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何以成為大師，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近日，北京畫院舉辦了“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暨“傳統中國繪畫研究中心”2024學術年會。針對“齊白石何以成為大師”這一主題，來自全國各地的24位學者參加研討，15位學者發表學術演講，展開討論和學術交流。以下為發言摘要。

晚年齊白石在北京

齊白石藝術人生的輝煌轉折

（林木 四川大學教授）

在齊白石研究中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即認為在1922年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中齊白石作品的大獲成功，是齊白石藝術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從此，齊白石成為中國畫壇一流的、頂級的藝術家。然而，仔細考察現代繪畫史，尤其是北京繪畫史，會發現1922年以后，直到20世紀40年代，齊白石雖然已經成為北京畫壇的一位著名畫家，但他始終沒能完全融入北京傳統派的繪畫圈并成為核心畫家；齊白石在北京畫壇的地位也有限，整個民國時期，他的畫價始終偏低便是一個例證。“生涯落寞”或許是齊白石民國年間畫壇地位的無奈寫照。齊白石的藝術有許多與時代共進、與20世紀藝術思潮相吻合的地方，正因為這些長處，他得到了林風眠、徐悲鴻、胡適這些文化先驅的一致推崇，但他的這些難得的長 處在民國年間的北京傳統派精英圈中卻難以得到認同。齊白石藝術人生的真正轉折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的。共和國成立后，齊白石及其藝術，幾乎完全符合新政權的藝術方向，他的藝術成為共和國藝術的楷模，他也因此獲得了一連串極致的榮譽，成為共和國家喻戶曉的國畫老明星。共和國成立后，齊白石藝術人生進入最重要、最輝煌的時期，這也證明了齊白石確實是20世紀美術思潮的時代標桿。

研討會現場

文人畫精神的追尋：齊白石是如何取法石濤的？

（朱天曙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清代石濤與近現代齊白石為藝術史上的兩位巨匠，齊白石曾多次表達他對石濤藝術成就的崇仰，二人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傳承關系。本文以另一視角，指出齊白石藝術與石濤的密切聯系。首先通過對齊白石手稿、日記、信札及畫跋等新出版材料的整理，揭示齊白石所認識的石濤；其次根據齊白石詩作、題畫以及傳世作品，分析石濤與齊白石在藝術觀念與技法上存在的延續性與相似性；再次，齊白石多次以石濤為題材進行創作，包括繪制石濤畫像、以石濤詩句入印等等。文章力圖通過文獻與圖像兩個方面的細致梳理，從書畫技法、風格、藝術觀念等角度指出齊白石一生是石濤知音的追尋，進而對齊白石藝術作另一種觀看。

齊白石《人罵我我也罵人》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博物之眼——Natural History、江戶畫譜與齊白石草蟲

（張濤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

草蟲是塑造齊白石時代畫風的、體現其重要繪畫語言特色的題材之一，雖然之前的研究多有提及，但并未深究齊白石草蟲繪畫的具體分類、描繪特色、視覺資源等。在1920年之前，齊白石的相關草蟲畫作實際數量寥寥，為何會在1920年之后突然呈現井噴式的創作？筆者通過細致分析發現，除了部分延續傳統中國畫技法所描繪的草蟲，還有很大一部分注重透視與立體效果，描繪逼真且偏于博物畫觀察方式的草蟲畫作，結合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圖像旅行的中西路徑、齊白石的人際交往以及他可獲得的視覺資源等角度綜合分析，可以確證這批草蟲畫作受到西方博物繪畫的潛在影響，尤其受到日本江戶時期流行的“博物畫譜”或者“博物蟲譜”的啟發。齊白石在吸收借鑒博物畫譜中的草蟲題材與畫法的同時，結合傳統技法對其進行演變，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草蟲風格。

