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三品之評、隱形排序——從“完全排不上號”到“天下第一”

曹丕的《典論》一書中，有一篇《論文》。《典論》共五卷，其中四卷已佚失，《論文》因被選入《昭明文選》得以保存。

《曹丕集校注》

《典論?論文》評論漢末魏初文人作品的高下、各種體裁的性質以及文學作品的價值，也談到古之作者聲名流傳于后。

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本1967年版，卷52，頁734)。

Siu-kit Wong, 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古之作者”聲名既傳于后，就衍生出“誰名聲比較高”“誰的文學地位較低”之類的話題。有的評論家索性為作者排名次，例如鐘嶸（約468年－約518年）就是這樣做的。

鐘嶸是南朝梁時期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詩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撰寫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系統性的詩歌批評專著:《詩品》。

張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是文學通史，卻兼顧鐘嶸的評論（見于張書中The Thriving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節，p.90）。

張教授說：

Though value judgment 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no other such rankingof poets or poetry followed in Zhong Rong’s steps in the Chinese critical tradition. (p.93)。

這段話的意思是：雖然價值判斷在文學批評中一貫非常重要，但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繼鐘嶸之后，再也沒有出現類似的詩人排名或詩歌排名。（黃湄中譯本頁134）

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

張隆溪教授提到“no other such ranking”，這句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鐘嶸以后的詩評家，沒有仿《詩品》為詩人排名的著作？有沒有詩評家推舉某家為翹楚而指斥某家為劣？今人尊崇的李白、杜甫，一直都并列前茅嗎？李白、杜甫兩人，一向排名不分高下？沒有所謂“尊杜抑李”、“揚李抑杜”之爭？

張教授也說到value judgment（價值判斷）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

我們的問題是：歷史上，有沒有某人的詩被評為沒有價值？有沒有某些詩人被后人無視，甚至被貶斥（例如：斥為“惡詩”）？

張隆溪教授自身的value judgment，又是怎樣的？他的判斷，有沒有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某處反映出來？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唐代張為《詩人主客圖》為詩人分高下

鐘嶸在《詩品》中首創“三品”的評價體系，把漢代至梁代的122位五言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詩品》之后，為詩人分等級的詩評有張為《詩人主客圖》、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宋、明、清詩話中，為詩篇分高下的言論，也很常見。

張為《詩人主客圖》

張為以“主、客”體系對中晚唐詩人進行分級歸類。每位“主”位之下是效法其風格的詩人，稱為“客”，然后，視乎“客”的作品水平再分為三級：

入室　　升堂　　及門 入室、升堂、及門，共三級，與鐘嶸《詩品》的“三品”體系近似，只是名稱上相異。入室，可以再細分為“上入室”、“入室”。

《詩人主客圖》比《詩品》更強調流派與師承關系。(按：由于張為所定“入室”可以再細分為“上入室”、“入室”，因此，有些人認為《詩人主客圖》是將詩人分成四級。如果“主”亦算一級，則合共有五級)。

《詩人主客圖》見錄于《歷代詩話續編》。丁福保于1915年編纂成《歷代詩話續編》，共收錄29種詩話，以補何文煥《歷代詩話》之缺。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所錄《詩人主客圖》附有李調元的序文。

李調元在序文中說：

唐張為撰詩人主客圖一卷，所謂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余有升堂、入室及門之殊，皆所謂客也。宋人詩派之說，實本于此，求之前代，亦如梁參軍鐘嶸分古今作者為三品，名曰《詩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之例。然彼捃拾閎富，論者稱其精當無遺，茲則落僅此數人，于唐代詩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即所引諸人之詩，亦非其集中之杰出者，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故不繁稱博引也（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70）。

從以上言論可見李調元已經注意到《詩人主客圖》和鐘嶸《詩品》的相同之處。李調元說的“次第之”，相當于我們今天說的“排名次”。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校注》

