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3個錯誤認知，如何讓日本不得不，對華擺出溫和姿態？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自“重新認識中國”后，在檢討自身與重估中國兩個方面出現的主要觀點。在對中國的評價上它含有一些明顯的錯誤，譬如對中國軍事實力與國內統一程度的夸張等。

但是，與日本過去的認識相比，其中也確實呈現出不少可稱之為“亮點”的成分。

因此，從它們于1937年1月初陸續傳到中國后，中國的很多媒體既指出其不足，又予以積極的介紹及一定的好評。譬如，對近衛的元旦論文，中央社電訊強調作者“為日本新進政治家中最有望之人物”，“近衛之文，殆可代表日本大多數人民之心理”，“今歲中日關系之發展，或將與近衛之懷抱相距不甚遠也。”

《北京新報》則肯定近衛元旦論文和《朝日新聞》1月6日的社論具有卓越的見識。對2月15日林銑十郎在議會發表的前述演說，中央社指出“其措辭頗值注意，蓋與前各外相所發表者不同，尤以廣田、有田所持之三原則林氏未提只字”；天津《大公報》則用大標題強調“林銑十郎謂不欲侵略華北”。

另外，對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說，中國主要報紙更是予以詳細介紹，上海《大公報》還連續發表短評與社評，稱其“不失為一個劃時代的宣言。在這篇宣言里，至少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當局已有企圖使中日外交納入正軌的覺悟。尊重對方的平等立場，從新起點進行對華外交云云，這都是很明快的表示”，“其語氣不特比較九一八后內田之焦土外交幾有隔世之感，即視廣田、有田之協和外交，并見開明。”

1、“新認識”的背后

同媒體相似，國民政府在公開場合對日方出現的新認識、新姿態，也寄予期望。

2月1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在會見川越茂大使時說：

“日本最近關于重新認識中國的議論特別是報紙所載近衛的談話，中國的有識人士都極其重視。從一般空氣來看，我感到目前出現了打開中日關系的一縷曙光。如果雙方此際能以二、三個新事實顯示改善邦交的途徑，國民感情似有幡然一新之可能。”

對于3月8日佐藤的外交演說，剛剛取代張群任外交部長的王寵惠也于10日會見川越大使時，稱中方輿論懷著極大好意評價佐藤的演說。在川越提議“由小到大、由易到難，逐步改善中日關系”后，王寵惠表示完全贊成。

顯然，蔣介石對日本的新姿態也是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至于國民政府外交部門對日方推出對華溫和姿態的背景的看法，則可用時任駐東京使館代辦丁紹伋的分析為代表。

他在3月8日發給南京的電報中就這個問題強調了兩個原因：其一，是由于日本軍人從綏遠戰事中看到中國有相當充實之武備，加以西安事變后中國各方團結，聯俄聲浪彌漫全國，始知中國人愛國觀念之深切，仇日思想之普及，故深悔從前之對華認識完全錯誤。如不停止，中國仇日愈甚，必與蘇俄攜手。倘再與中共妥協，則局勢完全一變，在中國關內外之日軍有腹背受敵之虞，故不得不慎重。

其二，是由于日本外交之失敗，故日方政府派認為惟有和華、和俄可免大戰；反政府派亦知日本已陷入中俄英美之四面包圍，故不得不暫停策動，以觀今后。

這兩個原因都涉及蘇聯，反映出中方和日方都很重視中日關系中的蘇聯因素。

但是，后來的事實說明，在日方新認識、新姿態剛剛出現之際，國民政府總體上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因而對其內含的局限性認識不深，應對準備也不足。

2、日本認識的局限性

具體言之，日方的局限性是由下述三個方面的障礙所造成的。

（一）中日之間在四個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第一是關于日方以往行為的定性的分歧。

要調整中日邦交，首先至少要對1931年以來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的性質作出正確的定性。對中方來說，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發動華北事變以“自治”名義分離華北，都是對中國的侵略，這一定性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前引近衛等人在檢討日本自身時，卻都認為日本錯的僅僅是方法層面的東西，而否認日本迄今的對華行徑是侵略。這樣，連發動九一八事變與華北事變都不承認是侵略，其所謂“不侵略”的宣言就大打折扣了。因此，2月28日《大公報》提醒日方說：“要展開中日關系的新局面，日本的對華政策，不應僅限于技術的轉變，尤其需要觀念的轉變。”

