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AI掌門人、諾貝爾獎得主，有華人血統：為何這位大神默默無聞？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的AI專題封面，把五個人畫成了希臘神像。

他們俯瞰星空，腳下站著一個渺小的機器人仰望。封面標題是："神話時刻——這五個人，可以被信任掌管AI嗎？”

這五個人是：奧爾特曼Sam Altman（OpenAI）、馬斯克Elon Musk（xAI）、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Meta）、達里奧Dario Amodei（Anthropic），以及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Google）。

這都是響當當的名字，除了哈薩比斯這個可能名字陌生，但長著一副華人感到親切的面孔：那個安靜地抱著筆記本、沒有刷手機也沒有舉自拍桿的神像——他母親是新加坡華人。在這五個人里，他是最不像"神"的一個，但也是唯一一個拿過諾貝爾獎的人。

即便我們知道AlphaGo大戰圍棋棋王，也可能聽說過蛋白質折疊AlphaFold成果與諾貝爾獎化學獎，平常也在用谷歌Gemini，但對于哈薩比斯這位主人公，卻是如此陌生。這也是他過去十幾年的處事方式：長期在幕后低調運作，讓研究成果說話，讓團隊站在聚光燈下。

直到最近，這一切開始改變。去年底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The Thinking Game》上線，傳記《The Infinity Machine，中文版“哈薩比斯：谷歌AI之腦”》出版，他開始頻繁接受媒體采訪，出現在達沃斯論壇和各種公開場合。谷歌似乎決定，是時候給Gemini找到一個類似奧爾特曼之于ChatGPT那樣的掌門人。

但這套"形象建構"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反彈。《衛報》的書評稱他是"令人失望的主角"，批評傳記作者Mallaby對他過于輕信，"把他在某一個領域的才智，誤解成了跨越所有領域的天才"。

所以，他究竟是誰？

天才棋手的頓悟時刻

他母親是新加坡華人，幼年是孤兒，在絕對貧困中長大，曾以街頭為家。父親是希臘裔塞浦路斯人，懷抱音樂明星夢，最終靠開一輛破舊的紅色大眾面包車賣玩具謀生。兩人后來都做了教師。

父親告訴他：輸贏不重要，只要做到最好。他把這句話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理解了。多年后，他的摯友Shane Legg，DeepMind聯合創始人，回憶說："我不認為他父親是那個意思。'盡力而為'不是要你字面意義上地摧毀自己，絕對地、徹底地100%。但Demis就是這樣理解的。"

他4歲開始學棋，要坐在疊放的電話簿上才能看見棋盤。13歲成為全英棋手大師，是全球同齡人中排名第二的少年棋手。

1989年在列支敦士登的一場國際象棋比賽里，這個12歲的少年和一位德國棋手坐下來對弈。

周圍的人陸續離場，兩人還在下。房間幾乎空了，他們還在下。最后，德國棋手困住了他的王。

那一天，Demis Hassabis覺得胃里翻騰。但第二天早上，他經歷了某種頓悟。

他看著棋賽現場那些同樣智力超群的人——所有這些大腦都聚焦在黑白色的棋子上。他突然想：我們在浪費自己的頭腦。（"I thought we were wasting our minds."）

從那一天起，他放棄了成為職業棋手的道路。

從游戲大牛到神經科學家

16歲，他提前完成A-level考試，拿到了劍橋的錄取通知書。但入學年齡還差兩年，只能等待。

在等待的間隙，他去了游戲公司Bullfrog。老板Peter Molyneux——當時英國最具創意的游戲設計師之一——給了他第一個真正的行業機會，讓他參與開發經典游戲《主題公園》，最終為公司創造了8000萬美元的銷售額。Molyneux還送了他一本書：《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關于意識、模式與智能本質的探討，回應這個少年十幾歲就開始追問的那些問題。Bullfrog隨后開出50萬英鎊高薪希望他留下，他拒絕了。

游戲行業敞開大門，但他拒絕了更多邀約，重回學術——先在劍橋完成計算機科學學位，后在倫敦大學學院拿到認知神經科學博士學位。他的邏輯是：不把大腦的運作機制真正搞明白，做出來的AI就只是執行指令的工具。

他曾公開說："科學家第一，企業家第二。因為做科學是我夢想的事，而創業只是做成這件事最快的方法。"