到了清代，李懷民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二卷，補遺二卷。　　李懷民選王建、張籍、賈島、姚合以下中晚唐詩人三十二人，別為清真雅正與清真僻苦二派，仿張為之原圖在“主”之下設入室(含“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　　此書附各家詩選，各作小傳，附采詩集序跋、評論資料，對中晚唐五言近體之作做了提綱挈領的編排。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的問世，是清干隆后宗唐詩派從學習盛唐轉向中晚唐的標志，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謂“學習盛唐”，簡單說就是宗唐詩人把唐詩中最成熟、最典范的一部分當作學詩范本，特別推崇盛唐詩歌的氣象、格調與聲律，并以此來訓練學員自己的創作與審美。它不只是“讀盛唐詩”，而是把盛唐詩看成是可模仿、可內化的標準。

《盛唐詩》

《河岳英靈集》中王維詩數量居首，不錄杜甫詩

近人討論唐詩，多推崇李白、杜甫的作品，張隆溪教授也不例外。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用了整整一章討論李、杜之詩。

張教授用了一章的篇幅，就是特別重視李、杜嗎？何以見得？

請比較：現代文學，名家輩出，然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中，“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篇幅，僅占一章而已。因此，李、杜獨占一整章，可見他們在書中的份量。

《河岳英靈集注》

二十一世紀的張隆溪教授很重視李、杜，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中地位崇高，然而，唐代的殷璠卻沒有以李、杜為最尊，尤其是《河岳英靈集》全無杜甫詩，“無杜詩”更是明顯的“空白”。　　殷璠大約在開元至天寶年間編纂《河岳英靈集》，選錄了盛唐二十四位詩人共二百三十多首作品。王維、王昌齡之詩，在殷璠眼中，地位居于李、杜之上。　　殷璠認為王昌齡“得建安風力”，又奉王維為“詞秀調雅”之宗（關于王維詩，見王克讓《河岳英靈集注》頁66-84﹔關于王昌齡詩，見王克讓《河岳英靈集注》頁300-336）。

《河岳英靈集》收錄大量王維詩作，給予極高評價。殷璠說：“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王克讓《河岳英靈集注》頁66）。另一方面，殷璠雖稱許李白“《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卻又指李白詩“率皆縱逸”。

這顯示在殷璠心目中李白詩偏于“奇”“縱逸”，似乎和王維詩出于“常境”形成對比。殷璠甚欣賞王維詩寫“常境”也寫得很出色。

(日)小林太市郎《王維的生平與藝術》，華文出版社2025年版。

李白的“縱逸”，是指寫詩不夠拘檢，殷璠說：“白性嗜酒，志不拘檢……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王克讓《河岳英靈集注》，頁36）。

殷璠對李白詩篇的取舍理據是：李白的作品“豪放”，有些部分不符合殷璠特別重視的“風骨”“聲律”，因此《河岳英靈集》所錄詩篇并不是李白詩最多（據通行的明本系統三卷本，收錄最多的是王昌齡詩16首，次多則為王維、常建，各15首。）。

殷璠編《河岳英靈集》的宗旨是反對齊梁以來浮艷之風，強調詩歌應“聲律風骨兼備”，既有音樂美，又有精神骨氣。

殷璠沒有收錄杜甫的詩作，原因為何？

杜甫在世時，詩作似乎沒有廣泛流傳（參看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頁12）。殷璠編輯《河岳英靈集》之時，他可能還沒有接觸到杜甫詩（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完全看不起杜詩，或者他未能領略杜詩的好處）。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張戒《歲寒堂詩話》尊子建、子美，貶斥蘇、黃

宋代詩人“尊杜”者多。宋代評家通過梳理流派傳承，確立詩人的歷史地位，本質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排名”。這方面，我們特別注意到張戒《歲寒堂詩話》、嚴羽《滄浪詩話》。

南宋詩論家張戒（活躍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時期，約1127—1189）有明顯的高下品第意識，對詩人做出等級式評價。

張戒怎樣區分詩歌成就的高下？他用什么標準？

張戒說：“子美詩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敵，然二豪不并立，當屈退之第三。”（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73—74）。他說的“退之”，就是韓愈。

這段話，反映張戒的評判體系中有第一、第二、第三的觀念（第一是杜甫，第二是李白，第三是韓愈）。這是在唐詩范圍內的“排名次”。

陳應鸞《歲寒堂詩話校箋》

王維的位置，在唐、宋間有變動，值得留意。

殷璠看重王維，而張戒則認為王維的成就稍遜于李、杜。張戒評王維，說：“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83）。“匹亞”應是“幾乎可以并肩”之意。

