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醫務人員在健康科普中堅守專業底線，讓權威醫學聲音有效抵達大眾，已成為當前醫療領域亟待回應的重要課題。

4月17 日，我院王帆教授依托上海嘉定復旦國際教育科技創新中心-數智健康與治理創新中心，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與數據科學實驗室、“醫學界”，在中國新聞史學會健康傳播專委會學術指導下，聯合發布《醫務工作者健康科普實踐與需求調研報告(2026)》，用近千名醫生的真實數據，揭示科普現狀。

結合最新調研報告，我院王帆教授與新聞學院孫少晶教授、以及醫學界市場調研與洞察部負責人楊傳敏、健康科普部劉一婷，基于調研數據，對當前醫務人員科普現狀與核心問題進行深度解讀。以下為解讀問答全文：

調研報告真實反映醫生科普現狀

Q1

這份報告是在怎樣的行業背景下啟動的？其調研初衷與核心目標又是什么？

孫少晶：一方面，我國健康科普發展十分蓬勃，我們團隊也已開展了一系列前期相關研究；另一方面，2025年底國家衛健委發布了《醫務人員互聯網健康科普負面行為清單（試行）》（以下簡稱《負面行為清單》），為醫生開展健康科普提供了重要指引與參考。

在這樣的背景和基礎下，我們與“醫學界”深入溝通交流后，認為非常有必要針對醫生群體開展健康科普專項調研，幫助大家更清晰地認知現狀，推動醫生健康科普工作更加規范，更好地服務于“健康中國”建設戰略。

楊傳敏：基于300萬醫生數據庫，“醫學界-醫米調研”一直關注追蹤行業大事，醫生個人品牌打造和健康科普就是其中一項。此次和復旦大學團隊合作，專家們對問卷進行了更專業的升級，更貼近行業生態，也帶來了更深入的洞察。

Q2

報告中有哪些值得醫生重點關注的發現？又折射出醫生做科普的哪些真實現狀？

楊傳敏：第一，數據表明，中國醫生已從“主動經營個人品牌”邁向“全面參與健康科普”。 超過四分之三的醫生有過健康科普實踐，其中主任醫師的參與比例更是高達85%。

“怎么做”仍然是制約醫生高效、高質量開展健康科普的主要障礙。去年我們的調研中，56%的醫生表示“缺少內容制作技巧”；而在今年近千個調研樣本中，又有六成醫生自述曾遭遇平臺判定違規。

不同職稱醫生之間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參與—投入倒掛”現象。主任醫師的科普參與率最高（85%），但個人時間與金錢投入最少；住院醫師的參與率相對較低（66%），然而一旦參與，其投入的時間與金錢反而最高。

除了不同年資醫生在臨床、學術、資歷和能力上的客觀差異外，這一倒掛現象也反映了定位上的差異：高年資醫生更傾向于“公益與品牌管理”，而年輕醫生則更有“內容創業”的熱情。

這也提示我們，平臺和醫院若想有效賦能醫生科普，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應針對不同職稱醫生分層設計支持方案。

Q3

從本次調研數據來看，最讓您印象深刻的發現是什么？

王帆：最超出我預期的一點是，原本以為《負面行為清單》出臺后，醫生做科普的頻率會有所下降，但實際數據顯示，總體的科普頻率并沒有出現顯著下降，也能看出醫生做科普的需求和動力是很穩定的。

孫少晶：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醫生健康科普的渠道使用情況。和我們此前的印象形成很大反差，大眾直觀感覺抖音、小紅書等新興平臺上健康科普內容非常多，但從整體醫生群體來看，對新興平臺的使用比例其實偏低。

劉一婷：本次調研顯示，醫生開展科普的主要障礙集中在方法技巧不足、時間精力有限以及對合規邊界的困惑上。

“醫學界”作為長期服務醫生群體的平臺，我們一直投入解決這三方面問題，比如基于患者真實搜索數據建立了科普靈感選題庫，幫助醫生從“患者真實困惑”出發確定內容方向，提供合規預審支持，幫助醫生守住《負面行為清單》明確的底線。

