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的實施效果、挑戰及優化策略

編者按：學習好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切實謀劃好、推進好“十五五”時期教育改革發展，奮力譜寫以教育強國建設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是當前教育系統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組織精銳科研力量，在媒體平臺廣泛開展闡釋研究，推動教育強國建設邁向積厚成勢、系統躍升。現摘取部分優秀成果，陸續推出，以饗讀者。

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的政策要求是在2012年9月《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中首次提出的，重在合理配置城鄉教師資源，優先保障鄉村教育，以此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有質量的教育公平。在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中將鄉村教師界定為鄉中心區和村莊學校教師。此后，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要求下，凡關涉鄉村振興、鄉村教育、鄉村教師以及職稱制度、教師崗位設置等一系列綜合改革中，均一以貫之地推進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 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再次強調“深化職稱制度改革，優化教師崗位結構比例。職稱評聘向鄉村教師傾斜。”2025年1月，《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要求“優化教師崗位結構比例”。這些政策體現了應深刻把握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這一綜合改革持續深入的必然性、規定性和進步性。本研究通過對十余年來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實施效果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歷史新階段，展現此項改革進展的最新發展動態，并主動回應高質量鄉村教師隊伍在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中的應有之義。

一

問題提出與研究假設

（一）問題提出

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是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職稱結構與崗位結構相一致的重要體現。該政策在深化職稱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改革進程中，緊密圍繞我國教育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城鄉一體化、向鄉村傾斜的大趨勢逐步深入推進。體現了向鄉村教師傾斜的職稱崗位結構比例調整在職稱改革，乃至不同歷史時期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比例的政策要求也由優先保障城市教師到向鄉村教師傾斜，再到逐步實現城鄉一致。在這一過程中，鄉村高級教師從普遍存在占比顯著偏低（高慧斌，2017）、晉升困難（龐麗娟，2019）等問題，到通過優化調整、有所改善，再到“鄉村中小學高級教師比例顯著高于國家標準”（韋敬楠，2022），充分體現了該政策實施的歷史性進程。基于職稱改革與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和提高工資待遇密切相關（安雪慧，2015），該項改革在提高鄉村教師的專業水平和改善工資待遇上發揮作用，并成為杠桿支點。其根本旨歸在于以職稱晉升為突破口，提高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提升鄉村教師隊伍質量，不斷縮短鄉村教育這一短板，實現城鄉教育優質均衡。

從2012年首次確立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的政策目標，并在接下來的十余年間不斷細化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比例要求，揭示了鄉村教師在處于發展不利地位，不能正常享受到平等機會的時候，必須采取特殊政策，對其予以必要的支持和幫助，以促使他們能夠平等地享有大家都有的機會，這體現了“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的中國模式（袁振國，2019）。從政策比較分析看，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大體分為三個階段（詳見表1）：一是逐步確立鄉村高級教師結構比例的應然目標，即在核準崗位比例中應當不低于城市，并實現縣域內城鄉高級教師比例平衡。二是切實推進，適當提高鄉村高級教師比例，并遵循扶持弱勢，推進公平的原則，針對長期擔任教職的鄉村教師比例單列、專崗專用，以此實現城鄉教師一體的無差別化。三是深化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持續保持公平，以再一次優化崗位（職稱）結構，提高鄉村教師隊伍質量。

（二）研究假設

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重在增加鄉村教師晉升高級職稱的機會和比例，其深層次的功效在于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高工資待遇和提升職業吸引力。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職稱晉升的功能主要表現為評價教師的專業水平和專業能力、為教師專業成長提供制度化的軌道，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李廷洲等，2017）。當職稱晉升機會偏低、晉升困難時，會降低教師自主提升專業化水平的意愿 （胡娜麗，徐瑾劼，2023）。而隨著晉升高級職稱機會的增加，無疑能夠激勵教師為獲取更高的職級而投入更多精力以提高自身教學水平（李娟等，2023）。對鄉村教師而言，職稱晉升對專業能力和職業尊嚴的標示作用。通過科學合理的崗位職稱晉升政策設計，激勵和引導鄉村教師的專業成長和職業發展（龐麗娟等，2019）。與此同時，教師不僅把職稱晉升作為自己的專業發展目標，更把它作為永久性提升工資水平的一個杠桿（王曉生，鄔志輝，2019）。在影響教師工資待遇的因素中，雖然學歷在教師初始工資水平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職稱是影響教師工資水平的首要因素（安雪慧，2015）。職稱晉升對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待遇的貢獻率達到26.2%（高慧斌，2025）。通過職稱晉升，有利于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和工資待遇水平，也在提升教師職業吸引力中發揮重要作用。教師工作強度及其薪資水平是教師職業吸引力的直接影響因素（陳寒，王鳳琴，2023）。其職業特性以及專業性帶來的職業榮譽，進而實現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的統一是職業吸引力（梁紅梅，高夢解，2020）的間接影響因素，體現出專業性在提高教師職業吸引力中同樣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已有研究為深入探討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究對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比例缺乏持續的、階段性變化的歷時性呈現，因此，尚沒有對此進行歷史變遷的分析與比較，鮮少提及政策預期目標的有效實現，忽略了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比例調整的歷史性進程。二是研究者對鄉村高級教師崗位比例存在問題的探索，尚缺乏分省份呈現和比較，忽略了省級層面在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比例調整中的主體作用。三是研究者關注了教師職稱結構與專業發展、工資待遇等的關系，但缺乏基于實證研究基礎上的，鄉村高級教師崗位比例變化對專業水平、工資待遇和職業吸引力的共時性呈現，忽略了鄉村教師在教師整體隊伍中特殊性。