在《歲寒堂詩話》里，張戒先把整個詩歌傳統分成五等：一等是《風》《騷》，一等是漢魏（建安七子等）和陶、阮，一等是六朝，一等是唐詩，一等是宋代“國朝諸人詩”（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38）。

張戒透過五等詩史架構與及對李、杜、韓、曹植、陶、阮等人的評價，塑造了一套含有明顯高下次序的詩人譜系。張戒較重視漢魏詩和盛唐詩。

落實到個別詩人的高下方面：張戒多次把曹植、杜甫、李白并稱為最高層的詩人。他說：“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

《歲寒堂詩話》卷上明確說到：“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為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38）。“陳王”就是陳思王曹植。

但是，張戒對唐朝李、杜則屢言“不可輕議優劣”。張戒的態度，甚為謹慎。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1973)

《歲寒堂詩話》卷上同段即接“至于李杜，尤不可輕議”。后文又不滿元稹論李白“壯浪縱恣”，稱“鋪陳排比，曷足以為李、杜之優劣”，并引韓愈、歐陽修等不輕斷李、杜。這些言論都顯示張戒視李、杜皆地位崇高，不宜妄分高下。

在具體論述中，他實際上傾向于將杜甫置于最高位置。張戒明言：“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為敵。”（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46）。

總之，張戒的意思大致是：

1. 杜甫：境界高，以“氣吞曹（植）劉（楨）”的雄渾氣象壓倒眾家，其詩植根于學問積累和現實關懷，格律嚴整而氣勢磅礴，是張戒心中的詩歌頂峰。

2. 李白：李詩多“天仙之詞”，飄逸豪放、天馬行空。其天才縱逸，非后人刻意模仿可及，故“不可及”；

3. 韓愈：詩風“崛奇”（奇崛險怪），雖才高，但創作技法與文體追求有跡可循，故“猶可學”。

換言之，張戒雖不妄議李杜優劣，但多處對杜詩重點評論。其中杜甫《哀江頭》 因“立言得體”的史筆與詩筆融合，被視為詠楊貴妃題材中最符合儒家詩教的典范。

此外，杜甫《哀王孫》、《洗兵馬》，獲張戒寫了專篇分析。張戒認為杜甫的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兼具社稷憂患和藝術。《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獲贊為“乃圣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強調其言志與興象兼備，契合情真、味長、氣勝的標準。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總之，張戒認為，古詩以曹植稱冠，次則陶、阮；論唐詩，則并尊李、杜。張戒沒有明確標示“上中下”，但是他的評論反映他對詩史層級和若干核心詩人的高下有清楚的等級意識。

張戒對北宋蘇軾詩頗多貶語。有趣的是，張隆溪教授卻很重視的蘇軾。

為什么蘇軾得到截然相反的評價？接下來，我們嘗試了解其內情。

張教授重視蘇軾，而張戒貶蘇軾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第11章是From Ouyang Xiu to Su Shi: The Splendor of Northern Song Literature, 此“北宋文學”之章共有七節，其中就有四節專門討論蘇軾的文學成就：

Su Shi: The Great Literary Genius

Su Shi's Literary Prose

Su Shi's Poetry

Su Shi's Ci Lyric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之中，再無另一人得到如此青睞(篇幅)。單就以蘇軾詩而言，張隆溪教授也給了Su Shi's Poetry整整一節的篇幅。

以上的安排，反映了張教授特別看重蘇軾的文學地位。

張戒對蘇詩卻頗多批評。

《蘇東坡全集》

《歲寒堂詩話》卷上開篇總論古今詩人后，推崇曹植、李白、杜甫，繼而貶斥蘇軾、黃庭堅，強調詩應言志而非過度講求用事、押韻和議論。

張戒說：“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陳應鸞箋注《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58）。

“壞于蘇黃”是指蘇軾、黃庭堅損壞了詩道。蘇軾（子瞻）被貶的原因是“以議論作詩”。張戒認為議論作詩是詩道由盛轉衰之因。

張戒反對議論，主張寫詩應以“詠物為工、言志為本”，也反對預設寫詩的法式，強調詩貴情味，而非蘇軾式議論、江西派的雕琢。

張戒批判宋詩的弊病，尖銳指斥蘇軾、黃庭堅的詩風是“詩人中一害”，他認為世人必須“蘇黃習氣凈盡，方可以論唐人詩”。

譚元春《東坡詩選》明天啟文盛堂刻本

嚴羽尊盛唐，崇李杜

“詩壞于蘇黃”的看法，又見于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嚴羽對個別詩人有高下判斷——“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歲寒堂詩話》上卷）。