第二是關于中國抗日起因的分歧。在這個問題上，中方的定論是，日本的侵華是因，中國的抗日是果，要中國停止抗日，日本必須首先放棄侵華。

為此，在1936年9月開始的前述中日談判中，針對日本對“中國排日”的指責，張群曾希望日方“以冷靜之態度善為考量”下述三點：

（1）消極的去除惡感；（2）積極的樹立新國交；（3）認識漢奸。

但是，從前引近衛等“新認識”的倡導者的言論可見，他們都咬定中國的抗日是出于對日本的“猜疑與誤解”，而反把自身的侵華說成是對中國“抗日、排日”的“自衛”。

因此，在如何改善中日關系的問題上，他們認為日本要解決的僅是方法上的錯誤，而中國如何消除對日本的猜疑、誤解才是最根本的。

近衛在其論文中還舉例辯護說：中國把自身無力開發的天賦資源放之不顧，這是對蒼天的褻瀆。日本是為友誼而開發，對此猜疑的人屬于自我侮辱，“從根本上說，是中國人‘打倒日本’的國民性的感情沖毀了理性的判斷”。

這樣，他一邊提倡調整邦交，一邊卻在實質上把中日對立的根源及改善兩國關系的主要責任都推到了中方身上。

第三是關于維持現狀還是改變現狀的分歧。

這個問題的焦點在于如何處理日本在中國制造的“偽滿洲國”和以冀東、冀察問題為象征的“華北特殊化”。它在1936年秋季的中日交涉中就是雙方對立的焦點。

當時，針對中方解決華北問題的要求，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曾托許世英轉告張群，“當事態在三分時須慮到四五而了妥之，若演到四五分，仍欲就三分時情形爭持不決，則事態必演進到六七分。”

張群接報后指示許世英將以下回答“婉達有田”：

“自九一八以來，中國人民總以為日本對華行動由十分而百分，而千萬分，邁無止境。縱今日勉強承允所謂三分，明日仍將演變至四五分，并由四五分而進至六七分。此系普遍心理，即日人亦能了解。故今若勉強了要三分，人民必不容許。”

在日本出現對華新認識后，張群還于1937年1月20日明確告知日方：

“我國調整邦交，主在收復國權，故凡由于非法手段所造成之事實，務請貴國從速取消，同時對于足以引起未來糾紛之策動，今后務請嚴予避免。華北問題為調整工作之中心問題，滿洲問題雖暫可緩談，但華北現狀急須改善。”“故希望貴國能以事實表示無侵略之企圖，最為緊要。不然則反日情緒無以消除。”

與此相關，2月中旬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對日問題上“決定于必要時抗戰，而目前則當努力從事于冀東、察北‘匪偽’之解決與求華北主權行政之完整”。

但是，與中方的這一當前目標正面相撞，林銑十郎內閣盡管推出了以“平等”與“不侵略”為旗幟的對華溫和姿態，其前提卻是不得觸及包括東北與華北在內的所有“既成事實”。為此，他們不僅在“偽滿洲國”問題上拒絕任何談判，而且還針對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對華北的表態，在2月22日日本國會的答辯中向議員保證：冀東、冀察兩個政權系基于特殊理由而誕生，符合日本的希望，故政府不會允許中方采取違反日本希望的行動。

這樣，中方要求改變現狀，即以取消日本非法制造的既成事實為改善中日關系的前提，日本卻以維持現狀即死保既得侵略果實為調整邦交的條件。對二者的這一分歧，時論形象地概括為：日本的條件是“已搶的不談”，中國的前提則是“搶去的必須交還”。

第四是關于如何處理中蘇關系與國共關系的分歧。

日本推出新姿態的目的之一，是要阻止國民政府聯蘇容共。因此，盡管林銑十郎和佐藤尚武在其外交演說中都沒有重提前內閣的“廣田三原則”，但實質上是繼承了其“日中共同防共”宗旨的。

譬如，日本駐華大使館在林內閣成立的第三天即派人訪問孔祥熙，催促說：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要盡早解決，如拖延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再討論，中國容共抗日的氣勢難免日益高漲。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當天，川越茂向汪精衛重提消除容共抗日思潮的緊迫性。

汪答：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口號雖然在中國有識人士中沒有市場，但一般民眾與前者不同，在國難深重之際，他們往往飲鴆止渴，而不惜使國家陷入險境。國民政府現正努力啟發民眾認識中共之危害，但收效與否要看日本是否繼續惡化兩國外交關系。