有鑒于此，經過十余年的持續推進，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是否償還了鄉村高級教師比例偏低的歷史欠賬；是否提升鄉村教師專業水平；是否在提高鄉村教師工資水平中發揮有效作用；是否提升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有效激勵了長期堅守的鄉村教師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到鄉村從教？在建設教育強國這一新歷史節點上，需要研究者既從數據上系統梳理和分析鄉村高級教師崗位比例變遷的歷時性特征，更需從實證研究上論證和檢驗鄉村高級教師崗位結構調整的共時性成效，并發現存在的不足，以此回應未來此項改革何去何從。

二

研究方法與數據情況

本研究基于國家教育統計數據呈現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實施以來，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的變化趨勢。同時，開展調查研究，深入探討、檢驗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實施以來的深層次影響效果和程度，并深入挖掘存在的問題。

（一）統計數據分析

本研究以《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的相關統計結果為基礎，選取2013—2023年公開數據，分析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落實過程中，鄉村高級教師占比變化情況。本研究的相關討論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

（二）調查說明

調查問卷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樣本人口統計學特征變量，包含性別、年齡、教齡、職稱、身份特征、學校所在地域和區域；第二部分為問卷主體，包括職業認知、專業培訓、工作量、工資待遇、職稱晉升等5個潛在變量和15個指標變量。所有潛在變量測量題項采用Likert 5級量表，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低到高分別賦１-５分。

調查樣本選取在基于方便取樣的前提下，涉及東部、中部、西部的不同省份，區縣選擇則以經濟發達、中等和欠發達三個類別，每個省份選取2-7個區縣，每個區縣義務教育階段鄉村教師按照隨機抽樣抽取。課題組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通過問卷星平臺，在廣東、北京、山東、海南、河南、湖南、內蒙古、云南、寧夏、新疆、貴州11個省份的44個區縣發放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739份。樣本覆蓋不同區域、學段、年齡、教齡、學歷、職稱、學科的鄉村教師，樣本數據分布良好。通過SPSS 23.0開展描述性分析、差異性分析和影響因素回歸分析，具體情況見表2。

（三）信效度檢驗

依據特征值法開展探索性因子分析，15個因子載荷量均在0.609-0.944之間，大于標準值0.6，表明5個潛變量可以有效的被各測量變量反映（李志輝，2010，第453頁）。各潛變量的Cronbach’s a值介于0.675-0.909之間，均接近或大于標準值0.7，說明單個潛變量的各變量題目內部一致性較好（李志輝，2010，第495頁）。檢驗表明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和內部一致性信度，詳見表3。

（四）差異性檢驗

通過方差分析和事后檢驗發現，除性別和學歷外，不同年齡、教齡、區域、學校位置、學段鄉村教師對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效果的認可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詳見表4。其中，不同年齡教師（F=9.777，P<0.001）、不同教齡教師（F=16.588，P<0.001）、不同區域教師（F=31.326，P<0.001），不同學校位置教師（F=6.462，P<0.001）、不同學段教師（T=4.327，P<0.001）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表現為35歲以下、3年以下教齡、西部鄉村教師、村小教師等認可度相對較好。

為進一步深入挖掘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在提高專業水平、工資待遇及職業吸引力中發揮的效果及貢獻度，我們對與之相關的專業培訓、工作量、工資待遇等開展不同變量的差異性分析。檢驗發現：