2010年，他與兩位聯合創始人創立DeepMind：Shane Legg是他在倫敦大學學院博士后階段結識的學術伙伴，兩人在AGI的核心問題上志同道合；Mustafa Suleyman則是他從小認識的家庭舊友，負責組織與社會層面的運營。商業計劃書預測AGI將在2030年前后實現，計劃書里已經寫入了"agents"（自主執行任務的AI代理）的概念，這比ChatGPT問世早了整整十二年。第一筆投資來自硅谷風險資本家Peter Thiel，他的評價直白："科學上A+，商業模式也許F。"Elon Musk隨后跟投，他的判斷是AI"比航天飛行更重要"——彼時他還是哈薩比斯的支持者，而非競爭對手。

從AlphaGo到AlphaFold，32秒的轉身

2016年3月，首爾四季酒店。AlphaGo以四比一擊敗了韓國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全球超過兩億人觀看了這場比賽。李世石在第三局失利后向人類道歉，說"是我輸了，不是人類輸了"。

這是DeepMind的路線第一次獲得世界級的驗證，讓哈薩比斯團隊第一次真正走進公眾視野。AlphaGo的意義，遠不止于圍棋本身：它證明了把深度學習與強化學習結合起來，一個AI系統可以從零開始，在沒有任何人類棋譜指導的情況下，自行發展出超越人類頂尖水平的策略能力。谷歌隨之加深了對DeepMind的信任與投入，資源大幅擴充。

但這場勝利也在哈薩比斯心里固化了一個判斷：通往AGI的路，是通過游戲、通過結構化推理、通過對真實世界的感知和行動——而不是通過語言。一年之后，這個判斷讓他對Transformer架構的潛力視而不見。AlphaGo是他成功的驗證，也埋下了他在谷歌AI項目失敗的盲點。

比賽結束后，哈薩比斯和好伙伴David Silver走在首爾街頭。

他感慨說：AlphaGo做完了。下一件事，應該是AlphaFold蛋白質折疊。

David Silver后來回憶：他贏下一件了不起的事，大約等了32秒，就已經在宣布下一個野心了。

蛋白質折疊是他大學時代就列在清單最前面的問題，也是困擾生物學界五十年的難題。一個蛋白質結構，實驗室里的晶體學家可能需要數年才能解析，他想讓AI在幾秒內完成。

五年后，AlphaFold 2做到了。

接下來他的舉措出人意外：把預測出的兩億個蛋白質結構全部免費開放，供全世界科學家使用。如今全球超過300萬名科學家在使用AlphaFold，它大幅加速了被大型藥廠長期忽視的瘧疾等疾病的研究進程。他清楚那個數據庫值多少錢，只是決定不去換。

2024年，他與同事John Jumper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Jumper是DeepMind內部主導AlphaFold算法突破的核心科學家，是將哈薩比斯的愿景落地為可運行系統的人。這是一個計算機科學家和AI研究者，用AI解決了一個生物學領域半個世紀都未能解決的問題。這驗證了哈薩比斯從一開始的核心論點：AI是一個通用的科學工具，AlphaGo圍棋只是試驗場，AlphaFold蛋白質折疊才是他真正想證明的事。

而他慶祝諾貝爾獎的方式也很特別，就是和幾位世界撲克冠軍，還有國際象棋棋王卡爾森打了一晚上撲克。從4歲學棋到諾貝爾獎臺，棋局始終是他生命里的底色。

ChatGPT來了，谷歌為何落伍？

2022年11月底，OpenAI發布ChatGPT。沒有發布會，沒有預熱，悄悄上線——五天內一百萬用戶，兩個月內突破一億。AI從實驗室議題，一夜之間變成了所有人的議題。

圈內的反應更為復雜。Dario Amodei正是因為不同意這種"提前推向市場"的做法，才在一年前帶隊出走創立Anthropic——但ChatGPT爆紅后，Anthropic同樣加快了Claude的節奏。沒有人真正等到"準備好"的那一天。一邊是“AI教父”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在谷歌辭職公開警告AI風險、各方聯署呼吁暫停訓練，另一邊每家實驗室都在悄悄加速。辯論與競賽同步進行，互不妨礙。

谷歌的處境格外尷尬。它手里握著這個時代最好的牌：2017年谷歌內部團隊發表了《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提出Transformer架構，奠定了幾乎所有現代大語言模型的技術基礎——包括ChatGPT。谷歌把這篇論文免費公開，然后眼睜睜看著別人用它改變了世界。

為什么發明了這把槍的人，沒有第一個扣動扳機？

答案有兩層，一層在谷歌，一層在哈薩比斯本人。

谷歌的問題，是典型的大公司困境。內部山頭林立——Google Brain在硅谷、DeepMind在倫敦、Google Research各自為政，資源爭奪激烈，協同困難。更根本的是，谷歌有太多需要保護的既有利益：搜索廣告是它最核心的收入來源，而一個能直接回答問題的AI，恰恰是對這個商業模式最大的威脅。

