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經濟學家陸銘曾受邀去深圳給各級干部講課，有市領導詢問他對深圳有何建議，他說：“我建議你們多建高中。”對方一怔：我想問的是你對深圳的經濟發(fā)展有什么建言獻策，你怎么會扯到學校教育了？

對此，陸銘自有一番解釋：深圳人口結構很年輕，吸引了大量人才，但他們在深圳不止是工作，還有生活，會買房、結婚、生子，十年后，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已經需要提前開始規(guī)劃孩子升學的問題，這時候，他們會赫然發(fā)現(xiàn)，自家孩子別說擠進好學校，搞不好可能都沒地方上學！

這輪“搶學位”，首先是一個可預期的人口周期

陸銘當年給出的建議，現(xiàn)在正變成現(xiàn)實：就在當下，中國各大城市的中小學，正經歷著近十幾年來最慘烈的學位爭奪戰(zhàn)。

不久前，廣州、杭州、西安、重慶、東莞、長春等8座城市紛紛發(fā)出學位預警：當?shù)刂行W學位不夠用了，多個城區(qū)的學位缺口超過100%，也就說，每2個適齡學子可能只有1個能就近入學，因為本地學校的座位不夠。

這些城市的學位緊張到什么程度？以廣州為例，2021-25年間全市累計新增公辦基礎教育學位46萬個，超額完成原定30萬個的計劃，今年計劃還將新增5萬個，但仍然不夠，全市8個區(qū)都發(fā)布了預警，其中白云區(qū)、增城區(qū)預警學校數(shù)量都超過20所之多，遠郊的花都區(qū)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杭州也一樣，2025年全市新建、改擴建中小學40所，新增學位6.8萬個，已經在火速蓋學校了，但在2026-28這未來三個學年里，錢塘區(qū)、濱江區(qū)、上城區(qū)、拱墅區(qū)的部分小學，適齡戶籍生人數(shù)都將是常態(tài)招生計劃人數(shù)的一倍多！

很多人可能還沒回過神來：不是說這些年出生人數(shù)下滑，各地幼兒園都開始招不到學生了嘛，怎么突然之間又變成入學難了？

這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

說簡單是因為，幼兒園入學和中小學入學，原本對應的年齡段就不同。幼兒園招生難，是因為202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數(shù)下降；但現(xiàn)在的中小學學位爭奪戰(zhàn)，對應的則是2016年元旦起放開二胎帶來的生育高峰：2016年全年出生人數(shù)高達1786萬，創(chuàng)下2000年以來的最高記錄，第二年也有1723萬。

這批孩子，在2022年左右開始上小學，現(xiàn)在陸續(xù)開始升初中，到2030年左右還會升高中。隨著他們的不同階段，相應的學位就會緊張。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田祖蔭形象地稱之為“排浪式”，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就會像一陣浪峰一樣逐漸涌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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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峰值是逐年變化的，因此幾乎可以肯定：當下出現(xiàn)的學位緊缺，到四五年后很快就會自然緩解，因為到時候就沒那么多孩子了。換言之，現(xiàn)在拼命建學校都不夠用，但建完之后，沒幾年就可能會閑置。面對這種狀況，到底該怎么辦？

更深層的問題，是人口流動帶來的結構性失衡

學齡人數(shù)還好測算，真正棘手的問題在于：人是會流動的。城市化浪潮，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入城鎮(zhèn)，其結果就是城里的學校爆滿到坐不下，但鄉(xiāng)村學校卻門可羅雀乃至不得不關門。雖然這種現(xiàn)象在各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都出現(xiàn)過，但在中國來得特別猛烈。

在我老家崇明島上，90年代普遍還都是就近本鄉(xiāng)鎮(zhèn)入學，當時我們鎮(zhèn)上的初中每年段有6個班，但現(xiàn)在，學生少了一半還不止，不得已都和小學合并了。就這還算是好的，更偏遠的海橋鎮(zhèn)，五年前新學年開學，小學一年級竟只招到8個孩子！

相比鄉(xiāng)村的流失，縣城人口達到了當年的三倍，近些年來新的中學和小學新落成了一所又一所。誰都知道，城里的學校教育質量肯定比鄉(xiāng)下要好，現(xiàn)代化的教學器材配置更齊全，而現(xiàn)在年輕的老師又有多少人愿意去鄉(xiāng)村就職？

越是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地方，這種集中化的趨勢就越是突出。中心城市的超級中學到底下“掐尖”，在很多地方都是公開的秘密。在陜北榆林，近年來都形成了這樣一種模式：爸爸繼續(xù)在老家上班，媽媽則在西安陪讀，想方設法把孩子送進西安好一點的中學里去。