齊白石《花鳥工蟲冊頁》

齊白石與日本畫家交游考略——以篆刻作品為中心

（淺野泰之 湖北師范大學藝術學博士）

在數量眾多的齊白石篆刻作品中，有不少是為日本友人所刻治。其中，齊白石曾經為9位日本職業畫家刻治過印章，從這些篆刻作品中可窺見齊白石與日本畫家的交流情況。9位日本職業畫家之中，竹內棲鳳應該是最早與齊白石進行接觸和交流的，齊白石 曾經為竹內棲鳳刻治29枚印章，這也是日本人中數量最多的。此外，從現有資料來看，一些與齊白石未曾謀面的日本畫家，也通過中間人等途徑訂制齊白石的篆刻作品。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日本對齊白石篆刻作品確實存在一定的市場需求。

《丹青訣》電影拍攝始末——兼論齊白石與勝泉外吉、野口勇的交游

（孟召漢 湖北美術學院講師）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伊藤為雄為代表的日本藝術中介及一眾擁躉，為齊白石書畫在海內外藝術市場的擴張做出了諸多嘗試。借由對《丹青訣》電影，以及曾與齊白石往來頗多的正金銀行客戶勝泉外吉、美籍日裔藝術家野口勇的考察可窺，借助《丹青訣》電影的傳播，齊白石書畫不僅快速走出國門為更多日本文化精英階層所接受，而且沖出亞洲為歐美公私藏家所關注。同時，齊白石書畫也為歐美藝術界領悟大樸不雕的東方藝術精神提供了一條頓悟之徑。

1956年蘇聯美術家協會訪華考察團與齊白石交游考——再論蘇聯美術家對中國畫的理解

（陳都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演講以1956年蘇聯美術家協會訪華考察團拜訪齊白石為線索，串聯起相關人物的美術作品、著作、報刊，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美術家如何理解齊白石及其藝術，也可以看到他們怎么創作中國水墨畫，以及如何運用現實主義理論解釋中國畫。由此，挖掘出一條中蘇美術交流的暗線，使我們可以從中國美術對蘇文化輸出的角度進行思考，即蘇聯的造型藝術并不與中國畫本體語言相沖突。

膽敢獨造——齊白石山水畫中的太陽圖像研究

（張瑞娜 西安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文人在山水畫中似乎習慣性回避太陽，偶有日象，也常以云霞狀之。中國畫的學習向來講究師古而后創新，齊白石的山水畫學習成長之路也不例外，他的作品脫胎于傳統而后自成新貌。然而，令人好奇的是，齊白石的山水畫并不存在傳統的重月輕日現象，我們在他各時期的山水作品中幾乎都能見到太陽符號。本文回歸齊白石山水畫圖像本 身，試圖通過解讀齊白石山水畫中太陽這一元素的淵源、內涵及形式特征，由此以小窺大，審視民間美術、文人山水以及自然造化在齊白石山水畫藝術形成中的累積疊加效應。

最喜閑游是少年——齊白石與兩廣遠游

（奇潔 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研究員）

1905年至1909年，齊白石多次前往兩廣地區遠游。兩廣遠游在齊白石的山水畫發展歷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遠游寫生創作促成了齊白石自我繪畫理念的覺醒，最終形成了極具個人風格的山水畫模式。同時，兩廣遠游也體現出齊白石開放包容的心態和接納中西文化視野的格局，這也奠定了他的藝術創作道路始終在求新求變、不落窠臼的基礎。

齊白石 《萬竹山居》 102.5×49.5cm 紙本設色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白石印草》“甲戌本”研究

(呂曉 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1933年至1934年間，齊白石為川籍弟子羅祥止、余中英演示篆刻刀法，將家藏的300余方印石全部刊刻，其中191方印章輯為《白石印草》“甲戌本”，其中一套原鈐印譜后由劉淑度捐獻給中國國家圖書館。這套印譜的發現，為收藏在北京畫院的百余方無年款印章的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也見證了齊白石與兩位川籍弟子的師生情。演講還通過齊白石、曾默躬等人為《祥止印草》作的序言，為研究齊白石與弟子羅祥止的交往提供了新的線索。