“科普納入職稱晉升”還需更多細則

Q4

調研顯示，77%的醫生參與過健康科普，仍有23%未曾嘗試。結合數據與當前政策環境，您認為醫生開展科普最核心的障礙是什么？

王帆：首先需要明確，這是抽樣調研的結果，代表的是參與樣本的情況。

在沒有參與科普的醫生里，最核心的障礙主要有兩個。

一是現在醫生科普越來越“卷”，對技巧、策略和專業支持的要求越來越高，醫生在科普方法上還有明顯的需求；二是時間問題，醫生本職臨床工作非常繁忙，開展科普會占用大量時間，醫生在平衡本職工作與科普方面也有實際的困難。

Q5

結合調研，《負面行為清單》對醫生科普產生了哪些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孫少晶：《負面行為清單》試行半年來，整體得到了醫生群體的普遍認可，既體現了國家對健康科普工作的認可與支持，也能規范當下科普環境中的亂象，避免負面效應反噬醫生公信力與醫療行業信任度。

從實際影響來看，政策最直接的作用是讓醫生明確了科普的底線、界限與紅線，為科普規范化提供了基礎保障。

但我們也要客觀看到，這種影響目前還停留在淺層次，政策最終能否發揮長效作用，仍取決于不同層級醫院、科室的執行力度，距離激活科普活力、提升科普質量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需要警惕政策溫差導致的防御性沉默，通過更細化的指引，讓底線清單轉化為規范與激勵并重的行動指南。

Q6

科普納入職稱晉升的政策落地情況怎樣？調研反映出哪些問題？

王帆：從調研數據來看，只有18%的受訪者表示所在醫院的相關政策明確且已經落地，整體比例不高。

核心原因可能是，在具體地方和醫院的操作層面，科普納入職稱晉升的明確指標、可操作條款和量化換算標準需要進一步明確。如果能把細則進一步落地，我想將會對醫生做科普起到明確的指導作用。

不同專科醫生的科普參與度有何差異？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Q7

結合調研，《負面行為清單》對醫生科普產生了哪些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帆：從調研結果看，參與度比較高的是中醫科、全科、社區科室，其次是內科、外科、婦產科，特別是中醫科的參與度很高，這說明中醫領域醫生和公眾溝通的意愿非常強烈。參與度相對偏低的是口腔科，這個結果和2023年我們做的一個類似的調研結果相比有所下降。

專科之間的差距，主要還是和公眾需求結合度、科室工作屬性有關。

比如中醫科、全科和民眾直接溝通的時間更長、場景更多，科普的天然優勢更明顯。不過從整體來看，基本沒有完全不做科普的專科，現在一些醫技科室都開始參與，科普已經覆蓋到各個科室。

Q8

醫生做科普多靠興趣與責任，經濟回報僅占11%。這種非功利模式對科普長期生態是利大于弊，還是存在隱憂？

孫少晶：科普不應只被視為醫生的奉獻，它也是醫院重要的降本增效工具。

調研顯示，科普帶來的最大回饋是“溝通成本降低”。讓醫生在視頻里講一次，能省下診室內一萬次的重復解釋，這是最廉價的數字化良藥。但也正因其具備如此高的臨床與社會價值，健康科普不能僅靠個人興趣與奉獻精神。

因此，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精神支持層面，需要為優質科普提供實實在在的認可與激勵，包括職稱認定、評價體系、合理回報等，才能讓健康科普走得更穩、更遠。

Q9

職稱越高的醫生科普積極性越強，初級醫師投入時間卻更多。不同職稱醫生的科普痛點與需求有何差異？如何提供更精準的支持？

王帆：科普確實存在馬太效應，高職稱醫生本身有權威背書，做科普更容易、影響力也更大。

初級醫生投入時間和精力多，從權威性角度來看不如高職稱醫生，但他們的優勢是創新力強、表達更真實鮮活，未來需要獲得更多平臺支持和展示機會，在科普中彰顯自身價值。

針對不同群體的支持，高職稱醫生可以引導深耕細分領域，甚至可以發揮權威優勢，去關注和普及那些平時被忽略、但很重要的冷門健康議題，填補科普空白；初級醫生可以發揮創意特色，“換道超車”。

我這里還想特別強調一點，醫生科普是需要各個級別醫生共同努力的，無論是醫政管理部門，還是平臺渠道，都應當通過各種方式，給年輕醫生更多的支持，讓他們更愿意發聲、更好地發聲。

