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圣誕，相信輪回，同為穆斯林，巴沙爾的阿拉維派為何這么另類？

1936年冬夜，馬賽港口的軍營里，幾名來自敘利亞海岸山區的青年士兵圍坐在爐火旁，小聲唱著帶有拜占庭曲調的《平安夜》，這種畫面讓法軍軍官好奇地挑眉：穆斯林士兵為何慶祝圣誕？

這一幕并非偶然。唱歌的士兵出自阿拉維派，敘利亞11%左右的人口，卻在半個多世紀后掌握了大馬士革最高權力。外界常用“神秘”來形容這個群體，原因首先在于信仰結構。阿拉維派名義上屬于什葉派，卻獨立發展出一套自稱“保護光明”的教義：他們把阿里奉為神性顯現，把穆罕默德視作“元體”，再加上一位波斯圣徒賽爾曼構成三位一體；教義中混入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概念，也納入拜火教的敬光、基督教的圣餐，甚至有靈魂轉生的影子。

拜禮同樣不同尋常。阿拉維信徒一般不去清真寺，而在長者家中集會，傳授典籍時連女性也可參加。他們喝紅酒、分面餅，逢圣誕、復活節、圣靈降臨皆歡樂慶祝。因為超脫傳統框架，阿拉維派自9世紀誕生伊始便被主流遜尼派貼上“異端”標簽。

伊本·努塞爾是這個流派的肇始者。約860年前后，他宣稱自己擁有通向“隱遁伊瑪目”的鑰匙，提倡以隱秘會禮保存“真知”。追隨者被驅趕、入獄，仍在敘利亞西北部的崎嶇山嶺扎根。1032年，學者阿布·塔巴拉尼把口耳相傳的碎片編織成系統教義，阿拉維派自此擁有了可對外宣講的經典。

這種“半山教”式的生存策略雖然躲過滅頂，但也注定長期邊緣化。馬穆魯克、奧斯曼時期的稅吏和軍警反復進山征糧征丁，留下大量血債。15世紀的文獻里甚至出現“比猶太人更危險”的謾罵。漫長的封閉和排斥，促成了阿拉維社會內部的緊密與對外警惕。

真正的拐點發生在一戰后。1920年，法軍進入敘利亞，出于“分而治之”的算盤，法國人把山民視作天然盟友。阿拉維山區被劃成單獨的“阿拉維國家”，法軍招募大批青年入伍，提供薪餉與教育。貧寒出身的山地孩子發現：軍裝是通往城市的船票。財富和識字隨軍銜而來，他們與遜尼地主子弟迅速拉開差距。

短短二十年，阿拉維軍官層已現雛形。敘利亞獨立后，遜尼派在議會里占多數，卻在軍營里聲勢漸弱。1963年復興黨政變，軍中阿拉維軍官處處擢升；1966年，薩拉赫·賈迪德主導又一次宮廷政變；1970年11月，時年40歲的空軍上將哈菲茲·阿薩德奪得最高權力。自此，小派別首次坐上最高統治寶座。

阿薩德深知“少數掌權”之險，公開宣布自己是穆斯林，在憲法里寫進“總統必須是穆斯林”。1973年，他邀請黎巴嫩什葉派領袖穆薩·薩德爾發表法特瓦，認定阿拉維派為什葉正統，由此在教法層面補票。然而，國內許多遜尼教士依舊不買賬。想在民族主義殼子下遮蔽千年的教派裂痕，談何容易？

1982年漢馬流血鎮壓，教派對立徹底撕裂。時至2011年，民眾示威率先在南部德拉爆發，旋即蔓延全國。倚重安全機器的巴沙爾政權調動的，是經歷多年沙場的阿拉維士兵和安全部門。家族和政權命運捆在一起，阿拉維青年再度集體入伍，村莊里黑紗與招魂歌此起彼伏，而遜尼反對派陣營則不斷把戰事敘事引向“鎮壓者即異端”的方向，仇恨滾雪球般擴大。

在伊朗與真主黨支持下，政府軍穩住沿海和中部要地；在俄羅斯介入后，2015年扭轉戰場態勢。代價卻沉重：據聯合國2016年數據，拉塔基亞省許多村莊適齡男性死亡率超過三成。對阿拉維社群而言，這是自馬穆魯克屠村以來的最大創傷。

有意思的是，戰爭并未沖淡舊習。有難歸山、逢圣日即殺雞釀酒的傳統依舊；即便在炮火聲中，村里也會挑燈舉行“圣餐”。一位老者對前線歸來的侄子說：“看那天上最亮的星，那是你父親，他正看著你。”少年沉默片刻，只是緊了緊右手的新兵槍。

在大馬士革上空，無人機轟鳴與教堂鐘聲時常同時響起，似在提醒世人：這片土地的歷史，本就由重疊的信仰和交錯的血脈寫就。阿拉維派的“另類”，其實是一段綿延千年的求生劇本——從高山堡壘到總統府，從秘密儀式到國家機器，他們的每一步擴張，都踩在歷史裂縫之上。

如今的阿拉維人依舊傳唱那首帶著東方調式的《平安夜》，孩子們在新月與十字架之間長大。硝煙仍未散盡，命運卻已無法再退回孤山。下一頁會翻到何處，或許只有那顆照著地中海的群星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