一邊是大城市學位不夠用，一邊是小地方學校因生源流失而大量閑置，這種資源錯配可不是因為人口生育高峰低谷造成的，而是三個浪潮的疊合：一是大量人口的流動，2010-2020年間，杭州人口增加了37%，西安是43%，廣州47%，深圳則高達68%！二是這些年各地為了“搶人才”，都紛紛放寬了落戶條件，這就使得原本不得不回原籍讀書的孩子，現(xiàn)在可以隨父母就近入學了；最后，教育資源向中心城市的集中化趨勢，又進一步導致學生向心集聚。

供給側應對，也帶來了新的難題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不少城市在試圖解決教育資源緊缺的問題時，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失衡局面。以廈門為例，2010-2020年間人口暴增46%，涌入的年輕人不但買房推高房價，他們的孩子也得讀書，廈門一邊擴建學校，一邊從泉州、龍巖、三明等地挖師資，其結果，當?shù)貎?yōu)秀師資的流失，使得廈門和這些地方的教育質量拉開了差距，進而讓更多學生家長認為，最好把孩子送到廈門去讀書。這就形成了一個循環(huán)，導致廈門的學位更緊張了。

在深圳，這樣的狀況同樣存在，甚至更為突出，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深圳可以從更大范圍內吸引師資，多年來一直從湖北黃岡、東北等地引進優(yōu)秀教師。2021-2024年間，深圳新增基礎教育學位多達82.5萬個，超過此前十年的總和。

目前的解法，概括來說，就是以各種辦法“增量補供”：建造新學校、擴建老學校、返聘退休教師、擴招編外教師。校舍的問題還好解決，及早蓋房子就是，真正難的是師資：建好了新學校，師資從哪里來？教學質量的完善，更需要長期的磨合，何況教師也是人，精力有限，要是40個人的班上塞進60個孩子，那老師也會忙得顧不過來，教學質量難免受影響。

這也罷了，更關鍵的是教師隊伍的士氣：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喬錦忠團隊根據學齡人口的變動，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想想看，如果你是老師，現(xiàn)在這兩年忙得滿負荷運轉，不到十年后卻說不定飯碗都丟了，你會是什么樣的心情？

接住這波孩子后，仍需倒逼教育改革

當下各大城市學位資源的緊缺，從表面上看，是人口高峰帶來的“排浪”，最多持續(xù)不到十年，但往深了一層來看，這涉及到整個教育體系如何為每個孩子提供優(yōu)質的公共服務。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之所以出現(xiàn)教育資源的錯配，在根源上正是因為教育體系的剛性與教育資源的不均衡：長久以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主要都依賴公立教育體系，基本上是靠教師的犧牲奉獻精神和編外教師來應對繁重的教學任務；而與此同時，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又使得人們對某些地方的某些超級學校趨之若鶩。

在日本沒有這樣的問題。教育資源高度均衡，當然也就沒有“學區(qū)房”的說法，如果哪里學生人數(shù)增長，市場機制自動調節(jié)，也會讓看到這一機會的私立學校應運而生，各地政府也就沒有那么大壓力來應對入學難的問題了。

現(xiàn)實證明，國內各地的入學難，也完全可以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辦法加以解決。杭州淳安縣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自落成以后，就被廣泛贊譽為“最美鄉(xiāng)村小學”，甚至有家長帶著孩子從四川、廣東慕名而來。據當?shù)胤止芙逃母笨h長告知，他們起初只是想改造這個偏僻鄉(xiāng)村的小學，為當?shù)貫閿?shù)不多的孩子提供一個好的教學環(huán)境，最后轟動全國，他們也完全始料未及。這個案例的成功至少表明：哪怕是鄉(xiāng)村，也完全可以擁有很好的教育資源，解決生源流失和吸引師資的難題。

杭州市淳安縣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

唯有一個彈性的教育體系，才能應對這樣的變化：我們不能只顧滿足孩子入學，卻忘了教師的長遠發(fā)展，百年樹人，這可不是“來了就能用”的流水線工人，當下固然需要持續(xù)擴容優(yōu)質教育資源，但還得想清楚幾年后人口高峰過去了，教育體系如何因應。很有可能，不出十年，各地都將推行小班化教學，這不僅是學生人數(shù)的變化，也將意味著教育模式的變革。

盡管現(xiàn)在看來，短期內學位資源的錯配會帶來不小的問題，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又何嘗不是好事呢？因為這至少意味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尋求更好的教育機會，這無論對城市化還是教育質量的提升，其實都是一個機遇而非麻煩。關鍵不是阻止這種流動，而是如何更好地滿足人們正當?shù)男枨螅@又會“倒逼改革”，迫使教育體系變革。

一個現(xiàn)代社會，當然不能讓一個孩子掉隊，但要做到這一點，絕不僅僅是多蓋幾間校舍而已，這需要的是一個前瞻性的規(guī)劃、系統(tǒng)性的改進和創(chuàng)造性地回應，當更好地看見家長、學生和老師的需求，以人為本，讓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到優(yōu)質教育資源，當下為之困苦的問題才有可能最終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