汪精衛的觀點與前述張的邏輯相似：“容共”在中國沒有市場，但“抗日”則另當別論，因為它歸根結底是由日本所造成，故解鈴還須系鈴人。

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日本從中國各方要人那里獲得的情報基本都是否認容共抗日的。

但是，23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獲得內線報告，稱武漢行營接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訓令，謂最近民眾抗日意識高漲，將來中日不可能握手，只要中國以犧牲的決心準備抗日，日本就不敢輕視中國。

這使原本對五屆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決議基本感到滿意的日本外務省懷疑國民政府在容共抗日問題上可能另有秘密決定。所以，在加強對國民黨探查的同時，日本亦十分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動向。

2月25日，川越茂向東京報告說，最近中共頻頻釋放與國民黨妥協的信號，中國要人對此看法不同：

陳立夫（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等抱樂觀態度者認為，中共已經醒悟，認識到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特別是在西安事變時，中共遭到普遍的譴責，軍隊亦已陷入困境，所以中共已開始轉向；持悲觀態度者認為，中共目前的做法完全是出自其一貫的欺騙策略，國民政府如受其影響而放松反共，將來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會遭遇嚴重后果；《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則認為，上述樂觀論和悲觀論都屬極端看法，中共眼看大勢已去，急于另找活路，確是事實，但另一方面，它也許只是共產黨的隱身術，而國民政府也不會輕易上當。

3月2日，準備回國述職的許世英大使到日本外務省辭行，日方向許世英強調，日本雖然大致能夠理解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防共問題及對日問題上所表明的方針，但宣言僅是表面上的東西，內部的情形不甚明白，故仍然有疑慮。其中，防共是日本最關心的問題，切望中方堅持三中全會宣言的宗旨。另外，日本希望中國從技術、經濟、學術等非政治性的領域開始，加快招聘日本顧問。

日本的這些要求都意味著對中國內政外交的繼續干涉。但從中方來說，如后文將詳述的，西安事變以后，不僅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主流派更加堅決地拒絕和日本共同防共，而且被日本視為親日派的汪精衛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據雨宮巽結合自身經歷介紹，1935年1月24日，汪精衛曾主動向日本提議“共同討伐共產黨軍隊及共產主義”，但西安事變以后汪卻稱“防共是中國自己的事，不必借助他國之力。”

很明顯，在如何處理中蘇關系與國共關系的問題上，中日之間的分歧也未因日本推出溫和姿態而消除。

（二）溫和姿態提倡者的心理糾結

在確認過上述四大分歧后，還要看到，在它們的制約下，對華溫和姿態的提倡者在如何貫徹這一姿態的問題上懷有深刻的心理糾結。

它們主要體現在下述兩個問題。

首先，對華溫和姿態的提倡者看到了中國的統一難以阻擋，也認識到過去分裂中國的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國人的抗日意識，所以提出了支持中國統一的意見。但在另一方面，他們所認可的中國統一，在范圍上不僅完全排除了“偽滿洲國”，而且在華北也要扣除被他們稱為既成事實的地方，因此是很不完整的統一。更有甚者，即使對這種不完整的統一，他們在說支援的時候，內心也是十分矛盾的。

譬如，橫井忠雄在其前述意見書中說：

“歷史證明，兩強接壤往往利害相異，故永年相爭，相互敵視。就此而言，我國討厭中國的統一與強大，以中國內部數種勢力分立對峙為對日有利。因此，在對華政策上亦以如此施策為高明，自有其理。”

他接著說：在日本驅逐歐美勢力出東亞之后，倘若強大而統一的中國殘存于側，無疑是事關日本百年大計的重大問題。然而，日本當前的課題，是在出現這種狀態之前，先解決好事關本國存亡的眾多現實問題。在歐美列強對日不斷加重壓力之時，鄰邦中國亦欲倒戈伐日，此為日本面對的最大危險。為了打破這種形勢，目前必須以日中共存共榮為念。

從這兩段論述不難看出，橫井是為了優先對付歐美，而提議先通過支持統一來消除中國的抗日意識，防止出現中國配合歐美“倒戈伐日”的“最大危險”。換言之，他主張的支持中國統一，只是一種重在當前需要的權宜之計，對于中國統一后的將來，他對內心的不安是不加掩飾的。

其次，對華溫和姿態的提倡者一邊意識到日本若要緩和中國的抗日意識至少在方法上必須對中國轉取柔軟態度，一邊又非常擔心己方由強硬轉取柔軟后，反而在效果上造成兩種適得其反的副作用：

