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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作為人類獨有的文化現象,遍布生活諸多領域,與藝術息息相關,卻又遠超藝術范疇。它絕非表層的潮流更迭,而是關乎人性自我認同、自我標示的深層命題,更是透視人的時間性、歷史性與存在性的重要切口。以哲學視角反思時尚,旨在揭示時尚背后的存在意義。
何謂時尚
——一個哲學的追問
黃裕生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在 “第一屆時尚哲學研討會” (由清華大學哲學系于2026年1月24日舉辦)上的致辭基礎上修訂出來的,原載《社會科學報》2026年4月16日第5版。
人是一種文化動物,或者說,人是一種文化存在者,即他是也總是存在于文化世界里。他以創造出自然界本沒有的文化系統這種方式存在著,并通過創造文化把自然及其萬物置于文化世界之中。對于人這種存在者來說,自然也是文化世界里的自然,并沒有單純的自然,因為自然總是在文化視野中被審視的自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生活世界里的一切現象都是文化現象。時尚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只有人這種文化存在者,才會發明、創造與追求時尚。
哲學為何要反思時尚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時尚似乎與藝術關系密切,比如它與服裝設計藝術便緊密相連,這大概是因為,人們最習慣于通過服裝的款式、裝飾和點綴來標示自我認同的身份或期待。然而,時尚不只屬于藝術,它幾乎存在于人類生活的所有重要領域,包括宗教、政治、思想、科學,甚至連葬禮都有時尚現象。時尚是一種需要、也更值得哲學加以面對與反思的對象。所謂“時尚哲學”,乃是一種通過反思時尚現象來理解與揭示人性及其存在方式的哲學努力。因此,“時尚哲學”不是要追求一種“時尚的哲學”,更不是要把哲學變成時尚,或者讓哲學追求時尚。哲學不能也不必追求時尚,正如哲學不能也不必追求權力一樣。哲學只要保持其自身,就擁有非權力的力量;哲學作為自身,就是一種時代的標示。
哲學之所以要關注與反思時尚,是因為時尚作為人類存在的一種重要現象,需要我們去追問:我們為什么會有時尚?我們又如何創造時尚?時尚本身是否就是一種意義或價值?這些問題提示了時尚與文化存在者的自我敘述、自我理解、自我認同、自我標示及自我刷新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這些問題提示了時尚與人的時間性存在、歷史性存在以及人的敞開性存在相關。換個角度看,如果我們要追問人的時間性與歷史性,追問人的自我敘述與自我標示,乃至最終追問人的自由存在,那么,時尚就是一個不應被忽視或輕視的解剖點,一個必要的透視點。
時尚的時間結構
什么是時尚?我們先不急于以嚴格定義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對于哲學而言,定義往往是討論問題的結果,而非開端。在展開討論之前,定義很可能因遺漏重要內容而偏離主題,甚至偏離事物本身。實際上,在對事物進行定義之前,人們對試圖定義的事物總是已有所理解和領會。對時尚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從這種理解出發,對時尚作一種基于理解的描述。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時尚是人借以自我敘述、自我標示、自我敞開的符號或符號化行為。不過,這種自我敘述并非朝向過去,而是朝向未來。時尚作為自我敘述性的標示,旨在標示的不僅是與眾人的不同,也是與自身的差異。時尚總是一種差異化的自我標示和自我敘述,而所有的差異都是從可能性領域中涌現出來的,或者說,是從“尚未”的空白處被標示出來的。因此,時尚的敘述不屬于對過去的歷史學敘述,它是朝向未來的自我標示。時尚以朝向未來的方式,提示著它對過去的告別、對傳統的突破、對權威的背離,以及對齊一化的拒斥。這恰恰意味著,時尚雖然朝向未來,卻又與過去緊密相關——它通過指涉“過氣”之物來顯示自身的差異,從而標示出自己的新異。在這個意義上,時尚也總被過去滲透:過去通過被告別、被差異化為“過氣”的方式襯托著時尚。可見,時尚擁有一個悖論性的時間結構:它告別過去卻又被過去所滲透,它朝向未來卻又被過去所襯托。
時尚的社會結構
時尚還擁有一個悖論性的社會結構:如果時尚只是個體的自我標示,那么它便不成其為時尚;時尚在作為自我標示的同時,總是朝向他人、召喚他人。然而,如果時尚得到了眾人的回應而成為眾人的自我標示,那么它便不再是時尚。當時尚成了潮流,唯有超越它,才能重新成為時尚。易言之,當時尚成為潮流,它便不再是自主的自我標示,反倒成了人們被“俘獲”的象征。于是,拒絕時尚,反而成了一種時尚。
時尚既是個人避免或拒絕被齊一化為眾人的一種符號化行動,又是個體被“俘獲”為眾人的一種符號性實踐。顯然,引領時尚的是創造時尚的人,而不是被時尚同化的人。但如果只有創造時尚的人,而沒有響應召喚并擁抱時尚的人,時尚也就不成其為時尚;只有當人們認同時尚并以此標示自我,時尚才會成為時尚。這種認同與自我標示,同時也意味著同化于時尚,并開啟了時尚的終結。因此,認同時尚,既成就了時尚,又終結了時尚。時尚總是存在于認同與拒絕之間,并且在這種背反中不斷被開啟。
