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死保以色列？背后真相，刺痛了每個普通人的心！

“如果沒有以色列，美國也不得不創造一個以色列出來，以保衛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核心利益。”這句話出自美國前總統喬·拜登之口。在傳統印象中，民主黨及美國左翼似乎對以色列并不熱衷。

那么，拜登為何會如此表態？美國又為何幾十年如一日地在中東堅定支持以色列，并圍繞其制定戰略？

要理解美以之間這層特殊關系，需回溯至以色列建國之初。英國政府曾通過《貝爾福宣言》，承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同時聲稱不會損害當地非猶太社群的權利。

“巴勒斯坦”的地理范圍在當時涵蓋了現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乃至部分敘利亞地區。至于“民族家園”的具體含義，英美媒體曾提出“猶太國”“猶太共和國”等混亂概念，為后續爭端埋下伏筆。

丘吉爾曾評價，若能在約旦河畔建立一個受英國保護的猶太國家，將是世界歷史上的有益事件。

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為避免激怒阿拉伯人，對猶太復國主義持謹慎態度。但隨著諾曼底登陸后納粹集中營的解放，美國社會對猶太人的同情迅速升溫。

加之美國國內猶太人口眾多，意第緒語在紐約廣泛使用，道義壓力與選舉政治促使國會通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的決議。

然而納粹的罪行不應由巴勒斯坦人承擔。猶太復國主義者并未解釋這一點，而在英國默許下，大量猶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區。

二戰后，巴勒斯坦問題從英國殖民體系內的議題轉變為聯合國面臨的棘手難題。美國作為二戰最大贏家，其政策取向開始主導局勢。杜魯門政府面臨三大挑戰：蘇聯在中東的意圖、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以及美國石油安全。

有趣的是，建國初期的以色列并非今日右翼保守形象，而是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開國總理本·古里安領導的馬帕伊黨是左翼勞工錫安主義政黨，推行集體勞動、財產公有、按需分配，甚至兒童由公社統一撫養。

以色列總工會掌握銀行、工廠等公共資源，經濟模式接近計劃經濟。正因如此，蘇聯斯大林率先支持以色列建國，希望通過扶持“紅色小兄弟”削弱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并默許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運送軍火。

然而美國猶太精英對此感到尷尬。二戰后，美國猶太人多已完成階級躍升，成為中產階級或資本家，對以色列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與蘇聯的親近持保留態度。加之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主流猶太組織長期對猶太復國主義持反對立場。

盡管杜魯門為爭取選票在以色列建國11分鐘后予以承認，但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對以色列極度反感。國務卿馬歇爾甚至以辭職相脅，反對承認以色列，以免得罪阿拉伯世界。

因此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美國未向以色列提供任何軍援。

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臺后，美以關系降至冰點。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伙同英法入侵埃及，艾森豪威爾大怒，聯合蘇聯在聯合國對以色列施壓，迫使其撤出西奈半島。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阿拉伯民族主義崛起，埃及總統納賽爾轉向蘇聯尋求支持。美國試圖拉攏阿拉伯國家失敗后，發現以色列是唯一可依靠的力量。

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六天內擊敗埃及、敘利亞、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占領約旦河西岸、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和加沙地帶。這場戰爭讓美國看到以色列的戰略價值——無需美軍介入即可重創蘇聯支持的阿拉伯聯軍。

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初期失利，美國啟動“五分錢救援行動”，緊急空運坦克、導彈等先進武器，助其反敗為勝。

阿拉伯國家隨即實施石油禁運，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美國由此認識到：控制中東石油需掌控地區秩序，而以色列正是那把最鋒利的刀。

自此，以色列成為美國在中東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隨著以色列軍事實力展現，美國猶太財閥態度轉變，大力資助游說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通過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壇。

更關鍵的是，基督教福音派——又稱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成為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他們相信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是耶穌再臨的前提，其選票是共和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敢忽視的基本盤。

特朗普家族與內塔尼亞胡私交甚篤。特朗普女婿賈里德·庫什納家族為猶太財團，內塔尼亞胡早年訪美時常借宿庫什納家，睡在少年賈里德的臥室。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以關系進入“超級蜜月期”，美國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庫什納主導《亞伯拉罕協議》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解。

金錢、選票、宗教預言與冷戰地緣遺產，四股力量將美以牢牢綁定。拜登所謂“創造以色列”的言論，正揭示了美國在中東需要一個能充當打手、維護利益、助力國內政治的超級代理人。至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平民的壓迫、土地侵占等行為，在美國核心利益面前，不過是“附帶損傷”。

伊朗與以色列的對立，源于伊斯蘭革命后霍梅尼政權反美立場及打破遜尼派孤立的需求。伊朗將以色列定性為“美國小撒旦”，近年來更以無人機與彈道導彈直接攻擊，打破以色列“絕對安全”神話，將其拖入戰略消耗戰。

無論拜登還是特朗普，在以色列問題上均延續帝國主義邏輯。這正是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伊朗等地區人民持續流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