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彼得·德魯克一直以“著名管理學家”乃至“管理學之父”的顯赫身份為世人所熟知，德魯克的這一耀世標簽與“管理學”這一學科在二十世紀的強勢崛起和發展密不可分。事實上，德魯克不止是一位先知型的管理學家，更是一位抱負遠大的思想家。早在1993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就給了德魯克一個精準的定位：“在一個充斥著自大狂和江湖騙子的行業中，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

然而，對德魯克本人來說，他很少以“管理學家”自居。他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媒體將管理學家稱作“大師”（guru），是因為“江湖術士”（charlatan）這個詞太長了而不適合用在新聞標題中。

終其一生，德魯克所關注和思考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人、組織、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為此，德魯克在晚年創造了一個詞，稱自己為“社會生態學家”（social ecologist）。如果說德魯克留下的39本書和不計其數的文章形成了一個浩瀚的思想景觀，那么其景深處的源頭佇立著的是他的第一本書，也是他的成名作——《經濟人的末日》（1939）。

《經濟人的末日》

[美]彼得·德魯克 | 著

洪世民 趙志恒 |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著名學者漢娜·阿倫特從政治哲學的視角，研究了德魯克畢生思考的兩大主題：《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和《人的境況》（1958），德魯克這本令他聲名鵲起的著作《經濟人的末日》的副標題正是：“極權主義的起源”。他在半個世紀后的序言中寫道：“我在1933年希特勒掌權前段幾個星期就動筆了。”這意味著，德魯克開始思考和寫作這個重大主題的時間，比阿倫特早了至少12年。

更難能可貴的是，德魯克的商業背景，也使他躍出了意識形態的簡單化思維，以一種更宏大、更系統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將這場二十世紀的巨大災難，放到全人類的場域中全面思考，而非僅僅聚焦于極權與德國猶太人的關系上。

筆者以為，這本書中所蘊含的重大主題和豐富思想，正是日后德魯克走上管理學道路的邏輯起點。在德魯克看來，一個現代世界的公民，既需要獲得在公司、工廠謀生的職業技能，更需要尋找信仰和價值。沒有前者，他就會被社會拋棄，憤世嫉俗；沒有后者，他就淪為純粹的“經濟人”——這為惡魔的降臨提供了絕佳的土壤。

正是在此意義上，德魯克眼中的管理不只是一個學科、一門專業，更是一種視角，一條道路。終其一生，德魯克將管理學視為一門“博雅技藝”（liberal art），而將管理視為對抗極權專制的工具，以及通向豐盈人生的契機，而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成功學。

人的歷史

德魯克曾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是管理。”這一斷言的內在意蘊，乃是將管理視為對抗極權專制的有力工具。作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的管理思想以其濃厚的人文底蘊和實踐色彩，致力于矯正管理學過分科學化、理論化的傾向，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宏闊視角確立了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地位。

因此，單一的管理學科的視角無法讓人領略到德魯克思想的全部意蘊和魅力。如前所述，德魯克真正關注的乃是人、組織與社會三者的關系。要重新認知德魯克，全面深刻地評估其留下的博大厚重的思想遺產，必須要從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末日》進入，一個關鍵的視角乃是：人的概念的歷史。

在德魯克看來，西方歷史中人的概念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即從十三至十四世紀的“靈性人”轉向十七世紀的“智性人”，又在十九世紀轉變為“經濟人”。“靈性人”盡此一生充當上帝的子民，并最終獲得靈魂的救贖。那種自由是在追隨基督或撒旦之間選擇的自由；“智性人”窮其一生探究真理，并盡己所能擔起真理的重負，哪怕為了真理而觸怒教會。那種自由是在真理與蒙昧之間做出選擇的自由；而“經濟人”把物質世界的利害盈虧當成生活的核心領域——他未必是商人，卻把商人般的計算理性當成指導生活的方法論。當“經濟人”成為人之典范時，人們對生活的想象與激情便統統降落在物質世界。

