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場招待會上，一名外國記者突然向中國外交主管拋出一個極其刁鉆的問題：如果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最高負責人同意回歸，共產黨會給他什么職位？此時距離國民黨敗退僅僅過去七年。那個在大陸喪失政權、被同陣營將領白崇禧嘲諷只有步兵排長水平、被李宗仁痛斥只懂權術不懂治國的人，手里的籌碼僅剩偏安一隅的殘部。按照常規的政治邏輯，能給個閑職已是最大的妥協。但中國方面給出的回答是：給出的職位，絕對不會低于國務院總理。

這個表態并非臨時起意的外交應答，而是基于北京當時剛剛確立的對臺具體方針。一九五六年，大陸方面制定了一套務實的和平統一底線。這套方案的核心條款非常明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臺灣的外交權必須交由北京中央政府統一行使。作為交換，臺灣內部的軍政大權、人事任免以及行政管理體系，完全由國民黨當局繼續掌控。針對臺灣當時經濟脆弱、高度依賴外援的實際情況，北京明確承諾，如果臺灣在建設與運轉資金上出現赤字，中央財政將全額予以撥補。至于臺灣社會內部的各項制度改革，中央不設時間表，允許其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暫緩推進。

要把這份底線方案準確傳達給處于信息封鎖中的臺北高層，北京方面進行了具體的安排。一九五六年春，民主人士章士釗帶著一封絕密信件前往香港，通過相關渠道轉交臺北。信件的末尾是大陸領導人親自加上的十四個字：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當年國民黨在敗退前夕，不僅強行發行金圓券掠奪民間財富，導致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還在撤退時將國庫中的巨額黃金儲備、外匯以及大量重要機器設備悉數運往臺灣。在兩黨勢同水火的背景下，大陸方面在解放浙江奉化后，當地政府直接撥出專款，指派專人對國民黨頭目在溪口鎮的祖宅以及家族墓地進行了妥善的日常看管。

到了七十年代初，國際政治格局徹底改變。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臺灣當局的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在國際上陷入嚴重孤立的背景下，北京第三次向臺灣提出接觸意向。長期作為兩岸聯絡人的曹聚仁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一九七三年，九十二歲的章士釗前往香港試圖重新建立聯系，但在抵港不久后因勞累過度病逝。兩岸的聯絡通道面臨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