嚴羽的生卒年不詳。多數研究者認為嚴羽活躍于南宋理宗時期（13世紀中葉）。他是于南宋中期人。張戒大約比嚴羽年長一輩(相隔二十載左右)。

普慧、孫尚勇、楊遇青評注《滄浪詩話》，中華書局2014年版。

嚴羽《滄浪詩話》確立唐詩的典范地位，提出“妙悟”理論，批判宋詩弊病。

嚴羽的“時代分層”如下：他認為漢魏詩“渾厚”，氣象混沌；盛唐詩“天成”，興味深厚；宋詩“理多詞少”，失妙境；晚唐“雕琢”，江西派“刻意求工”，晚唐詩、江西派皆非正宗。總之，嚴羽尊漢魏、盛唐為圭臬（普慧等人評注《滄浪詩話》頁3）。

嚴羽認為，到宋代，詩道轉衰。嚴羽特別尊盛唐，要求學詩“以盛唐為師”，又說“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實際上把盛唐尤其李白、杜甫置于最高典范地位，其余唐宋諸家屬于次一層。這是一種“宗李杜”的價值排序，非形式上的名次表。

嚴羽認為李白和杜甫的成就難分高低，他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普慧等人評注《滄浪詩話》頁119)。

《滄浪詩話校釋》

嚴羽又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普慧等人評注《滄浪詩話》頁119)。

但是，其他詩人或有詩篇水平居李、杜之上，例如：嚴羽贊揚崔顥《黃鶴樓》興象神妙、氣勢渾成，契合七律的最高藝術標準，成為后世壓卷之論的濫觴。崔顥《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唐詩三百首注疏》（民國二十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在評價宋代詩人方面，嚴羽心中有明顯的評價等第，例如他認為王安石絕句“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這就是說：王安石絕句高于蘇軾、黃庭堅、陳師道，但仍不及盛唐詩人。

嚴羽的核心結論是北宋無人達到盛唐“入神”境界，北宋詩整體低于漢魏盛唐；北宋的元佑體（蘇、黃、陳）與江西派被視為詩風變異的關鍵，唯梅堯臣、王安石部分作品因近盛唐“平淡”“興象”而獲得嚴羽的相對肯定。

嚴羽貶斥黃、蘇

《滄浪詩話》以“盛唐第一義”為標準，最集中貶斥黃庭堅（山谷），視其為北宋詩風變異、背離“妙悟”“興趣”的核心人物；其次貶蘇軾、陳師道等元佑體和江西派詩人，以及西昆體的楊億、劉筠，認為他們均違背詩歌的“當行本色”。

我們不妨比較嚴羽和張戒怎樣對待蘇詩。　　張戒將蘇、黃并提，多所指斥；嚴羽也差不多。嚴羽抨擊蘇軾、黃庭堅“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其作詩有賴“用工”“造意”，皆不近于盛唐妙悟、興趣。

在《滄浪詩話?詩評》等篇中，嚴羽對歷代詩人逐一點評，常用“入神”“妙悟”“次之”“又次之”等語來標示層級，呈現出一種“誰為第一流、誰為第二流”的意識。

如果論“對詩人、詩派有清楚的高下等第判斷”，則《滄浪詩話?詩辨》顯然有排序意識，但就不是明文排出上中下名次。

《宋詩話全編》

明代胡應麟《詩藪》細分古、律、絕之冠

明代復古思潮盛行，批評家多以“漢魏盛唐”為圭臬，通過嚴格的品第劃分來樹立詩歌典范，其中，胡應麟《詩藪》的影響尤為顯著。

胡應麟萬歷四年（1576年）鄉試中舉，后來成為江南文壇盟主（汪道昆去世后）。他的《詩藪》是詩評、詩論的專著。全書以“體以代變，格以代降”為核心，對各體詩歌的代表詩人進行精細品第。

