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AI簽證70%獲批，創業者獲10億補貼低稅

孟奇決定不再等了。生完二胎后，年過 35 歲的她面臨一個倒計時：如果現在錯過了 AI 創業的窗口期，這輩子就沒法上車了。

從小到大，她一直活得像一個中產女性的模版——她畢業于人大，在寶潔歷練，隨后加入一家出海新加坡的中國互聯網大廠。十年間，她的業務版圖從新加坡一國拓展至東南亞全境。但當她站在 35 歲的門檻上，看著國內同行們焦慮于“畢業”和“職場天花板”時，一種漫長的倦怠感攫取了她。

“我想到過在一家公司做十年，但是沒有想到過在一個崗位上做十年。”孟奇告訴騰訊新聞《潛望》。

孟奇的困境也是一個時代的隱喻。在中國，互聯網的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造富神話讓位于降本增效。對于那些拖家帶口、背負著沉重家庭責任的中年人來說，他們曾是時代的弄潮兒，但如今眼睜睜看著一波又一波的硬科技浪潮，卻似乎沒有哪一波勢能讓他們能借力。

在距離北京 4000 公里外的新加坡，另一套關于 AI 創業的敘事正在展開。在這里，沒有 35 歲的紅線，沒有必須融大錢才能開工的鐵律，也沒有純技術精英對商業世界的絕對壟斷。

在這里，中年人試圖用他們積累了十年的商業嗅覺、人情世故和運營能力，向 AI 時代奪回人生的控制權。

在上一代互聯網創業的敘事中，硬科技創業的起步往往很重：搭一個全明星的創始團隊，找一個風口，寫一份漂亮的商業計劃書（BP），然后向 VC 融一筆大錢。雇人、買芯片、租高級寫字樓，花錢的地方海了去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級市場對于營收不做要求也沒法做要求，所以“To VC”算是 AI 創業起步的安全模式。

古戈一開始也是這么想的。他清華畢業，曾為某知名高校教授和系主任，移居新加坡后為某全球頭部芯片企業組建亞太區CTO office和亞太區實驗室，后加入中國頭部造車新勢力擔任首席專家，主管公司的技術規劃和AGI技術委員會 。

帶著這樣一份閃亮的履歷，古戈在籌備創業的第一年，依然保持著過往的商業慣性：整 BP，踩風口，見投資人。

但他很快發現自己走彎路了。“根本就不該把精力花在融錢上。”古戈總結道。

AI 時代的底層邏輯變了。當大模型和 AI Agent 補齊了技術的短板，過去需要極為昂貴的團隊協作才能完成的代碼開發，現在可以由創始人編排一組 AI Agent 獨立完成。

古戈的商業模式，就是為傳統企業提供 AI 定制化解決方案。中國的 AI 行業正處于供大于求、產能過剩的外溢階段，用不傳統的方式促進傳統行業迭代，一開始就能帶來健康的現金流。

他的第一個付費客戶是他老同學的企業， 相互知根知底，所以放心把 AI 改造外包給他。“十多年沒碰過代碼了，現在創業又回到一線開始自己手搓代碼。”古戈告訴騰訊新聞《潛望》。更讓他驕傲的是，這家公司從第一天開始就在賺錢。 他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企業業務及流程如何和AI能力如何結合中 ，拿到商單后，再決定相匹配的技術方案和開發人員。

在上一代互聯網創業中，人是昂貴的資產；而在 AI 時代，人成了最容易被替代的成本。古戈們發現，當 AI 抹平了技術的門檻，中年人積累了十年的商業嗅覺和人情世故，反而成了最深的護城河。

“我們做生意喜歡說藍海和紅海。在上一輪互聯網創業，企業家在琢磨開發新需求，新市場；如今得益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我換個角度去拆解這個問題。能不能在紅海中，現有需求明確的市場中，用新技術來解決老問題？比如曾經的 SaaS 系統 ， 有了 AI Agent 之后如何快速相應迅速落地在需求審批，合規等內部流程中提升工作效率，企業需求旺盛。而且這種需求非常個性化，信任成本高，還需要快捷，需要很懂行業和管理的人來主導。”

他至今沒有要投資人的錢，以極低的成本，自己掏錢跑通了業務閉環，建立了一家“一人公司”。 11月成立公司后的半年時間，他的”一人公司’已經在同時交付多個項目 。

如果說古戈代表了技術高管的轉身，孟奇則證明了非技術背景的中年人，同樣能在 AI 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生態位。

