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踞匈牙利16年的歐爾班，終于被人民用選票趕走了。

在執政的16年間，歐爾班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其中最讓人反感的大概是系統性地瓦解了匈牙利媒體的獨立性，把媒體變成了他的喉舌。

十年前，匈牙利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自由指數中排名第40位，而到去年已跌至第85位，它也成為歐盟成員國中第一個從“自由”降級為“部分自由”的國家。

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傷害，可以是無限的。

在4月份的匈牙利選舉中擊敗歐爾班的馬札爾表示，他的政府將暫停國家媒體廣播，通過新的媒體法，并在其內閣執政后確保新聞自由。

歐爾班如何控制媒體

過去十幾年，匈牙利的變化，不是突然斷裂的，而是一步步完成的：媒體沒有被關停，卻被改造；記者沒有被大規模逮捕，卻被重新定義了角色；新聞沒有消失，卻越來越不像新聞。

歐爾班并沒有采用傳統威權那種粗暴的方式——封殺、抓人、關報社——他采用的是一種更“現代”的路徑：通過資本、政策與制度，把媒體納入一個可控的體系。

這套體系的起點，是對媒體所有權的重塑。政府將大量公共資源、合同與利益輸送給親信企業，這些企業再去收購媒體。媒體表面上還是市場主體，但其背后的資本結構已經發生變化。

最多時，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結盟的力量控制了匈牙利高達80%的私營媒體市場。到了2018年，476家媒體被整合進一個名為中歐新聞媒體基金會的龐大體系，這個體系對外呈現為“多元”，對內卻高度統一。

不同報紙、不同電視臺，可以在同一天刊發幾乎一字不差的政治內容，這已經不是媒體，而是信息生產線。

在現代傳媒環境里，廣告就是命脈，而匈牙利政府恰恰控制了最大的廣告來源——國家廣告。通過精確分配廣告預算，政府讓親政府媒體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而獨立媒體則被逐漸“餓死”。你當然可以繼續批評政府，但代價是無法維持運營。

與此同時，法律與監管體系也被重新設計。新的媒體法賦予監管機構極大的權力，這些機構的成員又由執政黨任命。它們可以以“報道不平衡”、“內容不當”等模糊理由對媒體處以巨額罰款，甚至吊銷執照。

更進一步，政府還試圖通過所謂“公共生活透明度法案”，將調查記者、非政府組織等貼上“受外國影響”的標簽，使其接受額外審查。

媒體成為歐爾班的喉舌

當所有權、資金與制度都被重構之后，媒體內容的變化幾乎是必然的。匈牙利的問題，不僅是媒體“偏向政府”，而是大量媒體開始主動生產符合權力需要的信息，甚至不惜違背事實。

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對反對派的系統性抹黑。有媒體重新刊登政治人物家屬多年前的裸照，并配以極具侮辱性的問卷；還有媒體編造反對派人物奢靡生活的細節，試圖在道德層面摧毀其形象。這種做法已經超出了新聞的范疇，更接近政治打擊工具。

其次，是語言本身被統一。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規定媒體使用的詞匯，比如將非政府組織稱為“外國資助組織”。這種語言控制的意義在于，它不僅影響報道方式，更影響公眾的認知框架。

再進一步，是制造“敵人”。在移民問題上，媒體不斷強化恐懼敘事，把移民描繪為威脅文化、安全甚至生命的存在；在俄烏沖突中，則通過敘事調整，把風險歸因于外部力量或國內反對派，而淡化其他因素。

最典型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虛假報道。親政府媒體發布了數百篇文章，指控反對派推動反疫苗政策，而這些說法后來被法院認定為不實。即便如此，這些內容依然在傳播。

匈牙利迎來春天？

在這樣的環境中，記者的處境變得異常復雜。很多人習慣把問題歸結為“記者不專業”或“媒體墮落”，但更現實的情況是，記者所處的結構決定了他們的選擇空間。

獨立媒體失去廣告、面臨關閉；批評政府的記者被限制采訪、被排除在信息來源之外；部分記者甚至受到監控和騷擾。當獲取信息變得困難，當職業安全受到威脅，堅持獨立報道就不再只是職業選擇，而是風險行為。

于是，一種“馴化”逐漸發生。記者不一定需要被命令，他們會自我調整。什么可以寫，什么不該碰，什么話要用什么方式說，這些規則慢慢內化。到最后，很多內容并不需要直接審查，就已經在生產過程中被過濾掉了。

但即便如此，匈牙利并沒有完全失去獨立聲音。一些媒體仍然在堅持調查報道，通過眾籌或基金會支持維持運營。

更重要的是，普通民眾也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抗議國家媒體淪為宣傳機器，要求獲得真實的信息。

2024年，數千名抗議者聚集在布達佩斯，揮舞紅、白、綠三色國旗和寫著“獨立公共媒體”和“不左，不右，只有匈牙利人！”的布條，要求政府結束他們所謂的政府“宣傳機器”，呼吁建立獨立的公共服務媒體。

當時領導這場抗議的正是馬扎爾，他在集會上高呼：“我們已經受夠了惡意、謊言和宣傳，我們的耐心已經耗盡，清算的時刻已經到來。如今我們匈牙利的公共服務媒體是全球丑聞，我們受夠了。”

現在，他將就任匈牙利總理。希望他能兌現承諾：“每一位匈牙利人都值得有一家播出真相的公共服務媒體”。

而每一個記者，都不愿意當政治喉舌，他們也都值得一個能自由報道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