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的省招辦大門外,人群排著長隊。一名矮小的女孩被父親領著遞交報名表,工作人員抬頭問:“孩子多大?”父親答:“九歲。”一句話,讓隊伍瞬間安靜。那天,張民弢帶著女兒張易文正式踏上了“少年高考”之路,輿論也由此卷起。
往前倒回四年。2009年冬,商丘城里還在供暖,鄰家孩子嬉鬧聲未歇,張民弢卻把4歲的女兒從幼兒園接回家,關上門支起小黑板。他辦培訓班多年,自認摸索出“超前學習”的捷徑:拆分教材,壓縮時長,每日十小時滾動輸入。字卡、珠算、英語磁帶輪番上陣,客廳變成了“私塾實驗室”。半年后,小女孩可以讀報紙,這在親戚群里引來了連串的驚嘆號,更堅定了張民弢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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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9歲,別人家的孩子在課堂上涂蠟筆,張易文卻埋進了中學課本。父親請來兩名同齡孩子陪讀,試圖制造競爭氛圍。游戲時間被剝離,取而代之的是測試卷與錯題本。張易文沒啥反抗,她的世界半徑不過父母與補習班。孤僻、怕生的性格逐漸成型,卻沒人留意。
第一次高考失利在2013年出現:成績172分。對9歲的孩子來說,這已難能可貴,可在父親眼里卻是警報。接下來一年強度再提,夜里十一點的臺燈光成為常態。2014年,她考出352分,被商丘工學院錄取,信息與電子工程技術專業。媒體蜂擁而至,“10歲大學生”標簽迅速刷屏,張民弢欣喜若狂,甚至把培訓機構換了招牌:“神童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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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并未持續太久。進入校園的張易文才發現自己像誤闖成人世界的稚鳥:軍訓站隊時,她的下巴只到同學肩膀;自習室里,討論題目時的行話她常常聽不懂;宿舍夜談,別人聊偶像、愛情,她只能沉默。三年學制,她的成績停在班級中游,既不拔尖也不落伍。輔導員私下感慨:“孩子太早來大學,反而像被扔進深水池,游得費勁。”
2017年,她15歲,從大專畢業。按原計劃,接下來應該專升本,再趕在20歲之前讀完博士。然而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關卡——高數與英語——成了無法翻越的山。她試過補習,效率卻很低,畢竟此前“填鴨”留下了短缺的自主學習能力。張民弢終于妥協,讓女兒留在自家機構做助教,每月2000元。扣掉遲到罰款,只剩一千多。鏡頭前,張民弢說得坦然:“先讓她積累社會經驗,順便備考研究生。”
有人質疑這是童工,也有人指責拔苗助長。張民弢的回答仍舊硬氣:“教育得提前布局,站在競爭前沿。”可外界注意到,15歲的張易文不會與陌生人聊天,不敢獨自出門辦事,手中的“神童”名片漸漸褪色。她批改作業很認真,但一旦讓她給家長做公開課,聲音幾乎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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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她補申了自學考試,嘗試把成績湊齊,目標是動畫專業研究生。原因很簡單:在大學期間,她意外喜歡上動漫,不需要高數,壓力小一點。但研究生報考要求大專畢業兩年以上且年滿18歲,這意味著又要等待。等待期間,她依舊在父親的培訓班穿行教室,日復一日。
值得一提的是,張民弢把目光移向了次子。他對外宣稱,兒子要在14歲前考進少年班,而且這一次要注意“人格培養”。這番表態聽著似乎吸取了教訓,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時間表依舊被寫得密不透風。
回頭看張易文這十余年,最大的問題并非智力,而是節奏錯位。4歲認兩千字、10歲進大學,這些數字聽上去奪目,卻像提前盛開的花,遭遇晚春的寒流便迅速枯萎。缺失的同伴游戲、集體生活和情感教育,無法用任何學分來彌補。等她真正需要獨立思考、自由探究時,卻發現“被教會的知識”不能自動轉化成“會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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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常提“適性而教”。真正的少年班生源——無論是1978年的葉詩文,還是后來震驚物理界的曹原——普遍在常規體系內已到觸碰“天花板”的地步,自主學習能力與心理成熟度同步。張易文并非不聰明,只是被按下了過快的播放鍵,在該放慢腳步鞏固基礎、拓展興趣的年紀,陷入了永無休止的刷題循環。
如今的她依舊年輕,未來并未完全鎖死。備考研究生也好,留在培訓班也罷,關鍵是是否有機會重新認識世界與自我,而不是繼續扮演別人口中的“標本”。教育的目的原本在于啟迪與成長,而非制造奇觀。多年以前的那聲“九歲”所帶來的震動,如今已歸于平靜。人們愈發關心的,是這位曾經的“小大學生”是否還能在自己的節奏里,找回缺席的那一段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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