

結果被仇士良發(fā)覺，帶著神策軍殺向?qū)m門，挾持了唐文宗。

皇帝在宦官手上，李訓一幫官僚沒法翻天，后慘遭殺害。

甘露之變后，宰相李石企圖幫唐文宗壓制宦官，卻遭到仇士良爆發(fā)，當街派人刺殺他。

好在李石命大，逃過一劫。

唐文宗知道怎么回事，但他有什么辦法？沒權沒兵，只能當做沒看見。

至此，朝政徹底被仇士良等一幫宦官掌握。

仇士良一生弒殺兩個王、一個妃子、四個宰相，晚年更是大言不慚的總結玩弄皇帝的經(jīng)驗：

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jīng)術，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而且仇士良最后還是善終的，自然死亡。

如此囂張跋扈，可謂太監(jiān)專權極致了。

所以，唐憲宗之后的皇帝，別提把大唐恢復到安史之亂前的水平了，能回到唐憲宗時期，就算不錯了。

也就是說在權宦專權到極致的情況下，唐武宗登基了。

唐武宗原名李瀍，他是唐穆宗第五子，也是最小的兒子。

非嫡非長，原本就沒有機會當皇帝。

可惜唐敬宗、文宗先后登基后，唐穆宗五子活著的兒子有漳王李湊、安王李溶和穎王李瀍。

漳王李湊于太和五年（831年）卷入宰相宋審錫謀反案中被降為巢縣公，三年后去世。

至于唐文宗，雖然命短，但也有兩個兒子，分別是蔣王李宗儉和太子李永。

可惜二人都先于唐文宗去世，不得已，只好立唐敬宗兒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

按理說，唐文宗駕崩后，是李成美該登基。

但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和神策軍樞密使劉弘逸、薛季棱有矛盾。

而且甘露之變后，仇士良雖權傾一時，但也樹敵太多，只有憑借擁立之功才能在新帝登基后保住性命、繼續(xù)掌權。

至于樞密使劉弘逸等人，其實支持安王李溶。

最終仇士良只能選擇和樞密使毫無牽扯的穎王李瀍登基，是為唐武宗。

而唐武宗一登基，就立馬賜死了李溶和李成美。

隨后，唐武宗干了一件大事，就是為母親改姓。

史書記載，唐武宗的生母是宣懿皇后韋氏，而在《唐雅王府參軍李公夫人京兆韋氏墓志并序》里，則記載其生母為廉氏。

為啥要替母親改姓呢？就在于中唐自唐敬宗之后，諸多唐帝的母親出身都很低，和唐朝前期士族聯(lián)誼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方面是防止外戚干政，一方面則是當時除太子以外的十六宅諸王多無正式婚姻，多以宮人為侍妾。