刻板印象中，AI 行業是極客和代碼的天下。但孟奇認為這種觀點顯然空洞。在 AI 企業的應用層，投融資、商務拓展、品牌公關、銷售市場等崗位同樣不可或缺，甚至更為稀缺。

前同事向孟奇拋來了橄欖枝，邀請她加入一家 AI 金融科技創業公司。這種基于過往職場經歷建立的信任關系，讓孟奇這樣的“行業新人”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授權。但對于一個二胎媽媽來說，比跨界更現實的困難是：家務怎么辦？

新加坡的社會支持系統在這里發揮了關鍵作用。與國內一線城市動輒上萬元且一阿姨難求的家政市場相比，新加坡擁有成熟且高性價比的女傭體系。受過專業培訓的菲傭月薪約 700 新幣（約合人民幣 3500 元），而緬甸或印尼女傭的成本更低，約 500 新幣（約合人民幣 2500 元）。

“如果算賬，孟奇發現養娃，新加坡甚至比國內一線城市成本要低很多。”入籍后，孩子可以就讀公立學校，過硬的本地教育質量也減少了課外補習的需求。

后顧之憂被解決后，孟奇一頭扎進了 AI 創業的大潮，負責公司的海外市場和商務拓展。她發現，自己過去十年在跨國公司和大廠積累的運營組織能力，在初創企業中形成了“降維打擊”。

在新加坡做 AI 創業，拼的不僅僅是代碼，更是商業落地能力。熟知企業運作、知道出問題該找誰、經歷過市場周期起伏的中年人，擁有剛出校門的純技術精英不可能迅速補齊的短板。

“與其你問我在 AI 創業中獲得了什么，最大的感受是自己很無知。”孟奇說。但這種無知帶來的不是恐懼，而是邊界的拓寬。她戰勝了被時代拋棄的“AI 焦慮癥”，沒有成為隨時等待從大廠畢業的犧牲品，也沒有退守家庭成為面目模糊的“某某媽媽”。

新加坡的 AI 創業環境并非完美無缺。

多年來，新加坡的營商環境穩扎穩打，制度信任度極高，但這也意味著容錯率極低。其法律法規體系以高度清晰和確定著稱，在執行中幾乎沒有模糊空間，而 AI 創業本身卻充滿了不確定性。

具體而言，新加坡對違規行為容忍度極低，補救成本畸高。創業者不能犯錯，哪怕是不小心搞錯高管收入的稅務申報，都可能觸發企業品牌危機。例如，若企業中某位員工的履歷“美化”出現問題，有可能導致全公司所有工作準證被凍結，其他員工的續簽也將面臨極端嚴格的審查。因為怕出錯，這里的熱錢相對較少。

新加坡創新機構 SGInnovate 的報告顯示，從行業整體發展來看，新加坡新興科技領域呈現出“融資策略收縮，公司生命周期穩定”的特征。在融資結構上，早期投資集中在種子輪，不少團隊選擇小規模、多輪次融資以延長現金流。由于新加坡本身人口少、市場小，中國創業者擅長的 ToC 業務缺乏想象空間，而 ToB 業務準入門檻高，這對外國創業者構成了巨大挑戰。

整體而言，新加坡的 AI 創業環境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法則。古戈將其形容為“務實和保守”。

這種看似不夠激進的政策，實際上是一個人才反向篩選的過程。在新加坡創業從來都不容易，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嚴格的法律法規，將那些只想撈一筆快錢的投機者擋在了門外。因此，能留下來的人和業務相對靠譜，做生意的勝算也更大。

另一個特點是，政府的補貼和扶持并非一筆錢申請下來就結束了，往往需要企業按照比例進行一比一配資，以確保資金真正用于經營。這種規范化管理使得企業能夠穩步前進，整體環境趨向良性，也讓優質創業者更有安全感。

如果將新加坡的 AI 產業政策與中美兩國進行對比，這種“務實”的底色會更加清晰。

在中國，AI 創業的敘事往往是宏大且資本密集的。202 5 年，中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突破 1.2 萬億元。從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紛紛設立百億級的產業引導基金。這些資金更多流向了底層大模型研發和頭部企業，對于應用層的初創公司而言，依然需要依賴風險投資的輸血。這種“To VC”的模式，要求創業者必須描繪出指數級增長的藍圖，容錯率極低。

