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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李慎之,哲學家、社會學家,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蘇無錫,曾為周總理助手。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關言論被主席點名,定為極右分子。讓李慎之被判右派的“大民主”言論內容是:“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應當建立憲法法庭”。
這些言論,現在看起來似乎沒什么不妥。但當時情況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國內、國際上存在圖謀顛覆新政權的多種敵對勢力,即便像傅作義一樣的“投誠將軍”還都想著對蔣某人“悉貢所能”。
在當種社會條件下,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真的像李慎之希望的那樣、還政于民的話,那么,所謂的“民”會是誰?會是老百姓嗎?不、絕對不會,肯定是那些能夠控制話語權的各級官僚、資本家、專家學者、記者編輯、各類明星……等,也就是現在說的所謂“精英人士”。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一方面是普通民眾對自己“當家做主”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看不到政治地位和自己利益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對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有充分認識的精英階層,他們明白,自己的利益訴求、用“民意”形式才能合法爭取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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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和妻子張貽
這種情況,甚至直到現在都沒得到徹底扭轉。無論我們主觀上多么希望民眾能夠當家作主,但在客觀上、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底層民眾都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訴求,需要有代言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代表他們。
中國有關成語叫做“大智若愚”,實際上、真正的“大民主”看起來也許會非常像“極權”。新中國成立,常常被說成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民眾身負“三座大山”、就是“精英政治”的結果。如果實施所謂的“還政于民”,必然就又走到“精英政治”的老路上,民眾利益被無視、被侵蝕的情況必然重演,“三座大山”將重新出現。
其實,真正的民主是尊重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形式上的“還政于民”。舉個例子吧: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個數據,全國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
當主席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時,農民并沒有提出過這個要求,很多醫療工作者也是不樂意下鄉的。如果把這個事情“還政于民”,能有大批醫療工作者送醫下鄉嗎?農村的醫療狀況能得到改善嗎?……
一些人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問題,自己的意見受到壓制、利益受損,就發牢騷說“極權”、“專制”。這是非常狹隘的。就李慎之而言,他還有句著名的話,叫“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
李慎之早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在激情澎湃的年輕時代,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勝利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結合其他人的一些類似經歷,他得出結論說“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
而實際上,他是不太夠資格說這句話的,真正有資格說這句話的是劉青山、張子善等人。他們兩個參加革命比李慎之早,貢獻比李慎之大,下場比李慎之慘。但是,他們(包括子女)并沒有抱怨“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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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為什么呢?也許是因為他們比李慎之多一點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曾經是“革命兒女”、不代表一直都將是“革命兒女”。但李慎之不這樣想,他認為自己“一朝是革命兒女”、就“永世為革命兒女”。
所以,在他后來右派平反之后,還用“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這句話、從人道主義的面目批判革命,并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識分子,一大批當官做老爺享特權搞腐敗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被共產黨鎮壓或被剝奪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響了輿論,讓自己成為自由主義的中國教父。
而實際上,他的這一套言詞,不堪一擊:革命兒女不是大學文憑,不是一旦考上就一勞永逸。同時,革命也不會完美無缺,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一個真正的“革命兒女”應該理解這點,不會因為個人被“不公平”對待就仇視革命;這就像父母也會委屈、冤枉兒女,兒女不應因此仇視父母一樣。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在北京協和醫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如去深感遺憾:他至死也沒弄懂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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