這就導致一些皇帝面對士族的時候，存在一些自卑心理，比如唐文宗，就說過這么一句話：

“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所以后面很多皇帝都為母親改姓，都是往名門望族上改。

唐武宗給母親改了京兆韋氏，后面的唐宣宗則將母親朱氏改為了滎陽鄭氏。

為母親改姓，只不過為了執(zhí)政做基礎，也是增加自己的合法性。

雖說唐武宗是宦官扶持，但在十六王宅的時候，也并非無所事事，也不怎么看得上懦弱的唐文宗。

也因此上位后，并未任用開成末年的宰輔班子如楊嗣復、李玨等人。

這些人都是牛黨之人，既然不用牛黨，自然就用敵對的李黨。

在樞密使楊欽義的推薦下，唐武宗召回了淮南節(jié)度使李德裕。

李德裕一回朝便任宰相，至此，君臣迎來一段佳話。

問題是唐武宗是仇士良扶持的，想要重振皇權，就必須扳倒仇士良。

這次，唐武宗吸取了唐文宗企圖殺盡宦官的錯誤政策。

在唐武宗眼里，宦官雖然勢大，但也不是鐵板一塊。

而對于宦官而言，目標都是爬上高位，周邊都是自己的競爭對手，加上仇士良樹敵過多，這就給了唐武宗操作空間，即步步緊逼，逐步分化瓦解。

先表現(xiàn)對仇士良的“恭順”，允許其繼續(xù)參政，甚至在祭祀、朝會等場合給予其優(yōu)厚待遇，以此來麻痹仇士良。

然后升仇士良為左衛(wèi)上將軍、楚國公這些虛職，逐步削其實權。

在麻痹仇士良的同時，又在李德裕的建議下，提拔寒門出身的官員填補要職，以此來制衡宦官。

而后提拔和仇士良有隙的宦官楊欽義、劉行深為左右神策軍中尉，分割其兵權。

如此這番，引起仇士良了的警惕。

眼看權力就要旁落，仇士良想要如法炮制“甘露之變”，試圖煽動神策軍嘩變逼宮。

但唐武宗早就料到仇士良有這一出，提前做了準備。

然后暗示和仇士良有舊怨的劉弘逸等宦官黨羽舉報其不法，以雷霆手段處置了與謀劃的宦官。

至于仇士良，倒是沒有趕盡殺絕，而是貶為內(nèi)侍監(jiān)。

在其徹底沒了權力后，徹底強迫其致仕。

另一邊唐武宗沒忘記優(yōu)待參與的宦官楊欽義等人，讓激烈的南北司之爭暫時和緩一陣。

幾番操作，唐武宗的皇權稍微振作一番。

而在唐武宗扳倒仇士良期間，回鶻居然滅亡了。

當然，名義上的滅亡始于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年）秋。

當時的回鶻將領句錄莫賀起兵叛亂，勾結回鶻北方大敵黠戛斯部。

回鶻可汗闔偈可汗猝不及防，當即被斬殺，漠北回鶻汗國的歷史被終結。

在黠戛斯的追剿下，回鶻余眾要么南下，要么西遷。

而在追剿途中，居然見到了與回鶻和親的唐朝太和公主。

黠戛斯可汗就以護送太和公主為契機，南下恢復與唐朝的聯(lián)系。

另一邊，潰散的回鶻余部擁立烏介特勤為共主，帶他們尋找生機。

烏介自稱可汗，不斷收攏殘兵，而這么一收攏，居然發(fā)現(xiàn)手上居然有回鶻十三部，麾下騎兵十余萬人。

十余萬兵馬在手，何愁找不到生機？

至于烏介可汗的生機，就是以歸附大唐為名，要求大唐割讓河朔三鎮(zhèn)，讓他重建回鶻牙帳。

一時間，大唐邊境聚集了十萬余回鶻兵馬。

而此時，河朔三鎮(zhèn)之一的盧龍軍發(fā)生兵變，牙將陳行泰殺死節(jié)度使史元忠自立，唐武宗正派雄武軍軍使張仲武前去平叛。

所以，對于突如其來的回鶻兵馬，唐武宗很慎重。

畢竟大唐現(xiàn)在內(nèi)憂外患，外有吐蕃，內(nèi)有藩鎮(zhèn)，稍有不慎，就會崩潰。

一開始，李德裕打算招撫，給了那頡咄部兩萬斛谷賑濟，釋放善意。

而黠戛斯護送太和公主使者又在半路被烏介可汗俘獲，就以此為籌碼。

既不斷向大唐索要糧草，又要求割讓振武軍治下城池給烏介可汗居住。

本來振武軍鎮(zhèn)就是防備回鶻人的，豈能送給烏介可汗？

所以唐武宗根本不會答應，但又怕烏介可汗狗急跳墻，就表示大唐愿意支持持回鶻人復國，但復國后的牙帳必須遷到漠南地區(qū)。