而在美國，AI 創新的引擎主要由科技巨頭和頂尖學術機構驅動。雖然美國政府通過《芯片法案》和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資源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對于外國創業者而言，最大的門檻在于簽證。H-1B 工作簽證需要抽簽，充滿了不確定性；而無名額限制的 O-1 簽證則要求申請人具備“杰出能力”，門檻極高。這使得許多在美國留學的優秀 AI 人才，在畢業后不得不依附于大廠，難以獨立創業。

相比之下，新加坡走的是一條“小步快跑”的實用主義路線。根據新加坡《國家人工智能戰略 2.0》，政府計劃在 2025 至 2030 年間投入超過 10 億新元（約合 50 億人民幣）用于 AI 研發。這筆錢與中美相比并不算多，但其分配方式卻極具針對性。例如，針對首次創業者的 Startup SG Founder 計劃，提供高達 5 萬新元的配對資助；而針對深科技概念驗證的 Startup SG Tech 計劃，最高可提供 50 萬新元的資助，且資助比例高達 70%。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創業準證（EntrePass）為外國創業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2024 年該簽證的申請量增長了 35%，整體批準率維持在 65% 至 70% 之間。

孟奇也深有體會。她所在的初創企業可以申請解決十個工作簽證，技術團隊得以迅速搭建起來。目前新加坡工作簽證的審核非常嚴格，高薪崗位明確要求優先本國公民。外國人要拿到工作簽證，不僅需要滿足基本收入的最低要求（至少 6000 新幣，實際往往需達到 1 萬新幣），還需要通過綜合打分，并受限于行業配額。這種在政策上的優待，協助初創企業快速解決工作簽證并搭建團隊，比直接給錢的幫助更大、更及時。

對于中年人來說，出海創業往往面臨一個死局：父母怎么辦？

很多人在海外兜兜轉轉，最終因為無法兼顧老人的生活而不得不退守國內。但卡爾發現，新加坡是一個罕見的例外。這里地方小、公共交通發達，且普及普通話和簡體字，父母可以毫無障礙地自己出門散步、購物，甚至建立起本地的社會關系。

Carl 曾是某頂尖出行創業公司的中國早期員工，后在國內出行巨頭出任高管。2023 年，他在新加坡注冊了一家公司，提供“Cloud CTO”服務。

在跑通了 B 端業務的閉環后，卡爾感受到了一種更深層的使命召喚。他計劃 All in C 端業務，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推動技術民主化。

在國內的職業生涯中， Carl 已經拿到了世俗意義上的“大結果”。但每次回國出差，他都能感受到那種“無意義的內卷”。他希望將自己的 AI 資源和商業經驗，深入到普通人細致化的生活場景中。

“我希望 AI 不僅僅能跳舞、幫程序員寫代碼，還可以通過拍照整理家里的藥盒，幫我制作藥品清單和注意事項。”卡爾舉例說，如果 AI 能為懷孕的朋友提供情緒價值，分析產檢報告，提醒打疫苗和規劃時間，這才是 AI 真正應該做的事。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新加坡允許外國人百分之百持股，這使得企業注冊流程便捷不少，創業者不需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找當地人合伙，從而避免了被坑或延誤入場時間。更讓卡爾感嘆的是新加坡的低稅率。近期他剛好在報稅，發現 贍養父母和養育子女 等產生的費用都可以參與抵稅。整體算下來，個人所得稅不到 6%，這個數字確實令人震撼。相比之下，和他情況差不多的朋友，在國內的稅率可能高達 30%-40%。過往幾年，他給公司報稅時，虧損無需繳稅，盈利情況下的整體營業稅負也僅在 15%-17% 之間，這對創業者極具吸引力。

在這樣一個不卷、注重商譽、劣幣無法驅逐良幣的商業社會里， Carl 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作為一個領導二十余人團隊的四十歲創業者，他每 周 雷打不動地去藝術院系學習畫畫一小時，包括寫生素描和珠寶設計。

新加坡的環境仿佛賦予了他一個“結界”，讓他得以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AI 敘事”。他不希望 AI 成為少數權勢者的專屬資源，而普通人只能被算法控制。

“今年和過往不一樣，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輝煌年代，群星璀璨，正當壯年的我們該如何選擇？” Carl 說。他希望自己的創業能超越金錢回報，回饋世界，也增加自己人生的豐富性。

然而 ， 并非所有人的 AI 創業 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AI 創業一年后，孟奇提出了離職。她離開的原因是覺得公司決策層戰略搖擺，錯過了寶貴的商業機會。在 AI 領域，很多機會都有短暫的時間窗口，錯過了便不再重來。離職后，她選擇加入某家世界 500 強老牌外企 。 現在，孟奇所在的團隊專門服務中國出海創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