胡應麟認為，唐代之前，古詩作者以曹植為第一等。

胡應麟說：“古詩短懷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三曹、魏武太質，子桓樂府雜詩十余篇佳，余皆非陳思比。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版，頁27）。

胡應麟《詩藪》

至于律詩和古詩之間的高下，胡應麟認定唐代律詩不如漢代古詩。胡應麟說：“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卑下者獨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后，寢入野狐道中。”（《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版，頁32）。這就是說，他胡氏眼中，唐代的律詩，遠不如漢代的古詩。元稹、白居易之后，更偏離詩的正道。

在胡應麟的心目中，有沒有唐朝詩人可以比肩曹植？

胡應麟認為，唐代詩人中，只有杜甫、李白和曹植比肩。胡應麟說：“備諸體于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于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并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淳。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輕。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專門大家。吾得三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版，頁33）。

換言之，胡應麟認為，唐代律詩之前(古詩的年代)，曹植的地位居首。這和張戒、嚴羽以曹子建為古詩之冠，看法完全相同。

然而，曹植的年代沒有律詩、絕句，所以，胡應麟又選出律詩、絕句之中的絕佳之作。總之，胡應麟選出各體的代表作：

(1)陳思之古：曹植的古詩。

(2)拾遺之律：杜甫的律詩。

(3)翰林之絕：李白的絕句。

黃靈庚整理《七律指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拾遺之律”什么意思？“拾遺”，指杜拾遺，就是杜甫﹔杜甫詩居律詩之首。　　胡應麟評杜甫《登高》說：“杜詩‘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沈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后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版，頁92）胡應麟強調《登高》為唐七言律之冠，而且有超越時代的藝術價值。

換言之，胡應麟認為由盛唐到明中葉沒有一首七律比得上《登高》。(按：胡應麟生于1551年，卒于明中葉1602年）。杜甫《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清人楊倫也直言《登高》是“杜集七言律詩第一”（《杜詩鏡銓》）。

《杜詩鏡銓》

胡應麟將《登高》評為“古今七言律第一”，這是rankingof poetry (詩歌排名)。因此，張隆溪教授說鐘嶸之后就沒有 ranking of poetry，這判斷恐怕不能算是完全正確。

當然，“七言律第一”不因一人之見而成定論（一人之見是私見，非公論），其他評論家有不同的選擇，例如嚴羽《滄浪詩話》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 ”(普慧等人評注《滄浪詩話》頁131﹔陳伯海《唐詩匯評》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69頁)。崔顥《黃鶴樓》如下：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也將崔顥《黃鶴樓》放在“七言律詩”的首位。

“七律之爭誰第一”這個話題，又見于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的“律詩篇”（香港三聯2025年版，頁47-71）。蔡宗齊認為，五首唐人七言律詩有資格爭七律的第一，這五首之中包含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

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香港三聯書店2025年版。

崔顥《黃鶴樓》和李白《登金陵鳳凰臺》都是名篇，后人常拿來做比較。

方元鹍（1753—1814年）點評崔顥《黃鶴樓》說：“前散后整，結意寬然，意興所至，不關造作。青蓮效之，固無謂。后人必推此為三唐第一，亦小兒強作解事也。”(參看方元鹍撰；黃靈庚整理《七律指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方元鹍視崔顥之作為唐律中絕品，無人可及。“青蓮效之”指“青蓮居士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仿效《黃鶴樓》而作。

方元鹍點評《登金陵鳳凰臺》，說到：“縮《黃鶴》前四句為兩句，然不如崔詩之生趣遠出也。”

因此，方元鹍的言論就是斷定：崔詩，排名在李白詩之上。

“翰林之絕”與“絕句之冠”

“翰林之絕”指什么？“翰林”指“李翰林”，就是李白。“絕”指絕句。李白曾官任“翰林供奉”，故稱為“李翰林”。換言之，“翰林之絕”是說李白在“絕句”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極。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討論李白，重點正是李白的絕句（參看：洪濤《 李白絕句表達了什么？——談關鍵詞的解釋和翻譯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二)》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04-02）。

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

胡應麟說：“太白七言絕，如‘楊花落盡子規啼’、‘朝辭白帝彩云間’等作，讀之真有揮斥八極、凌屬九霄意。賀監謂為謫仙，良不虛也。”（內編卷六）—— 李白的絕句（尤其是七言絕句）以瀟灑飄逸、意境高遠而著稱。

