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動用了否決權，8國一起來討說法，新加坡提議取消五常的特權

作品聲明：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前言

安理會11票贊成、2票棄權的表決結果，被中國與俄羅斯的兩張反對票攔下，這份草案關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卻因中俄的否決而未能通過。

這份打著“航行安全”旗號的草案，被指試圖復制美國在紅海的軍事護航模式，為外部干預預留空間，草案的早期版本曾明確包含“授權使用武力”的表述，后續雖經修改，但核心意圖未變。

新加坡為什么對這次否決格外失望？它在另一場類似的投票中，又為何選擇了沉默？

編輯：書言

11票對2票，程序圍攻在第九天啟動

11票贊成，2票反對，安理會關于霍爾木茲海峽的決議草案被當場擱置，投票結果出來的時間，是紐約一個普通的下午，表決票上的數字很清晰。

巴林等海灣國家牽頭推動的這份草案，主題是保障那條狹窄水道的航行安全，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石油海運要從那里走，中國和俄羅斯各投了一張反對票，草案沒過。

麻煩是在第九天找上門的，美國、英國，加上六個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湊齊了八家，他們搬出了聯合國大會在2022年通過的一份文件，第76/262號決議。

根據這份決議，投了否決票的常任理事國，必須到聯大公開說明理由，表面理由是透明，實質是增加成本，讓你每一次否決，都要站到聚光燈下接受質詢。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安理會已經把話挑明了，他說，中方不接受給任何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披上合法外衣，這話不是空話。

那份“航行安全”草案，最早的版本里其實寫著“授權使用武力”幾個字，后來字眼刪掉了，但方向沒變，文本里留下了“允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模糊空間。

傅聰投下否決票九天后，聯大關于啟動解釋程序的會議議程已經排好，美國代表在會上給中俄扣的帽子是“縱容伊朗”。

有意思的是，就在九個月前，安理會還有一次投票，關于加沙停火的決議，14個國家都同意，只有美國一家投了反對票。

那一次，沒有八國聯名，沒有援引76/262號決議，也沒有緊追不舍的“九天窗口期”，同一個安理會，同一套規則，14票對1票那次，輿論場異常安靜。

聯大那間用來“問責”的會議室，那天仿佛不存在，規則這把刀，鋒利與否，看來很看握刀的人是誰，這套程序的啟動標準，從一開始就是雙重的。

76/262號決議，一把看人下菜的刀

要看清這次圍攻，棋盤得鋪得大一點，76/262號決議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誕生在2022年，俄烏沖突的炮火正烈的時候，當時美國牽頭推動，口號是“增加安理會決策的透明度”。

翻譯一下，就是給五常的否決權上一道枷鎖，你只要敢用否決，就得出來走兩步，接受全場190多個國家的目光審問，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規則設計出來是一回事，用起來是另一回事，關鍵是誰用，以及對誰用，這次用在霍爾木茲海峽草案上，動作快得像是排練過，但翻開記錄，美國自己就是使用否決權的大戶。

光是過去二十年，就用了十幾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加沙那14比1，按76/262號決議的邏輯，這更該被“透明”一下，但現實是，那一次風平浪靜，決議就在那兒，啟動不啟動，全看立場。

這就像合伙做生意，五個人簽了一份合同，說誰要動用否決權，就得當眾解釋，結果甲方用了，大家假裝沒看見合同，等到乙方用了，立刻把合同拍在桌上，要求按章辦事。

合同本身沒問題，問題在于執行合同的人，選擇性地執行，那份“航行安全”草案，最早的版本里其實寫著“授權使用武力”幾個字，后來字眼刪掉了，但方向沒變。

文本里留下了“允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模糊空間，這五個字，彈性太大了，護航可以叫必要措施，封鎖可以叫必要措施，甚至先發制人的打擊，理論上也能被包裝成必要措施。

在中東那個火藥桶上，這種模糊授權就是一根點燃炸藥的引線，中俄的兩票，踩住的就是這根引線，美國拉上八國要求的“解釋”，要的不是技術性答案。

他們要的，是把“否決等于阻礙全球公益”這個標簽，牢牢貼在中俄身上，這是一場輿論戰的前哨，勝負不在會議室里，在會議室外的全球敘事里。

麻煩來了，當規則的解釋權可以被選擇性運用時，規則本身就成了最鋒利的武器，它傷不到制定規則的人，卻能讓挑戰規則的人處處受制。

新加坡的“失望”與沉默，照出了規則困境

對于新加坡港務局的調度員來說，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晚點，意味著馬六甲海峽的泊位計劃需要全部重排，電腦屏幕上的航線圖，密密麻麻的船舶光點，每一秒都是錢。