北方就是黠戛斯，烏介可汗可打不過，自然不樂意。

烏介可汗自信內(nèi)憂外患的大唐必然不敢出兵，直接帶兵逼近大同軍駐地，挑釁的將牙帳設立于此地。

另一邊，還派騎兵前往天德軍鎮(zhèn)和振武軍鎮(zhèn)，就是做出一副要進攻的樣子逼迫大唐同意。

看來烏介可汗是鐵了心要出兵了。

唐武宗和李德裕商量，一昧退縮，不能換取烏介可汗的退讓，既然如此，那就打跑他們。

而后李德裕將浙西、宣州的精銳弩手調(diào)到北方，以克制回鶻騎兵。

至于烏介可汗，也看借城不成，索性直接出兵霸占。

會昌二年（842年）七月，烏介可汗出兵云州。

九月，唐武宗命河東、幽州、天德軍的藩鎮(zhèn)則聯(lián)合吐谷渾、沙陀騎兵共同擊潰烏介可汗。

云州一戰(zhàn)，張仲武擊潰烏介可汗主力，天德防御副使石雄則乘勝追擊。

初戰(zhàn)失利，烏介可汗帶著殘兵逃竄到振武軍駐地。

勝利的天平倒向大唐這邊，李德裕決定，趁這個機會徹底解決回鶻人。

但牛黨則極力反對，認為回鶻和大唐交好多年，大勝之后該招撫一下。

至于唐武宗，則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決定徹底滅了回鶻。

但太和公主還在烏介可汗手上，想要解決烏介可汗，得先救出太和公主。

為此，唐武宗讓石雄率精銳將士夜襲回鶻牙帳，力保救出太和公主的同時，摧毀烏介可汗勢力。

任務艱巨，石雄先派斥候打探，摸準太和公主的營帳后，悄悄夜襲。

烏介可汗措手不及，連夜逃竄，石雄則帶著騎兵追到殺胡山，在殺胡山斬殺萬余名回鶻士兵。

至于烏介可汗，則逃竄到室韋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被部下弒殺，回鶻汗國徹底覆滅。

曾經(jīng)威風掃地的唐朝，在藩鎮(zhèn)眼里，似乎又有了一丁點的威勢了。

如果說對回鶻的戰(zhàn)爭，只是唐武宗趁著痛打落水狗的話，那接下來平定昭義劉禛之亂，才真正顯示唐武宗、李德裕君臣水平。

唐穆宗之后，河朔三鎮(zhèn)再度搞起了不聽朝廷號令路子。

就當時而言，是絕對大逆不道的，可偏偏朝廷就是拿他們沒辦法。

在這種情況下，其他藩鎮(zhèn)也難免蠢蠢欲動，畢竟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憑什么不能和河朔三鎮(zhèn)一樣呢？

所以有了河朔三鎮(zhèn)這個榜樣之后，經(jīng)常有新的藩鎮(zhèn)跳出來搞自立。

面對這種新的鬧自立的藩鎮(zhèn)，河朔三鎮(zhèn)或多或少都會支持他們一點。

畢竟他們也害怕朝廷趁這個機會連他們一起搞掉。

只是這么一來，朝廷的平叛工作就會無限期延長，就算平定了，也身心疲憊。

比如唐文宗時期，橫海鎮(zhèn)李同捷搞自立，就得到成德節(jié)度使王庭湊的支持。

有了成德軍的加入，朝廷先后花了三年時間才平定，河朔三鎮(zhèn)搞事能力可見一斑。

但如果沒有河朔三鎮(zhèn)的力量摻和，平叛工作就順利多了。

比如唐穆宗時期，宣武鎮(zhèn)軍變，不到一個月就平定了，可謂迅速。

但自立后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唐武宗時期，昭義軍劉稹就反叛了。

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昭義節(jié)度使劉從諫兵病卒，其侄子劉稹秘不發(fā)喪，脅迫監(jiān)軍奏請繼任留后。

劉稹膽子這么大，無非就是覺得自己地盤和魏博、成德接壤，一旦自立，他們會幫自己對付朝廷的。

這一點，唐武宗和李德裕心知肚明。

為防止河朔三鎮(zhèn)摻和叛亂，唐武宗把之前河朔三鎮(zhèn)拿不到臺面的事情放到太陽底下，公開認可河朔三鎮(zhèn)的獨立性，徹底孤立了昭義鎮(zhèn)：