不同年齡、教齡、區域、學校位置、學段鄉村教師對專業培訓的認可度存在不同程度差異，其中，不同年齡教師（F=9.786，P<0.001）、不同區域教師（F=17.834，P<0.001）、不同學段教師（T=3.635，P<0.001）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表現為35歲以上教師、東部教師、鄉村小學教師等認可度較好。

除性別外，其他變量的鄉村教師對工作量的認可度均存在差異。其中，不同年齡教師（F=11.950，P<0.001）、不同學歷教師（F=46.299，P<0.001）、不同區域教師、（F=228.139，P<0.001）、不同學校位置教師（F=191.212，P<0.001）、不同學段教師（T=18.674，P<0.001）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表現為年齡越小的教師、專科教師、西部教師、教學點教師、鄉村小學教師認為工作量偏大。

除不同學校位置的教師外，其他變量的鄉村教師對工資待遇的認可度均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表現為，不同性別（T=4.139，P<0.001）中的男教師認可度高于女教師；不同年齡（F=61.646，P<0.001）中的年齡越大教師認可度越高；不同學歷（F=8.600，P<0.001）中的專科教師認可度最低；不同教齡（F=34.242，P<0.001）中的教齡長的教師認可度較高；不同區域（F=28.184，P<0.001）中的中部教師偏低、東部偏高；不同學段（T=8.054，P<0.001）中的初中教師認可度較低。

除性別外，其他變量的鄉村教師對職業吸引力的認可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其中，不同教齡教師存在顯著差異（F=3.878，P<.01），教齡長的教師認可度較高。其他變量均存在非常顯著差異。表現為不同年齡（F=12.471，P<.001）中的年齡越大教師認可度越高；不同學歷（F=6.184，P<.001）中的專科科教師認可度最低；不同區域（F=15.866，P<.001）中的中部教師偏低，東部偏高；不同學校位置（F=9.008，P<.001）中的村小教師認同度較好；不同學段（T=5.010，P<.001）中的小學教師認可度較高。

三

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的實施效果

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的實施效果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效果，即鄉村高級教師比例的顯著改善，以統計數據呈現；另一方面則主要為政策實施的潛在效果，表現在通過高級崗位傾斜，影響鄉村教師專業水平、工資收入、職業吸引力等多個方面，著重以調查數據為依據，通過回歸分析呈現貢獻度。

（一）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偏低的“歷史欠賬”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且呈現鄉村高級教師占比超過鎮區和城區的趨勢

從整體看，義務教育階段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由2013年的6.95%提高到2023年的22.66%。與全國平均相比，從低于2.75%（存在一定差距）到不斷縮小差距（2020年實現反超）呈現出快速增長趨勢（2023年超過全國平均2.91%）如圖1所示。通過向鄉村教師傾斜，解決了城鄉高級教師占比差距過大的“歷史欠賬”問題，有效實現了鄉村學校高級專業技術崗位比例不低于當地城鎮同類學校標準的政策目標。

圖 1 2013—2023年城鄉高級教師占比比較

從鄉城看，鄉村、鎮區、城區高級教師占比均呈現增長態勢，鄉村高級教師增幅最高，達到226.04%，鎮區增幅131.40%，城區增幅為31.87%。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從2013年分別低于鎮區2.00%、城區6.26%，到2023年高于鎮區1.95%、城區5.24%，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由最低變為最高。

從學段看，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從2013年的1.47%，提高到2018年的5.39%和2023年的18.13%，增幅高達1133%。鄉村初中高級教師占比從12.43%，分別提高到2018年的19.33%和2023年的27.18%（詳見表5），增幅118.7%。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增長快速，小學教師評職稱難的問題得到緩解。

從省份看，鄉村小學、初中高級教師占比增長最快的是云南，十年間分別增長了44.27和28.69個百分點。遼寧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同樣快速增長，增長了42.09個百分點，初中鄉村教師占比2013年已處于全國最高位為40.65%，到2023年增長到59.20%，雖增速不是最快，但仍處于全國最高位。同時，十年間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增長超過20%的省份有8個，分別是西部的廣西、四川、云南、青海、寧夏和東北的三個省份；而在東部的10省份中，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6個省份的增長低于10%。鄉村初中高級教師占比增長超過15%的省份有9個，分別是西部的廣西、四川、云南、甘肅、寧夏，東部的山東和東北的三個省份。東部省份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增長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鎮化水平偏高，城鄉的教育差距相對較小，城鄉教師無論在工資待遇、專業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并不顯著（郝文武，2021），在政策層面不需要大幅度的傾斜來激勵鄉村教師和縮小城鄉差距。西部大部分省份受自然環境、經濟水平、歷史性城鄉教師資源配置不均衡、經費保障落實不到位等多重原因（祁占勇等，2017）的影響，為了迅速改變城鄉教師差距，吸引優秀人才、留住已有鄉村教師，政策執行力度較大。東北三省的城鎮化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且人口絕對數下降（李濤，2025）。人口老齡化增速加快，高學歷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流失情況特別嚴重，其中新生代高學歷人口流出數量占人口流出總量的18.63%（牟曉偉等，2025）。這為提高作為專業技術人才的鄉村教師高級崗位比例提供了條件，使快速持續提高鄉村高級教師比例成為可能。并通過提高高級教師比例，改善鄉村教師工資待遇（劉善槐等，2022），在留住鄉村教師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高級崗位傾斜有力激發了鄉村教師自覺提升專業水平的動力