胡應麟以《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和《早發白帝城》為例，表彰李白在絕句方面的造詣。《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如下：

楊花落盡子規啼，

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

隨風直到夜郎西。

胡應麟說：“太白五言絕自是天仙口語。”“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詩藪》內編卷六）。　　　

這是區分李白五言絕“超逸”與王維“幽玄”的風格差異，稱李白語言如“天仙口語”，可能是指李白詩的用語超凡脫俗。

“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于工而無不工者。”(《詩藪》內編卷六)。胡應麟以《靜夜思》等為例，評其絕句“自然渾成”，不刻意雕琢。

《萬首唐人絕句》明嘉靖十九年版

如果單看七絕詩篇的評價，李白詩非一枝獨秀，例如，王昌齡也有“七絕圣手” 的專屬稱號。

胡應麟《詩藪》言王昌齡之七絕“超凡入圣”，清末許學夷《詩源辯體》言“七言絕多入于圣”；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喬億《劍溪說詩》賡續神品之論，潘德輿最終提出“圣手”一詞。

除王昌齡外，撰寫七絕的能手，還有唐代晚期的杜牧。

單論詠史七絕，杜牧可稱 “晚唐第一人” 。許顗在《彥周詩話》中評價杜牧《題桃花夫人廟》一詩：“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里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仆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參看《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第十五）。

今人也有為唐代絕句詩人“排座次”的意識，例如，蔡宗齊說：“要是給唐代七絕詩人排座次，第一位非杜牧莫屬。”（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香港三聯2025年版，頁115）。

《萬首唐人絕句》，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五絕方面，柳宗元《江雪》被宋人譽為“五絕之冠”。

南宋人范晞文《對床夜話》云：“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83)。

至清代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選評，將《江雪》與李白絕句、王維山水詩并列為唐人絕句之巔峰（“清峭已絕”，語見《唐詩別裁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頁626）。

連杜甫也曾“排不上號”？

我們比較嚴羽和張戒的言論，可以發現曹植在張戒心中地位很高（張戒以“韻勝”概括曹植的詩學成就，認為其辭采與格調在古今詩人中獨樹一幟)，但是，在嚴羽心中曹植不及盛唐詩人。嚴羽認為，取曹植而代之者為盛唐李、杜二人。

魏景波《宋代杜詩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曹植之外，杜甫的地位高低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殷璠《河岳英靈集》沒有收錄杜詩，原因可能是杜甫入長安較晚（約735年后），詩名未顯，創作數量與影響還未及王維、李白等開元名家。至于殷璠本人對杜詩的價值判斷如何，則難以查究（當然，殷璠可能讀過杜甫詩，但不取錄。這種情況不罕見，張隆溪教授同樣認為寒山子的詩“排不上號”。參看洪濤《“毫無影響力”的中國詩篇，怎么就登上了世界文學的舞臺?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六)》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7-06）。

今存十多種唐人選唐詩，其中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也是很重要的盛中唐詩選本（聚焦安史之亂后“中興”時期的詩篇）。此書同樣未收錄杜甫詩。

杜甫詩憂患深沉（如《登岳陽樓》孤舟愁苦），和高仲武著眼的“中興”樂觀氣象不合拍，這點可能是杜詩未獲選錄的原因之一。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

中唐時期，由元稹、白居易提出杜甫詩優于李白詩的觀點，引發韓愈反駁（韓愈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作《調張籍》，開頭的幾行說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然而，正是由于元稹、白居易的極力推崇，才讓生前詩名遠遜李白的杜甫地位急劇上升。到了晚唐，杜甫的地位日漸提升。晚唐韋莊《又玄集》選入7首杜詩(《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十四東歸覲省》、《南鄰》)。

《又玄集》編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

宋初尚李、杜，慶歷以后，王安石、蘇軾等詩壇巨匠大力推崇杜詩。王安石是宋代尊杜的第一大家，他編選《四家詩選》將杜甫置于首位，極大提升了杜詩地位。其后，江西詩派更奉杜甫為祖(參看：洪濤《文學史上的“換骨”詩——談師法古人又保有自家面目的實例（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六）》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10-02)。

