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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在薩爾塔公開攻擊中阿合作,中方在駁斥時指出美方“一邊享受對華合作紅利,一邊對其他國家搞雙重標準”。美國自身對華經濟依賴程度很高,卻要求拉美國家放棄同樣的合作機會。特朗普在高層表態中承認中國是“最大伙伴”,而美國駐外大使在基層阻撓中國與阿根廷的往來。這種不一致反映了美國對拉美政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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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拉美阻撓對華合作,使用的手段并不新鮮。拉梅拉斯在薩爾塔的講話中重復了“債務陷阱”“不透明合作”“地緣擴張”等長期使用的說法。中方的回應沒有逐條辯駁這些指控,直接列出了美國在華經濟參與的數據:7.3萬家美國企業,超過1.2萬億美元投資,年均復合增長率9.8%,大多數美企表示將繼續擴大在華業務。
這套雙重標準維護了美國在拉美的經濟支配地位。按照美國的想法,拉美國家應當主要與美國進行經濟捆綁,其他外部合作需要經過美國的默許。中國與拉美的貿易和投資改變了拉美經濟對外聯系的單一結構。美國真正在意的不是中拉合作本身,只是這種合作削弱了美國對拉美經濟的控制力。
但拉美的現實已經不同于過去。19世紀美國可以用海軍驅逐歐洲列強,20世紀可以通過中情局干預改變拉美政府。進入21世紀,美國既無法在軍事上排除中國在拉美的存在,也無法在經濟上提供比中國更有競爭力的替代方案。美國與拉美的貿易總量雖然仍然領先,但高度集中在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在南美洲,中國已經是巴西、智利、秘魯、阿根廷等國的主要貿易伙伴。2024年中拉雙邊貿易額突破5000億美元,2025年繼續增長。美國試圖通過政治施壓讓拉美國家放棄這些貿易和投資,可行性很低。
另一個問題是美國自己推出的替代方案缺乏競爭力。美國計劃中的“美洲基礎設施協定”規模在500億至1000億美元之間,但資金落實和項目落地速度遠不及中國在拉美的實際投入。拉美國家對比的結果是:中國提供的是已開工的港口、公路、礦產項目,而美國的承諾往往附帶政治條件且執行緩慢。美國大使在薩爾塔批評中阿合作時,阿根廷面對的是:中國是其第二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對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壁壘并未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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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總統米萊推行自由化經濟政策,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在外交上傾向于美國。他被視為特朗普在拉美的主要意識形態盟友。但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米萊表示阿根廷不必在中美之間做選擇,稱中國是“偉大”的貿易伙伴。
米萊的表述包含三個意思:美國自身也與中國保持大規模貿易,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獲得可觀收益,沒有理由要求阿根廷放棄對華貿易;中國在阿根廷經濟中的比重是客觀存在的,大豆、牛肉、鋰礦的主要出口市場是中國;阿根廷面臨外匯短缺,中國提供的貨幣互換協議和基礎設施投資,是美國沒有提供的替代選項。
這些都說明,在阿根廷,經濟利益比意識形態標簽更重要。米萊可以在政治表態上配合美國,但涉及阿根廷出口收入和外匯儲備時,他的選擇是繼續對華貿易。這是阿根廷經濟結構的約束。阿根廷對華出口以農產品和礦產品為主,這些產品在美國市場面臨本國同類產品的競爭和貿易壁壘。中國對阿根廷相關產品的進口需求具有持續性。如果阿根廷按照美國的要求減少對華合作,損失將直接體現在就業、稅收和外匯領域。
米萊的表態說明拉美國家領導人在言辭上批評中國后,在實際政策中不會切斷對華經貿聯系。這不是拉美國家傾向于中國,各國根據自身利益做出了選擇。美國試圖用意識形態劃線組織反華陣營,但這條線在拉美被經濟利益反復突破。
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接受西班牙《國家報》采訪時指出,美國對拉美左翼領導人的打壓手段與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方法有相似之處。他特別提到2026年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軍事行動,美軍進入委內瑞拉境內,帶走了一國元首及其妻子。這一行為在國際法下屬于對主權的嚴重侵犯。