從實施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開始，其激勵教師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和育人能力，以不斷提高教師專業水平的核心宗旨從未改變。同時，隨著教師培訓體系的不斷完善，教師通過系統的專業培訓有效提升了專業水平，并通過職稱評審的激勵，進一步增強了教師專業學習和能力提升的自覺。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意味著鄉村高級教師比例限額的放寬，并基于鄉村教育特點，通過注重師德素養、教育教學工作業績和教育教學方法的評審要求，讓更多的鄉村教師可以晉升到高級職稱，有效緩解了因職稱“天花板”引發的職業倦怠，激勵了鄉村教師提升專業素養的自覺，并形成了較好的以提升專業水平即可晉升更高層級專業職稱的生態環境。

調查發現：67.4%的鄉村教師認為通過職稱評審有利于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并呈現職稱越高專業水平越高的趨勢。為深入考察職稱晉升對提升鄉村教師專業水平的貢獻度，基于差異性檢驗，本研究采用分層回歸分析，在控制背景變量（性別、學歷、教齡、學校設施等）、教師培訓變量的條件下，分析職稱變量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首先，以教師專業成長為因變量，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區域、學校位置、學校硬件環境7個自變量，形成模型1。這7個分類變量均被轉化成虛擬變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學科培訓、通識培訓、培訓效果3個培訓變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職稱結構、結構比例、職稱晉升3個職稱變量，形成模型3。表6呈現了三個模型中各變量的標準化系數及顯著性水平、模型總體顯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釋度。

如表6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總體顯著（F 模型1 =188.698，p<0.001；F 模型2 =317.769，p<0.001；F 模型3 =441.900，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別為0.344、0.512、0.628，說明三個模型分別解釋了鄉村教師專業水平的34.4%、51.2%和62.8%。相較于模型1，模型2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168，說明模型2加入3個培訓變量解釋了教師專業成長的16.8%。與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116，說明模型3加入3個職稱變量解釋了鄉村教師專業水平的11.6%。

模型3的結果顯示，3個職稱變量對教師專業水平均有顯著影響，其中，職稱晉升（β=0.298，p<0.001）影響最大，其次為職稱結構（β=0.105，p<0.001）再次為結構比例（β=0.096，p<0.001）。這說明，在當前教師專業發展環境下，職稱晉升是影響教師專業水平的重要因素，通過職稱晉升，能夠激勵教師提升專業水平的自覺，并與外力強化的專業培訓形成合力。此外，教師職稱高低還對學生學業表現有積極影響，職稱較高的教師能顯著提高學生的學業表現，尤其對學困生和弱勢群體學生學業表現的影響更大（吳世瑾等，2023）。可見，隨著高級教師職稱占比的提升，在學校硬件環境和專業培訓的基礎上，有效提高了鄉村教師專業水平，并對學生學業表現產生積極影響。

（三）高級崗位傾斜大幅提高了鄉村教師工資水平

從1986年啟動實施中小學教師職務試行條例開始，到1987年11月，我國就確立了“中小學教師受聘或任命職務后，領取相應的職務工資”（何東昌，1998，第2716頁）制度。表現為在學歷、教齡等相同的前提下，職稱級別越高工資待遇水平越高，在持續推進的職稱改革中依然遵循這一規定。教師職稱成為教師工資級別的關鍵決定因素，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在促進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不斷改善中發揮了有效作用。

為深入考察職稱晉升對提升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貢獻度，基于差異性檢驗，本研究采用分層回歸分析，在控制背景變量（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區域、學校位置、學校硬件環境）、教師工作量等變量的條件下，分析職稱變量對教師工資水平的影響。首先，以教師工資待遇為因變量，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區域、學校位置6個自變量，形成模型1。這6個分類變量均被轉化為虛擬變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授課時數、跨學科授課、跨年級授課3個工作量變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職稱結構、結構比例和職稱晉升3個職稱變量，形成模型3。表7呈現了三個模型中各變量的標準化系數及顯著性水平、模型總體顯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釋度。