以本文所涵蓋的殷璠、張戒、嚴羽、胡應麟四人評鑒架構而言，杜甫的地位由低走高：杜甫由殷璠“無杜詩入選、沒有地位”上升至“（南宋、明中葉）地位極高”。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

為什么杜甫的文學地位在宋、明間攀升至高峰？

原因之一：北宋儒學復興的背景下，對杜甫人格力量的挖掘使杜甫地位在北宋末開始被推到高峰。在這方面，李白無法與杜甫相比。不過，張隆溪教授認為另有原因（另文論述）。

總結

從鐘嶸《詩品》的“三品”到張隆溪教授書中“無寒山子的位置”，中國文學批評其實從未離開“排座次”。差別只在于：唐宋的殷璠、張戒、嚴羽把高下判斷藏進詩話中，而明人胡應麟則直接給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的跨體裁“冠軍榜”，把品第細化到詩的體裁層面。

張隆溪教授的書以專章篇幅（多或少）和選目多寡完成“隱形排序”——誰得專門評述、誰被輕輕帶過、誰完全沒有蹤影……，本身就是價值判斷。

詩人地位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歷時千百年的“升降事件”。曹植由魏晉之冠冕到嚴羽筆下讓位于李杜；杜甫從殷璠《河岳英靈集》的“零收錄”躍升為宋-明-清的“詩圣”；李白的具體排名隨評家口味在“第一”與“并列第一”間擺蕩；蘇軾在張隆溪教授的英文文學史里獨占四章，在張戒、嚴羽那里卻使“詩道轉壞”，淪為箭靶。

《杜詩學通史》

因此，“分高低、排名次”從來不是鐘嶸的專利，也不是明人復古派的特例，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內建程式”——只要出現“正宗”“第一義”“大家”“排不上號”之類的字眼，不論有無第1、2、3的數字，都在執行ranking。

張隆溪教授所說的“no other such ranking”只能被理解為無人復制鐘嶸的三品制，若把排序寬泛界定為“價值層級的明示或暗示”，則整個中國詩學史就是一部不斷分高低的歷史。

張隆溪教授以“略去下品、只留上品”的策略建構中國文學的“高光敘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面向全球英文讀者又有篇幅限制，所以，內容偏重敘述上品佳作（名作）是可以理解的。

歸根結柢，“排名”從來不是客觀的數學題，而是批評家用來重塑傳統、介入當下的一場話語競技。中國詩歌史就這樣在一次次“誰第一”的辯析中，被不斷重新講述，也因而歷久彌新。

張教授選出他認為最優秀的詩篇（包括各體作品）提供給外國的讀者。擇優而譯，和鐘嶸的定出上品，沒有什么大分別。

（美）宇文所安 《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不過，一部文學史如果只呈現歷史上優秀的作品，而被認定為“較次”的作品完全不獲敘述（例如：寒山詩、明初四大傳奇），這種極端的偏頗，恐怕不是歷史編纂的應有之義。

二十世紀的新史學及其后繼者，明確主張“精英/下層”“高雅/通俗”兼顧。這幾乎成為現代專業史學的共同基準。文學史的書寫，恐怕不能是例外（參看劉躍進《簡明中國文學史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的卷首導論）。

或曰：水平不甚高的文學作品，似乎沒有介紹給讀者的必要？

這看法是有道理的。張教授選擇呈現的作品，宛如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一書為讀者提供的“必讀之作”（essential reading）。問題是：哪些作品是最優秀的？哪些是“不夠好／中品下品”的？所定的品次，合理嗎？受限于個人的口味嗎？

文學價值的評定，不是一勞永逸的，例如，張教授看重蘇軾詩，而張戒抨擊蘇軾“以議論作詩”、“乃詩人中一害”。張戒此論有極強的操作性，幾乎是把蘇軾詩作當作前置障礙來排除，而非“可參考”，與嚴羽“不廢江西，只是不主其法”相比，立場更為決絕。

如果文學史書是以“重要的”作家為主，那么我們可以追問：這些作家是什么時候成為“重要作家”的，什么人把他們評為“最重要、次重要、不大重要作家、不重要”，根據什么標準評定。

Min Wang, The Alter Ego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文學通史或合撰而成，或個人獨撰。獨撰者為歷史上的作家排名次，排出來的高低之榜往往是由個人的口味決定的、是私人化的，未必是“disinterested”。