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成德節(jié)度使）、何弘敬（魏博節(jié)度使），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圣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昭義）不同。

此前河朔三鎮(zhèn)摻和，無非是怕朝廷平叛太順利，連同河朔三鎮(zhèn)一起打。

現(xiàn)在朝廷公開表面，現(xiàn)在只打冒頭的新藩鎮(zhèn)，不動河朔三鎮(zhèn)。

這么一來，河朔三鎮(zhèn)摻和叛亂的動力就沒有了。

不僅不參與，成德、魏博兩鎮(zhèn)都參與了對昭義的討伐。

當然，參與平定也是好事，但萬一趁機占領邢、洺、磁三州怎么辦，這仗不是白打了，最后豈不是便宜了河朔藩鎮(zhèn)？

為此，李德裕身在朝廷中樞則遙控前線軍機，督促武將節(jié)度使、河朔藩鎮(zhèn)為唐廷作戰(zhàn)。

而戰(zhàn)后，則奏請給事中盧弘止為邢、洺、磁三州留后，先堵住成德、魏博想要占據(jù)的嘴。

又命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盧鈞兼任昭義軍節(jié)度使，并讓他立刻前往昭義軍任職。

而在平叛期間，忠武軍節(jié)度使王宰也參與平叛，目標是磁州。

本來猶豫的魏博節(jié)度使何弘敬得知王宰要進攻磁州，怕他搶先一步，立即出兵討伐劉稹。

期間河陽節(jié)度使王茂元已患病不能理事，又讓王宰暫管河陽軍事務。

只是王宰攻取天井關后，不乘勝攻取澤州，而讓兒子王晏實守衛(wèi)磁州。

李德裕見狀，又調(diào)義成節(jié)度使劉沔為進駐萬善，監(jiān)督王宰進軍，事后又讓其為河陽節(jié)度使，避免王宰勢力過大。

這次平叛，堪稱漂亮。

既打擊了藩鎮(zhèn)，維護了朝廷的權威，又避免藩鎮(zhèn)趁平叛期間擴大勢力。

但前面說了，唐武宗為了平叛，讓河朔三鎮(zhèn)的獨立徹底公開，算是黑點。

問題是，在唐武宗時期，想讓藩鎮(zhèn)回到安史之亂前是不可能的了，河朔三鎮(zhèn)的獨立是無法改變的。

既然如此，還不如承認河朔三鎮(zhèn)的獨立的基礎上，盡量加強朝廷的權威。

況且河朔三鎮(zhèn)的獨立性就像清朝的鐵帽子王一樣，鐵的是帽子而非本人，畢竟河朔三鎮(zhèn)下克上的情況比比皆是，唐武宗可以借這個好好敲打河朔三鎮(zhèn)節(jié)度使。

換句話說，節(jié)度使被驕兵悍將擁立成了節(jié)度使，面對朝廷最好乖乖的。

要是哪天被下克上了，朝廷還能給點體面，高官厚祿，得以善終。

要是和朝廷對著干，那就是自斷退路，凡事留一線，日后好相見：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zhèn)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jié)度使，后鎮(zhèn)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zhèn)不敢有異志。