如表7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總體顯著（F 模型1 =7.735，p<0.001；F 模型2 =9.746，p<0.001；F 模型3 =372.455，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別為0.014、0.022、0.539，說明三個模型分別解釋了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1.4%、2.2%和53.9%。與模型1相比，模型2的 Adjusted R 2 增加了0.008，說明模型2加入3個工作量變量解釋了工資待遇的0.8%。與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517，說明模型3加入3個職稱變量解釋了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51.7%。這一結果顯示，與工作量變量相比，職稱變量對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影響更大。

模型3的結果顯示，3個職稱變量均對鄉村教師工資有顯著影響。其中，職稱晉升（β=0.435，p<0.001）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職稱結構（β=0.245，p<0.001），第三為結構比例（β=0.109，p<0.001）。這說明在當前的教師工資待遇制度環境下，職稱晉升是影響鄉村教師工資待遇的最重要因素。通過職稱晉升，鄉村教師更能感受到工資待遇水平的有效改善和提高。此外，我國從2013年開始實施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依托教育財政補貼，在提高鄉村教師工資待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職稱工資形成合力，全面提高了鄉村教師隊伍整體工資待遇水平。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農村小學和農村初中教師工資福利支出分別為2134.37億元和1199.83.億元，分別占農村教育經費支出的43.64%和43.52%，到2022年，農村小學和農村初中教師工資福利支出分別增長到6076.82億元和3683.78億元，占農村教育經費支出比例分別提高到69.35%和67.79%。可見，近年來通過提高鄉村高級教師占比，讓更多的鄉村教師晉升到高級崗位并獲得更高工資。又通過不斷增加農村教師工資待遇在教育經費總支出中的比重，全面提高了農村教師隊伍總體工資水平。

（四）高級崗位傾斜與其他因素形成合力，有效提升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

提升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是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的重要舉措，其核心在于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到鄉村學校任教。鄉村教師這一職業的內部認同以及外部潛在人員去農村任教意愿的程度，這種程度的高低反映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高低（鄔志輝，2015，第267頁）。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受多維因素影響，涉及職業認同、工資待遇、工作量、工作壓力、工作環境、專業發展、職業聲望多個方面（李濤，2023）。職稱晉升與工資待遇、專業發展等密切相關，因此在職業吸引力中發揮著合力作用。

為深入考察職稱晉升對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貢獻度，基于差異性檢驗，本研究采用分層回歸分析，在控制背景變量（學段、區域、學校位置、家庭收入）和綜合變量（職業認知、工作環境、工作壓力、工作量、工資待遇、成長發展、村莊融入、社會地位）的條件下，分析職稱變量對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影響。首先，以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為因變量，在回歸方程中加入學段、區域、學校位置、家庭收入4個自變量，形成模型1。這4個分類變量均被轉換成虛擬變量。然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職業認知、工作環境、工作壓力、工作量、工資待遇、成長發展、村莊融入、社會地位等8個綜合變量，形成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職稱結構、結構比例和職稱晉升3個職稱變量，形成模型3。表8呈現了三個模型中各變量的標準化系數及顯著性水平、模型總體顯著性水平及模型解釋度。

如表8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均總體顯著（F 模型1 =9.392，p<0.001；F 模型2 =324.195，p<0.001；F 模型3 =362.173，p<0.001）。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Adjusted R 2 分別為0.010、0.459、0.532，說明三個模型分別解釋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1.0%、45.9%和53.2%。與模型1相比，模型2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449，說明模型2加入8個綜合變量解釋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44.9%。與模型2相比，模型3的Adjusted R 2 增加了0.073，說明模型3加入3個職稱變量解釋了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7.3%。

模型3的結果顯示，3個職稱變量都對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有顯著影響。其中，職稱晉升（β=0.192，p<0.001）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職稱結構（β=0.092，p<0.001），第三為結構比例（β=0.073，p<0.001）。這說明在當前鄉村教師職業環境下，職稱晉升是影響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提高鄉村教師職業吸引力的重要合力之一。

四

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面臨的挑戰

隨著高級崗位不斷向鄉村教師傾斜，鄉村小學、初中的高級、中級、初級教師結構比例均發生改變，但這一結構比例體系既與“優化教師崗位結構”的教育強國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又與職稱改革重在提高教師專業素養和激發教師專業活力存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為強國根基的高素質教師隊伍建設。