從十九到二十世紀，“經濟人”先后遇見了兩種偉大承諾。一種承諾說，只要讓物質資源在市場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許人們在逐利當中自然博弈，人類就會自動走向幸福；另一種承諾則說，前一種承諾無比虛偽。因為所謂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過是富人的陰謀。這種承諾告訴人們，人類肯定會獲得最終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過革命，用鮮血和頭顱換來平等。兩種承諾，是統治了現代生活的兩種“主義”。在德魯克看來，兩種“主義”看似水火不容，其實它們共享同一假設：人不多不少，僅僅是“經濟人”。它們承諾的一切，無非是要滿足“經濟人”的想象和激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們看清了市場自由背后的謊言，也意識到以平等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們的是更嚴酷的不平等。無論走哪條路，道路的盡頭都是絕望。更可悲的是，他們從別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為他們是“經濟人”，除了物質世界的“得到”，他們沒辦法想象別的生活。

于是，西方的極權主義勢力在這種群體性的殘酷幻滅與絕望中登場了。德魯克最深刻的洞見在于，絕望乃是“經濟人”的宿命。只要人們滿足于活在一個以“經濟人”為模板的世界，絕望就會隨時侵襲而來。這也意味著，惡魔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正是德魯克，一眼看破了這平等的幻象，化身為那個動蕩時代的先知。

隨后，德魯克寫作、出版了《工業人的未來》（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會》（1950），聲譽卓著的《管理的實踐》（1954）是他的第5本書。至此，德魯克的身份逐漸從政治分析家轉變為管理學先知。

他認定，劫后余生的人們必須提早為和平時代的生活做好準備。這種準備首先不是指物質的重建，而是盡一切努力防備惡魔的卷土重來。而唯一的辦法就是，人得在面包和馬戲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擔起人的責任，尋求新的人之典范。如果說，“管理，使人成為人”的理念可以道出作為管理學家的德魯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著：人，要把自己從“經濟人”的桎梏里解救出來。

從政治走向管理

1933年，希特勒上臺前的幾個星期，德魯克開始動筆寫《經濟人的末日》。1939年春天，當這本驚世之作正式出版時，納粹已經踏出它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從一開始，這本書就籠罩在一種緊張和恐怖的氣氛中。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大膽預言：歐洲不會迎來大團圓結局，而是會落入一種更深層的黑暗——法西斯主義的統治。

如果說，“現代”的核心信念是，建立一個理性、有序、可控的社會；那么，在納粹意識形態上建立的政治體系，只會讓社會走向非理性。由此，人性中惡的那部分就會被召喚出來，人們的信仰將會化成恐懼、瘋狂、嗜血的暴力，個人完全無從抵御。

在這部大膽的處女作中，德魯克駁斥了當時的主流觀點，并引導讀者專注于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歐洲社會及其政治結構的瓦解導致納粹的興起，進而支配了整個歐洲。

法西斯主義，一場真正的、以摧毀一切陳舊事物的革命，在德魯克看來，“沒有任何積極的意識形態，只是一味駁斥、打擊與否定所有傳統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駁斥一切舊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與社會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則，包括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正當性”。丘吉爾在為本書寫的第一篇書評中稱它為“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釋兩次大戰間世界形勢的書”，并在成為首相后，下令將該書納入英國預備軍官學校畢業生書單中。

考慮到這本書所蘊含的驚人的預言性，德魯克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了“預言學家”的特質。在他看來，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并不是因為簡單的種族仇恨，而在于猶太人象征著資本主義秩序。而納粹的真正目標，是趁著資本主義與烏托邦的雙重失敗，通過制造一個假想敵來“消解”社會壓力。由此，德魯克大膽預測，希特勒的反猶并不會止步于迫害，而會在邏輯的驅使下，走向屠殺所有猶太人的“終極方案”。

他還預言，極權主義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將不得不轉向制造更多的社會裂痕，以延緩危機。有趣的是，他并沒有把希望寄托在歐洲現有的軍隊和政體上，因為他認為西歐根本無法有效抵抗納粹的進攻，而斯大林最終會和希特勒簽署協議。后來的歷史，一再地驗證了這些預測。

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問：那未來還有希望嗎？希望在何方？對此，德魯克的回答是極為明確的：希望，就藏在徹底的變革之中。進一步來說，破解極權統治的鑰匙，就在于重塑社會結構。

或許就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的某個時刻，那個縈繞和貫穿他一生的宏大命題浮出水面，那就是人、組織與社會三者的關系。就這樣，德魯克破天荒地提出了“多元組織型社會”的概念，即通過企業、非營利機構等新型組織填補家庭和國家之間的空白。這些組織既能承擔社會責任，又可以保持靈活性，使得極權政體就難以獨占社會資源。正是在此意義上，德魯克將公司的興起視為二十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社會現象。