佩特羅的批評基于哥倫比亞自身經歷。哥倫比亞曾是美國在拉美的主要軍事盟友,但佩特羅上臺后兩國關系降溫。2025年10月,美國以涉毒為由制裁佩特羅本人,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佩特羅將美國的手段與殖民歷史并列,表明美國對拉美的政策長期維持著控制與服從的關系。美國可以接受拉美左翼通過選舉上臺,但一旦左翼政府觸及美國劃定的紅線,包括與中國深度合作、拒絕配合制裁委內瑞拉,美國就會動用制裁、資產凍結、簽證限制甚至軍事手段。
佩特羅警告的“反抗”關聯19世紀反殖民獨立戰爭的歷史記憶,這個表述在拉美政治中具有實際動員能力。美國制裁的效果正在遞減。拉美國家的反美情緒在左翼和右翼中都有存在基礎。米萊雖然在政治上親美,但在經濟利益面前也不會完全順從。美國制裁佩特羅時,他的回應是公開警告,沒有讓步。美國越是施壓,拉美國家的反彈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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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駁斥拉梅拉斯時,專門引用了特朗普關于“中國是美國最大伙伴”的表態。特朗普曾表示“美中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并表態愿意加強合作。這一表態與拉梅拉斯在薩爾塔的攻擊性言論之間存在矛盾,體現美國政府內部政策的不一致。
中方這種做法產生兩個效果:拉梅拉斯的言論失去官方權威性。阿根廷輿論看到中方引用特朗普本人的話,會判斷:這位大使的講話可能不代表美國政府的正式立場,至少不代表最高決策層的立場。這降低了拉梅拉斯攻擊中阿合作的影響力;中方同時向特朗普傳遞信息,下屬官員正在破壞你尋求的對華合作氛圍。如果特朗普希望穩定中美關系,需要約束下級官員的行為。
這也是在告訴拉美國家:不必因為美國駐外官員的表態而改變對華合作決策。特朗普本人愿意與中國合作,拉美國家與中國正常開展貿易,不需要擔心美國報復。美國內部存在分歧,高層和基層的訴求不一致,拉美國家可以利用這種分歧來維護自身的外交空間。
中方在駁斥中強調,“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只有相互支持,沒有地緣算計”。這句話描述的是中拉關系的實際運作方式。阿根廷的鋰礦服務于中國新能源產業鏈,巴西的大豆和牛肉進入中國食品供應體系,秘魯的銅礦用于中國制造業,智利的車厘子和紅酒面向中國消費市場。這些合作項目的共同特點是雙邊互利,不涉及第三方。
美國習慣于用自身的標準衡量中國。美國在拉美的投資項目常常附帶軍事用途或政治控制條款,貿易協定往往加入人權和民主條件,貸款通常要求受援國在聯合國投票中配合美國立場。美國假設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但實際情況不同。中國在拉美的項目不要求駐軍權,不要求政治站隊,不要求修改當地法律。這種經濟合作模式不附帶主權讓渡的成本,對拉美國家具有吸引力。
拉美國家清楚兩種合作模式的差異:與美國合作可以獲得安全保護和政治背書,代價是部分外交自主權的讓渡;與中國合作沒有這些政治成本,只有商業回報。兩種模式的對比下,越來越多拉美國家選擇同時維持與美國和中國的合作。米萊的表態就是典型例證。中方所說的“拉美國家走什么道路要由拉美人民自己選擇”,在拉美國家聽來是對其主權的確認。而美國大使的言論聽起來更像是舊時代殖民者對附庸的發號施令。
這場中美在阿根廷的外交摩擦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國際秩序觀。美國堅持的是排他性的勢力范圍思維:拉美屬于美國的“戰略后方”,其他大國不應進入。中國提供的是非排他性的經濟合作:拉美可以同時與各方合作,只要不損害中國利益。
美國需要做出選擇:繼續用干預手段維護霸權,還是承認拉美國家的主權權利,與其他大國進行公平競爭。如果選擇前者,美國會發現干預手段的效果持續下降。拉美國家在米萊和佩特羅之間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在維護外交自主這一點上形成了跨意識形態的共識。美國繼續施壓,只會加速拉美國家的離心傾向。特朗普在高層表態中釋放了尋求合作的信號,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美國的外交體系和行為體尚未完全跟進這一路線。拉梅拉斯在薩爾塔的發言就是這種脫節的表現。
中方提出的主要訴求是:美國不能一邊從對華合作中獲得經濟收益,一邊阻撓其他國家進行同樣的合作。如果美國希望在拉美維持影響力,有效的方式不是阻止中國,華盛頓需要提供比中國更有競爭力的合作方案。否則,拉美國家將繼續按照自身經濟利益做出選擇。21世紀的國家間關系不再適用19世紀的勢力范圍劃分。拉美國家的實際選擇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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