（一）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增長過快且存在顯著省際差異，部分省份城鄉倒掛，鄉高城低的差距不斷擴大

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的增長不斷影響著教師崗位結構比例變化。教師崗位結構比例改革從2007年各省份參照國家事業單位崗位設置高級、中級、初級比例1∶3∶6的標準開始，歷經各省份依據2015年人社部、教育部印發的《關于深化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調整教師崗位結構比例。到2022年人社部、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小學崗位設置管理的指導意見》，指出部分省份高級教師崗位存在無序增長的問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教育部，2022）。在歷經近20年的結構改革中，在國家層面參照事業單位的中小學教師高級、中級、初級結構比例并沒有調整，而是更多地賦予了省級層面的調整優化權力。但又因缺乏國家層面的監管，部分省份為了縮小城鄉教師高級教師崗位比例的差距，快速提高鄉村高級教師比例，導致增長過快，甚至比例失衡。如從總體上看，2023年鄉村教師高、中、初級崗位結構比例已達到23∶41∶36。高級教師占比高出國家標準約140%，呈現增長過快的態勢。這主要源于，在推進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的改革過程中，部分省份傾斜力度過大，不僅出現較大的省際差距，省內也呈現城鄉倒掛，鄉村教師增長過快的態勢。雖然短期內大幅度提升了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縮小了城鄉矛盾，但缺乏長遠考量，既導致后續傾斜的乏力，又影響了政策要求穩中求進的初衷。

例如：2023年，某省鄉村小學、初中高級教師占比分別達到44.56%和42.35%，比2013年分別增長了44.27和28.69個百分點，并明顯高于其政策目標中的20% 和25%，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增幅已超過規定目標的123%，現實與預期要求差距過大，政策目標形同虛設，如何調整面臨嚴峻挑戰。這類問題在部分省份同樣存在，如某省2023年鄉村小學、初中高級教師占比分別高達49.21%和59.20%，比2013年分別增長了43.09和18.55個百分點，并顯著高于省內設定的16%和38%的政策目標，高出比例分別達到33%和21%。現實顯著高于政策預期，是目標設置不合理，還是政策執行力度過大尚需進一步深入探究。

隨著鄉村高級教師占比的快速增長，部分省份高級教師占比城鄉倒掛，鄉村顯著高于城區。例如，2023年，31個省份中的24個省份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高于城區，其中，2個省份城鄉差距超過20個百分點，3個省份超過比例在15-20個百分點之間，9個省份超過比例在5-10個百分點之間，城鄉差距過大（詳見圖2），不符合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政策要求，不利于城鄉優質均衡的深入推進。部分省份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增長的無序性和顯著的差異性，影響了通過向鄉村教師傾斜來優化職稱結構的政策初衷。未來幾年內消化掉如此高的超出比例，進而達到政策要求，抑或調整目標，均面臨嚴峻挑戰。不斷縮小區域、城鄉差距是發達國家在建設教育強國過程中的關鍵舉措。因此，進一步明確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的力度，縮小鄉村高級教師結構比例的城鄉差距，已成為我國建設教育強國的新挑戰。

圖 2 2023年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城鄉比較

（二）鄉村高級教師專業素養與教育強國高質量師資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為了提升鄉村教師專業水平，進一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到鄉村學校任教，緩解鄉村教師評職稱難的問題，在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的過程中，針對評審標準，相關部門提出了注重教育教學一線實踐經歷，切實改變過分強調論文、學歷的傾向（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教育部，2015）的要求。對長期在鄉村和艱苦邊遠地區從教的中小學教師，提出了職稱評審放寬學歷要求，不作論文、職稱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要求（教育部等六部門，2020）。有的省份實施了“縣審核省認定”的評審機制，規定鄉村教師在達到一定工作年限和中級專業技術年限后，可通過自然晉級的方式獲得高級職稱。這不僅體現了政策實施中充分考慮了鄉村教師的地域特征、實踐特征，而且表現出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過程中，與之配套政策發展的歷史性進程。但隨著建設教育強國新的歷史階段的到來，進一步縮小城鄉、區域、校際、群體差距，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成為全面夯實并提升國民素質戰略基點之一。這些對鄉村教師不斷提升專業素養，助力縮小教育城鄉差距提出更高要求。鄉村高級教師作為鄉村教師中的優秀群體，應在鄉村學校現代化發展中發揮中堅力量，需要具備更高水平的專業道德、學科知識與能力、數字素養、科學素質和育人能力。事實上，職稱評審對外語的要求是希望打開教師的視野，論文評審則考察教師的研究能力，計算機能力更是智能時代不可或缺的基本素養。尤其在當前數智環境和背景下，教師角色更應該成為“研究型教師”“專家型教師”的新標桿，更需要利用數字技術和資源，成為具備創造能力和批判性思維的知識生產者與價值觀念的“引路人”（丁瑞常，顧明遠等，2017）。對上述基本能力要求的相對弱化，從促進公平視角來看，雖體現了弱勢補償的原則，緩解了鄉村教師評高級職稱難的問題。但從專業視角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教師基本素養、專業水平提升的自覺動力，也把對專業技術人員最基本的專業素養要求，轉化為鄉村教師提升專業水平的外在負擔，忽略了內在的專業自覺和外在的補償激勵的統一。