第一，中方因日本示弱而認為日本已經自認衰落、對華退卻，從而不但變得更加“不怕日本”，而且乘機向日本步步緊逼。因此，橫井忠雄在建議改善對華關系的時候就指出，“中國人趨炎附勢的事大思想根深蒂固，我若輕易示以善意，反而有令其得意忘形之虞。”楠本實隆在他的前述意見書中也出于同樣的心理提醒說：調整日中邦交不應由日方主動發起，而應靜待中方首先提議。、

第二，與此相關，他們認為由于中國的要求將步步加碼，日本如作出局部妥協必招致全局的崩潰。關于這一點，日本駐青島武官2月11日即致電東京報告他對當地的觀察說：最近日本稍稍放低了一下身段，中國就愈發覺得日本不足畏，在各方面都明顯地暴露出侮日態度，甚至提出觸及華北等問題的躍進性要求。所以，日本的一步退卻必將招致中方的數十步前進而最終走向戰爭。

需要補充的是，關于“中國不再害怕日本”的背景，日本內部除了有前文介紹過的從自身對華方法的過分強硬找原因的意見外，還有一種相反的看法，即認為是由于日本在1936年的對華交涉中缺乏以武力貫徹要求的意志，故使中國產生了日本僅是空言恐嚇的印象。

須磨彌吉郎是后一種意見的積極主張者。據此，他反復強調：放軟對華姿態只會促使中方愈加對日強硬，故日本必須保持由行使武力作支撐的高壓態度。這種觀點實質上是認為日本的錯誤不是強硬過頭，而是強硬不足。很明顯，它進一步加劇了溫和姿態提倡者的心理糾結。

（三）強硬論者對“佐藤外交”的反對

對華溫和姿態的提倡者既在根本原則上和中方存在著重大分歧，又同時受到自身心理矛盾的煎熬，在這二者的交相制約下，以“佐藤外交”命名的溫和姿態本身很難化為有效的實際行動。問題是，即使是這種性質的溫和姿態也未能成為日本各界的共識。因此，它雖然以林內閣“佐藤外交”的形式出現，實際上一開始就遭到了對華強硬派的激烈反對。

譬如，在中國媒體對佐藤尚武3月8日的演說加以好評后，日本的很多媒體反而感到不快，一些報紙報導中方反應時用的大標題是“中國翹尾巴了”，有的報紙還諷刺中國對目前時局的認識暴露了其“不知日本現實”的弱點。

對于媒體所代言的民間的這種反應，著名的評論家清澤洌當時就指出：帶國民性的傾向和非常時局的推進都不會衰落，因為國人沒有知識卻有信仰，所以我對佐藤外交的前途不敢樂觀。這個“不敢樂觀”所強調的“國民性的傾向”和“信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帶普遍性的心態。它說明，其時對中國的鄙視及對強力擴張在華權益的崇尚已經滲透于日本的各個角落。

民間如此，日本軍方就更突出了。盡管林銑十郎是陸軍出身，在九一八事變時其作為駐朝鮮日軍的司令官曾擅自出動軍隊到中國配合關東軍的進攻，這次在組閣后他也積極配合軍部對軍備預算的要求，但是，對林內閣在中國問題上的表態，關東軍還是一開始就公開反對，并繼續獨自推進華北分離工作。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參謀長為此在3月上旬就警告東京說：關東軍從其對蘇準備等工作出發，依然持有相當急進的強硬意見，取消冀察政權問題對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都有微妙影響，必須慎重研究。

另外，在議會中反對對華溫和的聲音也很強烈，而且其主要理由也是對“副作用”的擔心。

譬如，在3月11日的議會辯論中有議員質問佐藤尚武：你呼吁改善日中關系，是否反而促使中國對日本產生誤解？

偽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是帝國的一貫外交方針，與偽滿洲國接壤的華北的治安及經濟開發也是我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它們會不會也因為你提倡平等而使外界以為我們已經發生動搖？佐藤回答說：日本絕不會同意把偽滿洲國作為問題，關于對華方針，“我方應以忍耐態度來維持，直至對方改變態度”。

結果，這最后的一句話又遭到議員的譴責，致使佐藤不得不在12日就此作出下述解釋：

“‘我方應以忍耐態度來維持，直至對方改變態度’的前提，是雙方都以國際正義為基礎。如中方踐踏國際正義或傷害我尊嚴，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換言之，在這種場合我國不會妥協。鄙人不僅不否認日滿關系密不可分，還認為應該進一步強化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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