所以，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第一時間站出來，說對否決結果“深切失望”，并呼應取消五常特權，這話聽起來挺合理，一個靠港口和貿易吃飯的國家，航道就是生命線，生命線被人捏著，當然焦慮。

但故事還有另一面，去年九月，安理會表決加沙停火，美國一票否決了另外14票，按新加坡之前喊的口號，這個時候更應該站出來，質問否決權是否公正，現實是，新加坡選擇了沉默。

會議室里很安靜，這不是健忘，這是生存的算術題，公開批評中國或俄羅斯，成本是一回事，公開批評美國，成本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安全依靠，是軍購來源，是技術伙伴。

新加坡的焦慮可以理解，但它的沉默和發聲，恰好畫出了一張清晰的利益地圖，它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扛著“中小國家代言人”的旗子，呼吁安理會改革，限制否決權。

但真到了關鍵時刻，話語和行為之間，出現了一道清晰的裂縫，這道裂縫里，塞滿了所有依賴國際規則，同時又依賴某個大國安全保護的中小國家的真實困境。

他們一邊要靠規則吃飯，一邊又要看大國的臉色來用規則，規則在口頭上是普世的，在執行上卻是看人下菜的，這讓他們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循環。

呼吁改革時，他們是“國際社會”的良心，站隊表態時，他們又必須回到現實的地緣政治賬本里，這種困境不止新加坡有，很多在國際場合聲音洪亮的中等國家，私下都在算同一本賬。

當規則的上方，懸著一把更大的、不受規則約束的劍時，規則本身就變成了裝飾品，真正的問題來了：當最需要規則保護的人，都不敢完整地使用規則時，這規則保護的是誰？

拆掉最后一道剎車，歷史已經給過答案

討論到最后，問題總會回到一個原點：否決權這玩意兒，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嫌它不公平，效率低，五個國家憑什么能一票擋住全世界？那就把時間往回撥一百年。

1920年，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這個一戰后成立的機構，設計初衷也是“結束一切戰爭”，但它有個致命缺陷：沒有給大國分歧設置有效的剎車機制，大國不爽了，可以直接退群。

德國退了，日本退了，意大利也退了，退完了，就回頭接著打，缺乏強制約束的共識，最終滑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淵，時間快進到今天。

也門胡塞武裝在紅海襲擾商船已經超過一年，伊朗和以色列的對抗箭在弦上，海灣地區的神經，繃得比任何時候都緊，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份帶有模糊軍事授權的安理會決議，意味著什么？

它可能被一方解讀為護航許可，被另一方視為敵對行動的綠燈，中俄投下的那兩張反對票，本質是在一條可能失控的斜坡上，踩下了剎車。

剎車不漂亮，踩下去時還會發出刺耳的摩擦聲，引來一片罵聲，但它的作用不是讓車跑得更快，而是防止車掉下懸崖。

安理會不是聯大，它的決議是有牙齒的，可以直接授權動武，可以實施全球制裁，這種關乎戰爭與和平的權力，如果靠簡單數人頭來決定，那將是更可怕的災難。

想象一下，如果五常沒有否決權，安理會變成純粹的票決機器，那么擁有更多盟友的大國，就可以輕易地用票數把自己的軍事行動“合法化”。

科索沃、伊拉克的劇本可能會一再重演，而且是以更“名正言順”的方式，到那時，新加坡們失去的將不只是航道安全感，而是連說“不”的程序權利都會消失。

今天圍繞76/262號決議的博弈，流向已經很清晰，有人想把這套“解釋程序”固定化、武器化，變成一把專門指向特定對手的標尺。

而歷史的教訓就擺在眼前：當大國之間最后一道程序性的防火墻被拆除，沖突的升級就只剩下一層脆弱的窗戶紙，今天拆掉剎車，明天就可能重演失控，這不是預言，這是歷史上演過多次的劇本。

結語

這場圍繞否決權的風波，本質是國際規則解釋權的爭奪，當規則成為選擇性施壓的工具，其公信力便已受損。

未來類似博弈只會更頻繁，關鍵看大國，尤其是美國，能否在援引規則問責他國時，接受同一套標準審視自身在加沙等議題上的否決記錄。

讀者可以觀察，下一次安理會重大分歧時，聯大“解釋程序”的啟動，是否依然取決于否決方是誰，而非否決行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