這一政策導向，在具體落實和實施中，有些地方為穩定鄉村教師隊伍，在高級教師職稱評審中進一步弱化了專業要求。本以選拔高層次專業人才的基本政策變為福利性政策，這種傾斜在當前雖然顯著提高了鄉村高級教師的比例，但從長遠看，評定標準的傾斜，并不能從根本上穩定鄉村教師隊伍和提升鄉村教師教學水平，只會逐漸降低鄉村師資質量，拉大城鄉教師專業素養差距。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傾斜更加不符合教育強國建設的時代需要。在進一步著力優化“縣管校聘”以推動城鄉教師合理交流輪崗的過程中，同為高級教師，但素養、能力卻存在一定差距，阻礙了以交流輪崗推進師資均衡、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與高質量師資的時代需求存在較大差距。

（三）以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來激發工作活力的效果不顯著

數量充足、結構合理、活力充沛是不斷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應有之義。提高高級教師比例，一方面是為了激勵教師自覺提升專業水平，激發教師活力，引導教師積極參與、配合教育改革實踐；另一方面是為了以高級教師引領、指導中級教師、初級教師開展科研、教研，形成專業共同體（高慧斌，2025）。但調查分析發現，鄉村高級教師在繼續留任、自覺利用數字資源開展專業學習和實踐教學、積極主持和配合參與教研、研修等共同學習中的均值均處于不同職稱教師中的最低水平，且與其他職稱教師均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這表明，在充分反映教師工作活力是否充沛的樂教、專注教書育人、精力、奉獻等因素方面（趙德成等，2022），鄉村教師尤顯不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更多的是面向年齡較大教師，統計數據顯示，從2021年至2023年，55-59歲鄉村小學高級教師占比分別為27.45%、26.89%、25.47%，雖然呈下降趨勢，但依然明顯高于城區14.30、13.11和10.82個百分點。這些已接近退休年齡的鄉村高級教師，因年齡關系，工作活力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獲得高級職稱相對較年輕的鄉村教師，政策層面雖然有晉升正高級教師的機會，但并非易事，無論評審標準，還是比例限額均有嚴格要求。因此，從內因上過早地放棄或松懈專業素養提升；從外因上，雖政策要求加強聘后管理，但由于人情關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實踐中很少有學校對教師進行降級聘任或轉崗（李廷洲等，2018）。所以，鄉村教師一旦獲得高級職稱，其高級崗位通常就會持續保持，專業自覺漸漸消弭，更不以引領、指導其他教師專業成長為己任。又因大部分區縣和學校層面均沒有將崗位管理中要求高級崗位分為五級、六級、七級進行分類管理落到實處，致使以管理促活力的制度規章懸于空中，鄉村高級教師崗位活力明顯沒有達到預期。

五

職稱評聘向鄉村教師傾斜的優化策略

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優化城鄉、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已成為推進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進一步以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為突破口，堅持以提升質量為根本，進一步縮小教育的城鄉差距，加快補齊鄉村教師隊伍短板成為必然之需。在建設教育強國的視域下，有效推進高級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應基于已有改革取得的經驗與成就的基礎上，并針對改革的不足，實施進一步優化。