天津博物館藏齊白石篆刻作品初探

（盧永琇 天津美術館研究館員）

天津博物館收藏齊白石各類作品幾百件，其中篆刻作品和印蛻共13件。除去3件疑似贗品，演講對10件篆刻作品進行整理刊布，特別是首次發現的齊白石篆刻尤為重要，以期豐富齊白石篆刻研究的資料。

《視道如華》 齊白石 1917年

遼寧省博物館藏齊白石篆刻簡介

（張書慧 遼寧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遼寧省博物館與齊白石有著深厚的淵源，除了大量收藏齊白石書畫，還征集到了胡文效、齊子如等收藏的齊白石篆刻作品，并購入了多種齊白石篆刻印章等。這些藏品涵蓋了齊白石篆刻藝術的多個階段，包括早期摹刻階段、“衰年變法”完成階段、巔峰階段，以及晚期。此外，還有原鈐印譜等。演講以齊白石的篆刻歷程為線索，嘗試對這些齊白石篆刻作品進行介紹，期望能為學界和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齊白石印《何要浮名》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紀年印考

（張德斌 新華通訊社《中國證券報》高級編輯）

齊白石所刻印章中有一批獨特的紀年印，包括歲數印、干支印兩大類，其主要功能應是鈐蓋在書畫作品上，起到類似年款的作用。由于齊白石曾經聽信算命先生之言，給自己虛加兩歲，這給研究者通過紀年印辨識其書畫作品創作年份增加了難度。同時，其虛增歲數的實際情況遠較目前學界所揭示的更為復雜。此外，對于這些紀年印的刊刻時間、邊款的釋讀，以及鈐蓋這些印章的書畫作品的創作時間判定等，還存在一些誤區。演講通過廣泛深入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討與考訂。

個個毋忘念此翁——齊白石與胡佩衡、胡橐父子交誼考略

（劉軼丹 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在齊白石的友人中，胡佩衡（1892—1962）是不容忽視且非常重要的一位。二人交往遍及藝術與生活各個方面，胡佩衡更是為宣傳推廣齊白石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胡佩衡之子胡橐（1925—1995）拜師齊白石后，跟隨老師學習十余年，將兩家交情延續的同時，與父親一道為弘揚齊白石藝術做了大量工作。演講者通過拜訪胡氏后人，查找、挖掘第 一手資料，還原史實，鉤沉齊白石與胡氏父子交游脈絡，充實、填補齊白石與胡佩衡研究中的空白。

齊白石 墨梅 北京畫院藏

淺析1954年遼寧省博物館齊白石畫展籌備過程

（袁芳 遼寧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演講以1954年遼寧省博物館（前身為東北博物館）為齊白石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個人展覽相關檔案資料為主要分析對象，深入發掘遼寧省博物館與齊白石之間的淵源，并整理出與齊家交往頻繁的收藏家相關記錄。1954年的齊白石展覽，不僅為遼寧省博物館和齊白石之間構建了橋梁，而且間接促成了70年后，即2024年遼寧省博物館舉行的齊白石特展。本文通過進一步研究相關藏品和1954年展覽資料，探究齊白石藝術創作中的理念與情懷。

“留得齊名滿華夏”——1958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地齊白石遺作展史事考略

（鄭春光 北華大學助理研究員）

演講結合相關報道、文章、影像、物件，考證了1958年齊白石遺作展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舉辦的情況， 并通過“齊思妙構譽京華”“津沽猶有思齊翁”“滬申再睹璜公作”“眾芳所在憶白石”“故交新識著文章”五部分內容對展事規模、參觀人數（次）、參與層面、社會反響等史實進行析述，從而得出展覽成為當時“國家文化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齊白石成為“國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代表，并于其后六十余年在民眾中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藝術家”（有影響力的“群眾型大師”）的結論。

齊白石晚年畫作

（本文據北京畫院年會資料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