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書寫津味兒的工業文學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工業題材一直是天津作家情有獨鐘的書寫領域，天津的工業文學流脈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之后，孫犁主持《天津日報》副刊期間，開始倡導工人寫作。在新時期文學中，蔣子龍、肖克凡等均有代表性作品聞名全國。近年來，以工業文學創作而為大家所矚目的則有武歆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三條石》《趕路》《師傅》三部作品，采用不同體裁表現天津工業文化，書寫出新時代的津味兒工業文學。

　　在天津，許多工業文學的作者都有切身的工廠經歷。這種體驗絕非蜻蜓點水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他們許多人都曾將最好的年華獻給了工業建設，武歆也不例外。高考落榜后，18歲的武歆進入工廠，作為一名鉚工工作了6年。這6年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為他日后工業文學創作用之不竭的富礦。他曾說：“我要用更多文學體裁來表現工人的精神氣質，借以抒發我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工人情結’。”（《“工人情結”與我的寫作》）數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再三回顧，從各種角度深耕工業文化。從切身體驗到文字書寫，中間間隔著作者的想象與創造。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科技的變革，當沉重的工業勞動方式逐漸遠去，過往的痛苦體驗逐漸變得輕盈。他的創作，最終在個人和社會懷舊思潮的雙重影響下，成為記錄過往工業文明與天津地域文化的華美篇章。

　　回顧武歆早期的工業文學寫作，最初集中在中短篇小說，比如《天車》《風砂輪》《抓賊》等作品，揭示出相對單調的工廠勞動對個體的異化，描摹了工廠中微妙的權力關系與人情世故，展現了工廠改革中個體面臨的種種困境。篇幅限制使得這些作品常常只能表現工人生活的某些橫截面。而近年來，隨著寫作功力的日益深厚，武歆在工業文學領域已然做好了充分的創作準備。他不再滿足于揭示時代漩渦中小我人性的漸變，而是將創作的中心點從小我轉移到了大我。從縱向的維度來看，這些作品偏愛以個體的成長經歷串聯起時代社會的變遷。比如長篇小說《趕路》，通過小人物紀洪壽的人生經歷，以其職業身份從農民—鞋匠—工人的變化，間接揭示出近百年來天津工業發展的脈絡；而橫向維度上，作者則著力挖掘天津地域的文化底蘊。跟隨著主人公的活動軌跡，通過細致描寫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天津的人文景觀、民風民俗甚至方言俚語等都自然地鋪展開來。經緯交錯、綿密細致的書寫，使作品整體呈現出厚重的史詩特質。

　　武歆的工業書寫，尤其是散文集《師傅》，為津味兒奇人增添了一個新的譜系——工人形象。工業文化，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大機器生產、流水線的運轉都要求工人必須遵守嚴格的秩序與管理。傳統的工人形象敘事中，人多被書寫為依附于機器的勞動者。他們被迫適應機器運轉的節律，忍受沉重的體力勞動，甚而自身似乎也被異化成了機器的一部分。而武歆筆下的工人師傅，骨子里更像是工匠。以往津味兒文學中的許多奇人形象其實大都屬于傳統工匠的范疇。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工匠包含的門類雖然有所變化，但其內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卻一脈相承。散文集《師傅》中，武歆就為讀者塑造了一群“馴服”現代機器的奇人。他們熟練掌握了各種機器的精密規律，工作中仿佛庖丁解牛一般神乎其技。這些工人師傅堪稱現代版的奇人。他們推崇技術，不僅勝任本職工作，更是心靈手巧，擅長利用各種廢棄材料制作生活用具。他們飽含創造的激情，用勤勞的雙手和踏實的勞動去創造屬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盡管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但歷史的塵埃掩蓋不住這片土地培育出的熠熠群星。武歆的深情書寫，使這些工人形象和他們的技藝都鮮活地留在了人們心中。

　　對文學來說，趣味是衡量作品藝術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地方色彩是構成文本趣味的一種重要方式。當武歆將天津地域文化浸潤到其工業書寫的方方面面，這些工人師傅的形象生發出了特有的津味兒底蘊，散發出迷人的光輝。地方色彩并不一定意味著狹隘，生動細膩的區域書寫往往更能以小見大，于普遍性中讓人們看到人類文明的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