蕓蕓文學史書之中，哪本優哪本次，哪本寫得公允哪本甚偏頗，讀者心中自有一桿秤。

附記一 文學體制的發展，可曾斷裂？

2026年3月17日，拙文《“四大傳奇”何處尋?——兼論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六十一）》發表于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友人讀后，來信說：“《白兔記》今日尚為潮劇著名劇目，稱之為《井邊會》……”

這里須稍作解釋：《白兔記》（劉知遠與李三娘故事）至今仍是潮劇的經典劇目，其中最著名、最常單獨演出的一折，就叫《井邊會》。潮劇《白兔記》全劇通常由三折組成：《井邊會》、《回書》、《磨房會》。

《白兔記》是潮劇傳統大戲，《井邊會》是其中最精華、最動人的一折，因“井邊母子相會”的核心情節得名，是潮劇的代表劇目之一。粵劇《白兔記》有唐滌生的改編本，易名為《白兔會》。

朱少璋《井邊重會：唐滌生〈白兔會〉賞析》，匯智出版2019年版。

朝代衰落，由明而清再由清而入民國，政權更迭而《白兔記》續存，而且擴散壯大“版圖”（流傳的范圍）。

這戲劇史上的事實說明：政治發展與文學發展（以《白兔記》等傳奇為代表），可以是不同步調的。

美國學者Cyril Birch的 Scenes for Mandarins：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1999) 一書，有一章名為：The White Rabbit Plays。這似乎反映《白兔記》在 Cyril Birch眼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文學史的核心是文學發展，文學史書寫理應追蹤敘述文學自身的發展之軌，而不應完全受制于政權的更迭。

附記二 關于modernity的“流動性”

本系列的上一篇：《“四大傳奇”何處尋?——兼論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6-03-17）提及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及此書的核心觀念modern／modernity...

19世紀以前，modern／modernity多半是正面的：代表擺脫蒙昧、依靠理性與科學，政治上走向民主與法治，經濟上是工業化與富裕……。現代性敘事強調“進步”與“人類解放”等等，把modern 當成歷史的新高峰，視傳統為落后。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流動的現代性》

兩次世界大戰、人的異化（alienation）、核武、極權國家、環境破壞等等，使二十世紀很多思想家開始尋思：“現代性”沒有黑暗面？

批判理論（馬克思傳統、法蘭克福學派）指出：理性與工業化也制造了異化、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官僚冷酷（官僚化社會），甚至促成大屠殺。

尼采、韋伯、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等人談到，現代性伴隨“價值真空”“工具理性壓倒目的理性”，讓人失去意義感與道德根基。

二十世紀中葉以降，很多文本里的modernity已不是單純贊美，而是指一種需要反省的歷史狀態。

王德威本人筆下的 modernity，比較像一個帶張力、需要不斷重寫、爭奪的多元概念（書此俟考）。

附記三 蘇東坡評徐凝詩為“惡詩”

張戒和嚴羽均對蘇軾（蘇子瞻）持負面評價，視蘇軾為宋詩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張戒和嚴羽主要批評蘇軾以議論作詩，損壞了傳統詩道（即蘇詩和張、嚴的詩觀不能配合）。

有趣的是，蘇東坡也曾斥別人的詩作為“惡詩”(蔡宗齊《蔡宗齊講唐詩》，頁118)。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

原來，蘇東坡元豐七年（1084年）游廬山，讀到唐代徐凝《廬山瀑布》詩，斥徐詩為“惡詩”，并作詩嘲諷。蘇軾題詩《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

帝遣銀河一派垂，

古來唯有謫仙詞。

飛流濺沫知多少，

不與徐凝洗惡詩。

意指廬山瀑布自李白《望廬山瀑布》后無人可及，徐凝詩卻十分平庸，連瀑布水花也洗不凈其惡（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78)。

附記四 校字記

洪濤《七言之軌——曹子建、鮑參軍同在線性進化的脈絡上?（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八）》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6-01-26，此文在“曹植的探索: 試寫六言詩”一節之內，引曹植六言詩第一首(《曹植集校注》頁118)，引文末尾誤衍一行文字：“風吹過，它們像蝴蝶一樣翩翩起舞”。誤植之原因未明。謹此向讀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