這么一來，雖然河朔三鎮(zhèn)依舊割據(jù)，但朝廷和地方總歸到達了一個穩(wěn)定的平衡點。

除了河朔三鎮(zhèn)之外，其他藩鎮(zhèn)依舊要遵從朝廷的任命，想要鬧割據(jù)，就會遭到朝廷鎮(zhèn)壓。

至于河朔三鎮(zhèn)，雖然割據(jù)，但節(jié)度使也必須對朝廷客客氣氣。

當然，平定劉稹的成功，又加大了對宦官的籌碼。

唐武宗也是借平叛之際，剝奪了仇士良兵權。

唐武宗即位僅僅幾年，就接連大戰(zhàn)，國庫一下子空虛了。

中晚唐削藩為何這么難，一個大問題就是戰(zhàn)爭軍費不夠。

不發(fā)生戰(zhàn)爭的情況下，中晚唐的軍費就已經(jīng)占據(jù)國庫之初的七八成，倒也勉強可以平衡。

一旦發(fā)生戰(zhàn)爭，國庫就會入不敷出。

唐德宗建中削藩，唐憲宗元和削藩，唐穆宗長慶河朔歸化，都讓國庫面臨巨大的壓力。

尤其是唐德宗削藩，為了籌措軍費而過度搜刮，卻引發(fā)了涇原兵變導致德宗狼狽出逃奉天，可謂慘痛的教訓。

哪怕是唐憲宗，也因為搞錢而備受指責。

所以唐武宗和李德裕面對國庫空虛的情況下，選擇了滅佛。

中唐以來，佛教寺院占據(jù)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而僧尼又是免除徭役賦稅的。

為了躲避賦稅，無數(shù)人跑去當了和尚，導致國庫收入銳減。

在這個基礎上，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詔，大規(guī)模摧毀寺院，強制僧尼還俗。

根據(jù)記載，武宗滅佛，共摧毀4.6萬余所寺院，強制26萬余人僧尼還俗，沒收了數(shù)千萬畝的土地和釋放了15萬的寺院奴婢。

收繳了佛教寺廟的大量財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庫空虛的問題。

盡管后人對武宗滅佛多有苛責，但如果不這樣做，只能搜刮百姓。

兩害相權取其輕，與苦一苦百姓，滅佛不失為一個更好的選擇。

有了錢，事情就好辦，在李德裕的輔佐下，整頓吏治，革新軍事，穩(wěn)定藩鎮(zhèn)關系，打擊宦官勢力。

在一定程度上扭轉(zhuǎn)了自中唐以來的衰敗趨勢，史稱“會昌中興”。

當然，唐武宗也不是如此完美。

唐武宗本人也喜歡信仰道教服食丹藥并因此早逝，也對甘露之變中遇害的宰相王涯、賈竦子孫措置失當，也在李德裕的形影響下，對牛黨苛刻等等。

但就晚唐的局勢而言，唐武宗已經(jīng)做的足夠好了。

大唐經(jīng)安史之亂后，雖然在唐憲宗時期國力有所恢復，但整個朝廷都腐朽爛了，土地兼并問題更是日益嚴重。

就算重用了李德裕，整頓吏治和科舉選拔制度以降低士族門蔭的機會。

但寒門士子，始終無法對抗士族階層。

至于晚唐的藩鎮(zhèn)宦官問題，唐武宗也沒法，也無力解決。

他本身就算宦官扶持上位的，也明白收回神策軍軍權是不現(xiàn)實的，想要有所作為，只能在不損害宦官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xiàn)。

而死后，自己叔叔唐宣宗也是被宦官擁立上位的。

唐武宗即位和身后事都由不得自己的做主，可見宦官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的跡象。

至于藩鎮(zhèn)，也只能維持前文說的一個平衡而已。

就某方面而言，唐武宗在位期間，只是大唐回光返照罷了，讓大唐衰落的過程暫時性的停滯了一下，更憑借穩(wěn)定的政局，福澤到唐宣宗，也為大唐續(xù)命了六十余年。

只是地方藩鎮(zhèn)割據(jù)，中樞宦官橫行的局面依舊存在，且不可持續(xù)，終究會迎來權力分配的重新洗牌。

當然，不是說唐武宗能力不行，實際上，唐武宗是一個很有能力和魄力的皇帝。

但身處晚唐這個天崩的開局，唐武宗能怎么辦？

不用宦官用誰？朝臣牛李黨爭斗了幾十年，外戚有郭皇后這個前車之鑒，誰還敢用？至于宗室？大唐前期宗室政變一個接一個，誰還敢用宗室？

只能說運去英雄不自由，國勢如此，積重難返，豈是人力所能扭轉(zhuǎ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