作為DeepMind領頭人，在哈薩比斯的智識底色里。多年神經科學訓練讓他深信：真正的智能需要對物理世界的直接感知，語言數據給不了機器真正的理解。這個判斷在AlphaGo和AlphaFold上是對的。但它在LLM上是錯的——語言里包含的人類經驗，遠比他預想的豐富；大規模訓練帶來的涌現能力，超出了他認為可能的邊界。他后來坦承這是判斷失誤：那套讓他贏得諾貝爾獎的智識框架，在這個關鍵時刻誤導了他。

然而，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

ChatGPT爆紅后，谷歌啟動了內部整合：把硅谷的Google Brain與倫敦的DeepMind強制合并，由哈薩比斯統領全局。

2025年，Gemini系列完成了一次真實的翻身，Alphabet股價錄得2009年以來最佳表現。一位資產管理公司合伙人曾譏諷"谷歌就像一支拿不到冠軍的全明星球隊"——而此刻，那支球隊至少已經重新站回了爭冠圈。

就在幾年前，哈薩比斯在倫敦Russell Square附近散步時，指著街角說：1933年，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就是在這里穿越馬路的時候，想到了核鏈反應，從而引發了曼哈頓計劃。"而我們，就是現代版的曼哈頓計劃。"奧本海默主導了曼哈頓計劃，終其一生都在悔恨那個決定。哈薩比斯主動援引這個平行，說明他清楚自己手里握著什么。

當OpenAI研究員在社交媒體上高呼"AI加速科學的時代正式開始"時，哈薩比斯公開回應只用了三個詞："This is embarrassing（太尷尬）。"在他看來，AI加速科學發現，和行業里的夸大宣傳，是兩件事。

他的謹慎，當然也招來批評意見。

例如《衛報》書評批評哈薩比斯的說話里充斥著"sort of"和"kind of"（大概吧，差不多），認為傳記夸大了哈薩比斯，把在一個領域的才智誤解成了跨越所有領域的天才。

這種審慎，部分來自哈薩比斯的成長背景。母親從新加坡街頭的孤兒起步，父親的失意與爆發——這個家庭的底色不是精英規劃，而是一種來自匱乏的生存性壓力，必須把每一步算清楚。謹慎讓他錯過了Transformer革命，也讓他完成了AlphaFold這個五六年的長周期科學項目。

謙和忍讓，究竟對于領導AI發展是制約還是人性的光輝體現——答案取決于你認為什么更重要。

神不說謙虛話

《經濟學人》把這五個人畫成神像，但五尊神像各有各的面孔，代表著五條截然不同的路。

奧爾特曼推開了AI大門，用產品敘事讓大眾接受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技術。馬斯克是DeepMind的早期投資者，后來創立xAI與昔日盟友為敵——馬斯克的破壞性是他的武器。扎克伯格把AI當基礎設施開源釋放，重寫了競爭規則。達里奧以安全之名出走、又以同樣速度追趕，在信念與現實之間走鋼絲。

哈薩比斯是最難歸類的那一個。他是五人里唯一的諾貝爾獎得主，唯一在基礎科學上真正證明了AI價值的人，也是唯一一個長期甘于幕后的人。他的身上同時存在著這代AI領袖里最罕見的組合：科學家的嚴謹、棋手的長線思維，以及一個在貧困與壓力中長大的孩子對"代價"的本能敬畏。

《經濟學人》問的是：這五個人，可以被信任嗎？對于哈薩比斯，這個問題有一個額外的維度——他有最扎實的科學信譽，卻長期沒有完整的組織控制權；他最不像那種會濫用權力的人，但他的權力，從來沒有完全屬于他自己。

封面上那尊安靜抱著筆記本的神像，是谷歌在哈薩比斯獲得諾貝爾獎之后終于決定推到臺前的形象。但坐上"掌門人"的位置，是否意味著哈薩比斯再也難以找回初心？

回想當年那個12歲少年在列支敦士登的棋局里輸掉之后，第二天早上想到的那句話——我們在浪費自己的頭腦——他用了將近四十年去踐行，還沒停。

這或許是他與那幾尊神像最大的區別。神不說"sort of（差不多）"這樣的謙遜話。

本文主要依據：紀錄片《The Thinking Game》（2025）、紀錄片《AlphaGo》（2017）、Sebastian Mallaby傳記《The Infinity Machine》（2026）、路透社調查報道（2025年11月）、《經濟學人》2026年4月18日封面報道及《澳大利亞人報》2026年4月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