（一）以提高教師專業水平為旨歸，堅持職稱評聘向鄉村教師傾斜

從職稱評聘向鄉村教師傾斜策略的提出，到具體實質推進中的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旨在縮小區域、城鄉、群體、校際間優質師資配置差距，達成公平性升級，體現了我國始終堅持教育公平的國家戰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高質量教育體系全面建成。這表明，教育強國是高質量的教育強國。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體系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深化中小學職稱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向鄉村教師職稱改革時，既始終堅持向鄉村教師傾斜的公平導向，又遵循教育強國的質量戰略，是高質量的公平，是“雙高”驅動。體現在注重品質的公平本質、深入微觀的公平形態、廣及省域的公平范圍和拓向世界的公平視野（程天君，2024）。因此，在深化教師職稱改革中，其著力點應始終堅持鄉村教師作為專業人才所需的高質量的專業水平，無論是結構優化，還是評審標準均應以質量為核心，體現在著重加強職稱評價的專業性要求，確保職稱結構體系有效評價教師專業發展水平（高慧斌，2025）。因此，對鄉村教師的職稱評審應回歸與所有教師一致的“教師水平評價條件”或“教師水平評價標準”，從制度層面保持鄉村教師作為專業人才的質量水平，而不是以降低質量來實現傾斜。這種專業性才更加體現鄉村教師作為“引路”之“人”的專業發展本質，是將鄉村教師作為人的發展作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旨歸，才能真正提高鄉村教師何以“育人”的價值引領和如何“育人”的素養能力。

（二）以城鄉一體化為根本，逐步完善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適度傾斜機制

教師管理改革已“從部分走向整體、從分散走向系統” （劉同舫，2024）。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根本要求，決定了鄉村教師職稱結構比例應與城區相一致，從師資資源配置上保持城鄉優質均衡。基于近十年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政策的有效推進，雖然鄉村高級教師占比偏低的歷史欠賬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但部分省份又出現了鄉村偏高，城區偏低的問題。這不僅為進一步優化崗位傾斜提供可能，也對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的適度性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應從國家層面既要充分考慮工程、衛生、農業、經濟、科研機構等領域專業技術人員整體職稱比例結構情況，以及國家專業技術人才結構布局，衡量中小學教師作為專業技術人才的價值，又要考量全國人口流動的趨勢、老齡化社會發展的趨勢、人的城鎮化發展趨勢等，合理擬定階段性中小學高級教師比例目標范圍，為省級層面提供有效參照。另一方面，各省份基于國家目標范圍，依據本區域城鎮化率水平、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目標、教師年齡情況，在兼顧公平和質量的前提下，依據城區高級教師占比情況適時動態調整鄉村高級教師比例，避免快速攀升或快速下降；通過年齡較大鄉村高級教師自然退休，逐步降低鄉村高級教師占比，放緩增速，逐步實現城鄉平衡，達到城鄉教師資源一體化合理配置的目標。

（三）以吸引優秀人才為核心，實施高級教師崗位向有突出貢獻和較高素養潛力的鄉村教師傾斜

鄉村教育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構成，作為教育系統的子系統，鄉村教育既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結構要素，又發揮著促進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功能（周曄等，2024）。以優秀師資加快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是助力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的有效路徑。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從實施之初，就肩負著選任中小學教師人才的職責，尤其對高級職稱教師的評審選拔，其實質是對高專業素養的優秀師資的甄選。具備高專業素養的教師能夠更準確地理解政策的內涵與目標，在將政策理念轉化為行動應用于教學實踐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專業發展、推動區域教學改良與變革，為教育的連續性、穩定性、創新性提供保障。（張茂聰等，2024）。因此，在教育強國的時代語境和歷史階段下，高級教師崗位向鄉村教師傾斜應著力向高質量推進，以吸引優秀人才到鄉村學校任教，并持續留任，進而有效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一方面向長期堅守在村小、教學點，致力于服務鄉村教育發展、有豐厚教學經驗、得到學生和家長高度信任的鄉村教師傾斜，使他們不僅得到專業認同，而且進一步激發其專業活力；另一方面向研究生學歷教師、骨干教師和學科帶頭人傾斜，雖然學歷與能力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非十分顯著，但二者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通過向高學歷教師、骨干教師和學科帶頭人傾斜，既突顯對高層次人才的尊重，進而吸引更多的高學歷教師到鄉村學校任教，又能發揮高學歷和骨干人才的帶頭作用，有效帶動其他鄉村教師開展教研、研修、科研，形成專業共同體。同時，通過向高學歷鄉村教師傾斜，激發教師自覺提升學歷的內生動力，真正實現內力與外力的合力，以學歷提升促進鄉村教師專業水平更加適應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在具體變量的樣本數量分布上過少。如高中階段學歷教師僅為43位、碩士生學歷教師僅為79位、正高級教師僅為21位。雖然鄉村教師在這三個變量上本身相對較少，但在樣本選擇時應有所關照，從而使數據結果更具科學性。此外，在變量設計中，忽略了職稱晉升與績效工資的關系變量設置，使得在對職稱晉升對工資待遇的影響因素分析中還不夠充分。缺少學生基礎變量，使得在影響鄉村教師專業水平的分析中略顯不足。因此，在后續的研究中尚需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以保證本研究的科學性和充分性。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6年第3期

作者｜高慧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