更重要的是，德魯克將這些理念發展成了一套全新的理論體系，它構成了現代管理學的基石。他主張，每一個組織都應該“績效優先、責任導向”，這樣才能培養一批具有社會使命感的企業家和領導者。這種理論，被德魯克稱為“唯一可以對抗極權的選擇”——這正是德魯克為現代管理學賦予的崇高使命。那些將管理學“矮化”為工具論的人，他們可能從未意識到，真正的管理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方式。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發現從德魯克的第二本書《工業人的未來》，一直到他獨自完成的最后一本書《功能社會》（2002），隱藏著一條一以貫之的暗線：以管理抵制極權專制，并捍衛個人自由和尊嚴。這不禁讓人想起他在《公司的概念》中留下的那段經典文字，后來它被鐫刻在位于美國克萊蒙特大學附近的德魯克紀念館正對客廳入口的顯眼處：

在一個由多元的組織所構成的社會中,使我們的各種組織機構負責任地、獨立自治地、高績效地運作,是自由和尊嚴的唯一保障。有績效的、負責任的管理是對抗和替代極權專制的唯一選擇。

從經濟人到自由人

在德魯克看來，“經濟人”只是西方歷史中人的鏈條中易朽的一環，在極權主義興起的那個黑暗時代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幻滅和終結。在此必須指出，從歷史視角來解讀關于人性的概念，是德魯克思想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進入1950年代后，德魯克敏銳地洞察到一個“知識型社會”即將到來，并在《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 1957）中創造了“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這個關于人的全新概念。可以說，從“經濟人”到“知識人”的跨越是巨大的，后者的迅速崛起，造就了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而信息科技成為這一切變化的加速器。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于知識的應用領域被一再擴大，個人和個別機構不再是孤獨無助的，他們因為掌握了某項知識，就擁有了選擇的自由和影響他人的權力。他們最大的特點乃是獨立自主，可以主動地整合資源、創造價值，促成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政治層面的改變。

在德魯克看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意義深遠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不僅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在所有機構中，包括在互聯網時代虛擬的工作社群中，知識工作者的崛起既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也帶來對傳統的“胡蘿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戰。不過，“知識人”并不是德魯克對人的概念之期許的最高理想。

在德魯克的心目中，關于人的存在的最高理想乃是古希臘文明所孕育的“自由人”概念，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歷史悠久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傳統。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西方歷史上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亞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學》中首次提出了“自由人知識”。在此，“自由”與“實用”相對立，像極了莊子所謂的“無用之用”，代表了致力于人的精神與心靈自由發展的教育哲學。

正是在這個最高理想的驅動下，德魯克終其一生在創建、研究和完善所謂的現代管理學。1999年1月18日，接近90歲高齡的德魯克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貢獻是什么？”這個問題時，在一張明信片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著眼于人和權力、價值觀、結構和規范去研究管理學，而在所有這些之上，我聚焦于‘責任’，那意味著我是把管理學當作一門真正的‘博雅技藝’來看待的。”

給管理學冠上“博雅技藝”的標識是德魯克的首創，反映出他對管理的獨特視角。在管理的科學屬性大行其道的當今時代，德魯克提醒我們，管理還有著作為一門“博雅技藝”的人文屬性。

德魯克認為，英國科學家、小說家C.P.斯諾提出的彼此割裂的“兩種文化”（即“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迫切需要重新整合成一種新的文化，而實現它的最佳路徑正是通過“管理”這一博雅技藝——它既關乎技能，又關乎信仰和價值。德魯克的終極野心是想借助“管理”這個新工具，把博雅教育從學校擴展到工廠、公司、每個組織乃至組織里的每個人：

通過參與管理，人類將重新認識自己、產生影響和建立關系。（《新現實：政府與政治、經濟與企業、社會與世界》，The New Realities, 1989）

從1939年的《經濟人的末日》到1989年的《新現實》，跨越整整半個世紀的德魯克走過了以管理來捍衛個人自由與尊嚴的漫長旅程。只有在此視野和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讀懂和繼承德魯克精深浩瀚的思想遺產，以及他未竟的偉業。

（作者 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