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止于智者，法治終于人心—從“大蔥免費拿”看網絡空間罪與罰

“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古往今來，謠言這只“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從未在人類生活中缺席。然而，當謠言插上數字化的翅膀，其傳播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危害之深，已遠非古人所能想象。近日，某地網警對編造“大蔥免費拿”謠言者依法予以處罰，這起看似不起眼的小案，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我們對網絡法治建設的深層思考。

那是一個普通的秋日，一則消息在社交平臺上悄然傳開：“某地大蔥滯銷，農戶開放免費采摘，先到先得。”消息配以圖片、視頻，“有圖有聲有真相”，看似言之鑿鑿。于是，成百上千的市民蜂擁而至，田間地頭頓時人山人海。然而，真相卻是——這不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農戶并未發布任何免費采摘的信息，田地里即將收獲的大蔥被肆意踩踏、哄搶，農戶欲哭無淚。

“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這句網絡流行語，道盡了謠言受害者的無奈與辛酸。網警迅速介入，造謠者最終被繩之以法。然而，當我們為這一個個案的正義實現而欣慰時，是否想過：在更廣闊的網絡空間里，還有多少“大蔥免費拿”式的謊言在暗流涌動？還有多少無辜者正遭受著“按鍵傷人”之痛？

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網絡時代。截至202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1.25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突破80%。網絡，這個“第五空間”，已深度嵌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信息傳播、社交互動、經濟活動的基礎平臺。然而，正如一枚硬幣有兩面，網絡技術的發展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從“艾滋女”事件到“搶鹽風波”，從“秦火火”叫囂“謠翻中國”到“立二拆四”策劃虛假炒作，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超越了以往的規模，加劇了掌控的難度”，社會危害性呈幾何級數增長。這些“職業網絡推手”運用“壞消息效應”瓦解事實真相，將局部問題全局化、個體問題公眾化、普通問題負面化，嚴重污染了網絡生態。

更令人憂心的是，網絡謠言絕非僅僅是信息真假的問題，它如同一只無形的黑手，嚴重威脅著人們的正常生活。它可能毀掉一個人的名譽，可能擾亂一個行業的發展，可能引發社會恐慌，甚至危及公共安全。正如莎士比亞所言：“謠言是一只憑著推測、猜疑和臆度吹響的笛子。”這只笛子吹出的曲調，往往是混亂與傷害的序曲。

面對網絡亂象，一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是：法律的腳步，似乎總是慢了技術半拍。

誠然，近年來我國網絡立法加快推進，截至2025年12月，已出臺網絡領域法律180余部。《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基礎性法律相繼頒布實施，網絡法律體系基本形成。然而，“相較于信息技術、網信事業的快速發展，網絡立法的針對性、實效性與人民群眾期待仍存在差距”。

這種“差距”體現在多個層面：一是法規制度存在空白地帶，對新型網絡違法行為的規制還不夠及時、到位；二是法律責任威懾力不足，造謠成本低、收益大，懲戒效果大打折扣；三是執法司法實踐中存在難甄別、難追溯、難界定、難追責等問題；四是“九龍治水”現象仍然存在，權責不清、各自為戰、執法推諉等問題尚未有效解決。

正如有學者指出，現行刑法中規制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罪名體系“呈現出非專有罪名規制乏力、專有罪名規制范圍有限的現狀”，導致刑事立法的“力有不逮”以及刑事司法的“越俎代庖”。法律供給與治理需求之間的張力，使得網絡空間的法治建設任重道遠。

在所有的網絡受害者中，最令人揪心的，莫過于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們。

據統計，我國10至19歲網民達1.44億人，特別是2010年后出生的“A世代”，作為互聯網“原住民”，其成長軌跡與網絡深度交織。網絡是他們的“第二空間”，是學習、社交、娛樂的重要場域。然而，這個“第二空間”并非凈土。

有學者將網絡稱作青少年生活的“第二空間”，這是開展法治宣傳教育不容忽視的重要陣地。

數字時代，“護苗”刻不容緩。最高人民法院近期發布的涉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典型案例令人深思：有小學生表演照片被商家擅自用于商品宣傳，有未成年人因同學在班級群中的侮辱性言論而遭受巨大心理壓力，更有少年通過網絡游戲代練為名學習犯罪方法后實施敲詐勒索。“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模仿能力強，不良網絡信息易誘發未成年人犯罪。”這些案例警示我們：網絡空間的法治教育，必須從娃娃抓起。

更令人憂慮的是，部分智能終端產品生產者、提供者在逐利動機驅動下，利用算法技術向未成年人推薦不良信息，在青少年法治宣傳教育中發揮了負面作用。當技術作惡，當資本逐利無視社會責任，我們的孩子，該如何在數字浪潮中安全成長？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面對網絡時代的挑戰，法治是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針。

首先，要織密法網，補齊短板。加快推進反網絡暴力立法，完善網絡謠言治理的刑事責任體系，明確不同類型和程度的網絡謠言所對應的法律責任。同時，針對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技術新業態，及時出臺配套法規，做到“信息化發展到哪里，網絡立法就覆蓋到哪里”。

其次，要嚴格執法，形成震懾。加大“清朗”等專項行動力度，依法壓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讓“誰建群誰負責”“誰運營誰負責”成為剛性約束。對惡意造謠傳謠者，無論其粉絲量多少、影響力多大，都要依法懲處，絕不姑息。

再次，要智慧司法，提升效能。深化網絡信息技術賦能司法，推動智慧法院和數字檢察建設，構建適應網絡犯罪特點的審判機制。針對網絡違法行為“難甄別、難追溯、難界定”的特點，創新證據規則和裁判標準，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網絡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最后，要加強普法，涵養法治意識。特別要做好青少年網絡法治宣傳教育，“用身邊案例讓法律法規知識‘看得見、摸得著’”。讓法治的種子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芽，讓“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大蔥免費拿”謠言案，看似小事，實則折射出網絡時代法治建設的大課題。它提醒我們：技術越發展，法治越要跟進；網絡越自由，邊界越要清晰。

“徒法不足以自行。”建設法治化網絡空間，不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每一位網民的法治自覺。當我們面對聳人聽聞的信息時，多一分求證，少一分盲從；當我們發聲發言時，多一分理性，少一分沖動；當我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權，而不是以暴制暴、以謠止謠。

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讓這個家園清朗起來，讓法治的陽光照進每一個角落，讓每一個網民特別是孩子們都能在安全的網絡環境中健康成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我們對未來的承諾。

“謠言止于智者，法治終于人心。”愿“大蔥免費拿”式的鬧劇不再上演，愿法治精神在網絡空間生根開花，愿數字時代的中國，既有技術的速度，更有法治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