時尚與身份認同密切相關
作為文化存在者 ,人總是通過創造并積累各種知識,構建出某種標準與規范。但這些標準與規范又會成為既成之物,其劃定的界限會演變為舒適區,進而成為重復的“溫床”。然而,人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存在者,永遠處于“總還有其他可能性”的開放之中,即處于朝向未來的未完成之中。因此,人的自由本質決定了人不會滯留于舒適區,也不會滿足于重復,相反,人會追求自我刷新,包括自我標示的刷新。自我標示是每個人確立身份認同的方式之一。人們通過刷新自我標示來改變、累積與豐富自己所認同的身份。這種不斷的刷新,既是確立差異化身份的過程,又是保持身份同一性的運動,即把曾經的身份滲透進差異化了的新身份之中。這種由自我標示的不斷刷新所確立的身份,屬于每個人現實的自我,或者說,屬于每個人的處境性的經驗自我。雖然自我標示及其刷新只是構建身份的方式之一,但它無疑是一種自主介入、自主參與或自主拒絕的主動方式。
實際上,人們在各個領域都展開自我標示,這種自我標示的刷新就構成了不同領域的時尚。或者反過來說,時尚就是人們在各領域展開的自我標示的不斷刷新。這意味著,時尚是人們在不同領域建構身份認同的一種主動方式,雖非唯一,卻至關重要。人們經常通過在不同領域的自我標示及其刷新所造就的各種時尚,來理解、體驗、接受或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在這個意義上,時尚不是某種外在的裝飾或表面的、可有可無的點綴,實質上,它與每個人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
作為一種時機的時尚
人因自由而置身于可能性之中,因而總是擁有未來與希望。希望之所以是希望,乃是因為具有這樣的意識結構的可能性存在:它既朝向作為可能性的更好事物,又揭示著過去與當下的欠缺。這意味著,希望具有雙重意向性結構:既朝向可能的更好,又揭示著當前的欠缺。正是這種希望引導著人們在不斷更新外部世界的同時也更新自己,而所有的自我更新最終都會轉化為自我標示,進而造就各種時尚。在這個意義上,時尚基于自由,也展示著自由。實際上,時尚因與自由相關而與時間性緊密相連,因為正是自由使得人的存在成為一種時間性存在。
人作為有限的自由存在者,一方面,不可能脫離他人、他物而存在,總是以“需要”的方式與他人、他物共在;另一方面,又總是以“斷裂”的方式與他者共在,即以能夠否定需要的方式面對他者。如果說需要他者意味著與他者進入某種確定的關系,包括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那么,否定對他者的需要則意味著與他者進入一種開放的可能性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只有作為可能性的我自身與他者自身的相遇。這種相遇就是可能性“到時”的“現在”:作為可能性的某物(他者自身)來相遇照面,就是此刻,就是現在;或者說,現在之為現在,既是作為可能性的某物自身來照面,又是作為可能性的我自身出場而遭遇某物自身。因此,真正的“現在”不是一個孤立的時間點,而是可能性“到時”所打開的一個視域、一個坐標。在這個視域性的坐標里,在場的相遇,既提示著相遇照面前的不在場可能性——這便是原初的過去,又朝向尚未出場的可能性——這則是原初的未來。這意味著,“過去—現在—未來”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一個將一切可能性包含于自身的整體。每個人都只是有限的自由存在者,總要與他者相遇照面,因此,他置身其中的那個整體時間性,總是要在與他者照面之際“到時”,并不斷刷新這種“到時”,因為相遇之際總是已經打開了“尚未”的可能,包括前面所說的作為更好可能的希望。作為自我標示及其刷新,時尚是以時間性“到時”的模式展開自身的運動;或者更準確地說,時尚就是時間性在自我標示領域的“到時”。因此,時尚是一種時機,在此時機中,某種自我標示“到時”了。
《社會科學報》總第1997期5版
?第一屆時尚哲學研討會-暨“感知、身體與當代時尚思想”學術研討會
Author Profile
作者簡介
黃裕生,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第一哲學、德國哲學、宗教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比較哲學。著有《真理與自由:康德哲學的存在論闡釋》《時間與永恒:論海德格爾哲學中的時間問題》《擺渡在有-無之間的哲學:第一哲學問題研究》《權利的形而上學》《哲學與宗教的相遇》等。
編 輯:李志萍
審 核:曲經緯
以思想經驗世界,以思辨觀照天下;
言由衷之言,不避有失;
究普遍之理,無懼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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