孫少晶：不同職稱、不同層級醫生的科普痛點和需求差異確實比較明顯，這也是我們提供精準支持的關鍵。

一方面，醫院要建立分層分類的培訓與支持體系，另一方面平臺也需要優化算法規則，適當向基層、年輕醫生傾斜流量，打破起點不平衡的現狀，讓不同層級醫生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科普路徑。

而在這種賦能過程中，我們還必須正視醫生的權利邊界。調研中超過40%的醫生關注賬號的個人屬性。在數字化時代，科普賬號已是醫生的“第二執業證”。如果能將賬號主權與量化換算標準同步落地，會對醫生做科普形成非常大的激勵。

如何為醫生科普工作更好地賦能？

Q9

調研樣本中，近六成醫生曾被平臺判定違規，“跨專業點評”“震驚體標題”為主要原因。這反映出科普領域存在哪些問題？

王帆：這個現象最核心的問題，是醫生在做科普的時候，對于規則邊界的理解不夠清晰。政策要求、平臺規則、監管標準層層傳導下來，醫生有時候很難準確把握規則邊界，有些不小心碰觸規則其實是無意識的。

同時也反映出，衛生主管部門、網絡監管部門、平臺和醫生之間，應當增加更多交流和溝通的平臺，形成共治思維和協同機制，在對醫生賦能時，也不能只注重科普技巧培訓，忽視規范性的指導，這也是接下來需要補齊的地方。

Q10

68%的醫生擔憂低質AI與數字人科普誤導公眾。AI科普應明確哪些合規邊界、標注規范與質量底線？

孫少晶：AI進入健康科普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放任不管，核心要堅守“人在環中”的原則。

首先，AI生成、數字人制作的健康科普內容，必須進行清晰、顯著的強制標注，嚴禁無標識混淆公眾；

其次，要明確質量底線，涉及疾病診療、用藥指導、健康判斷等核心醫學信息，必須經執業醫生嚴格審核把關，AI只能用于字幕生成、視頻剪輯、素材整理等輔助環節，不能替代醫生的專業把控。

此外，要劃定合規邊界，嚴禁AI生成超出執業范圍、缺乏科學依據、制造健康焦慮、夸大誤導的內容。未來健康科普的主流模式，一定是醫生與AI協同，用AI提升效率，由醫生堅守科學、倫理與合規底線。

Q11

結合本次調研與政策趨勢，醫生未來做健康科普，應重點把握哪些核心方向？

孫少晶：除了要主動學習和適應當前傳播生態、認識AI技術的雙重性，醫生還要關注公眾健康需求的多樣化與異質性，主動挖掘、預判潛在需求，補齊罕見病、小眾健康問題等內容短板，不盲目追逐流量。

此外，要打通線上科普與線下臨床服務的連接，線上科普身份與線下醫生身份相互統一，讓科普助力醫患信任提升，實現線上線下良性互動。

調研揭示了一個長久被忽視的現象：醫生的科普卡點往往不在于醫學知識，而在于醫學信息的“視覺轉化”。

目前，高質量、去商業化的循證醫學素材仍有巨大缺口，導致很多醫生在解釋復雜機理時“有口難言”。多方力量若能協助構建公共性的醫學底層資源庫，將是突破科普效能瓶頸、提升全民健康素養最高效的路徑。

王帆：未來醫生做科普，最重要的是找準自身定位，先要了解政策規則、掌握科普技巧，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差異化競爭。

更關鍵的是，醫生科普一定要和本職工作深度結合，要落到可衡量、可落地、可持續的健康成效上，應真正融入基層，讓科普落地，解決社區健康科普最后一公里的問題，用科普賦能慢病管理、患者教育，把“講話的科普”變成“實踐的科普”，讓科普成為醫務人員、科室、醫療機構的發展增量。

劉一婷：健康科普應當始終從患者的真實困惑出發，在專業嚴謹與大眾傳播之間找到平衡點。政策規范的收緊實際上為專業內容創造了更清晰的表達空間，合規不是對醫生科普的限制，而是鼓勵更多的正規軍參與進來。

我們過去已經與1000+三甲醫生開展了深度合作，正在構建一套系統性的科普賦能體系，覆蓋醫學科普內容生產到傳播的全流程，未來我們將推出“AI科普助手”，輸入關鍵詞即可自動生成“患者常問”“政策紅線”“靈感話題”等不同領域的選題建議。

來源 | 醫學界

撰文丨郭雪梅

排版 | 蒲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