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將加快在全國3.8萬個鄉鎮（街道）推進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在這一國家戰略部署下，湖北作為中部地區基層治理創新的先行省份，其探索實踐備受關注。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湖北“支點建設”加力奮進之年。隨著全國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全面提速，湖北如何將社會治理的“基礎底座”真正夯實、讓矛盾糾紛在基層有效吸附化解，成為觀察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窗口。本院研究員近期對全省綜治中心建設運行情況進行了持續觀察，試圖從法治發展戰略層面，剖析這一制度創新的內在邏輯與實踐成效。

覆蓋與下沉：制度網絡的基本成型

從數據看，湖北已建成省、市、縣、鄉四級綜治中心1470個，并向村（社區）延伸建成超2.8萬個綜治工作站（中心），基本實現全域覆蓋。這一網絡的形成，意味著群眾反映訴求、尋求調解的“第一站”從過去的信訪辦、派出所、司法所等分散節點，逐步收斂為綜治中心這一統一入口。

我們認為，這種“物理整合”的價值在于降低群眾尋求救濟的制度成本。過去“不知該找誰”“多頭跑、反復跑”的困境，正在被“進一扇門、解所有難”的體驗所替代。以荊州為例，全市1973個綜治中心（站）2025年以來排查化解矛盾糾紛6.4萬余件，化解率高達99.84%。如此高的化解率，折射出基層吸附矛盾的能力顯著增強。全省縣以下矛盾風險吸附率達99.8%，這組數據意味著，只有極少數矛盾繼續上行進入市級以上層面，綜治中心作為“過濾器”和“緩沖器”的功能正在兌現。

從“多中心”到“一中心”：運行機制的關鍵躍升

建設綜治中心不難，難的是讓它真正“轉起來”。湖北的實踐表明，規范化建設的關鍵在于運行機制的實質性重構，而非簡單掛牌、集中辦公。

最具代表性的創新是“中心吹哨、部門報到”模式。綜治中心不再是大包大攬的“辦事員”，而是扮演“指揮部”“調度臺”的角色。根據矛盾糾紛的性質，中心向公安、司法、人社、住建、婦聯等職能部門“派單”，由專業力量跟進辦理，中心負責程序性推進、跟蹤督辦和結果反饋。這一機制有效避免了綜治中心“小馬拉大車”的困境，也倒逼各職能部門實質性參與矛盾化解。

武漢蔡甸街道綜治中心處理108名女工討薪糾紛的案例頗具說服力。中心接案后，迅速聯合勞動監察、派出所、工會等多部門成立專班，而不是由綜治中心獨自“硬扛”。這種“吹哨—報到—聯動”的閉環，體現了基層治理中“統”與“分”的辯證法。

因地制宜與標準化：張力中的制度智慧

觀察湖北各地實踐，一個顯著特點是“統一規范”與“地方特色”的有機融合。省級層面明確了場所設置、部門入駐、運行機制、督辦落實、信息化建設“五規范”要求，以及“五有”目標，但并未“一刀切”，而是鼓勵各地根據矛盾類型、資源稟賦和治理傳統，探索差異化路徑。

武漢推行“一街一品”，江岸區的“三所一庭+N”機制、黃陂區的個人品牌調解室、東湖風景區的“庭所聯動工作站”，各有側重。宜昌長陽縣賀家坪鎮將派出所創新的婚戀糾紛“五步工作法”拓展至全類型矛盾，并建成600余平方米的標準化“解紛超市”。黃石大冶市綜治中心與市委政法委同樓辦公，實現高位統籌。咸寧則推動立法，將多元化解糾紛經驗上升為《咸寧市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孝感率先推行“周末不打烊”服務，全市2200多個綜治窗口雙休日正常辦公，解決群眾“上班沒空辦、周末無處辦”的難題，周末收集訴求占比達60%。丹江口結合庫區特點，將綜治與“守水護水”融合，武當山設立旅游糾紛快速調處窗口，形成“一核引領、多點開花”的格局。

這種“標準化框架下的地方創新”，既保證了基本功能的統一性，又為基層留出了充分的制度試驗空間。我們認為，這正是湖北綜治中心建設能夠快速見效且可持續的重要原因。

法治化與智能化：從“治標”到“治本”的兩翼

綜治中心不僅要“滅火”，更要“防火”。湖北的實踐越來越注重法治化和智能化的雙輪驅動。

在法治化方面，綜治中心普遍整合了公共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司法確認等功能。當事人在中心達成的調解協議，可當場申請司法確認，賦予強制執行力，大大提升了調解的公信力和終局性。咸寧的立法探索，更是將基層創新固化為地方法規，為全省乃至全國提供了可復制的制度樣本。

在智能化方面，“綜治網格化管理平臺”正在成為基層治理的“智慧大腦”。通過匯聚人口、房屋、事件等基礎數據，實現風險隱患的線上識別、精準分流和閉環處置。襄陽推行的“警格+網格”聯動機制，將110接處警中的重復糾紛自動推送至綜治中心跟進，有效避免了“民轉刑”案件的發生。荊州則建立了“紅橙黃”三色預警機制，對不同風險等級的矛盾糾紛實施分級管理，實現精準干預。

仍需關注的深層問題與前瞻建議

盡管湖北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成效顯著，但從戰略研究視角審視，仍有若干問題值得持續關注：

第一，專業化調解力量仍存短板。基層綜治中心普遍面臨“案多人少”、專業調解能力參差不齊的問題。特別是在征地拆遷、金融糾紛、知識產權等專業領域，缺乏足夠數量的專家型調解員。建議探索“省級調解人才庫+市縣級流動派駐”機制，緩解基層專業力量不足。

第二，部門入駐的“虛化”風險。部分鄉鎮綜治中心雖然掛了多個部門的牌子，但實際常駐人員有限，遇到復雜糾紛仍需層層請示、反復協調，影響辦理效率。建議進一步明確入駐部門的職責清單、響應時限和考核標準，推動“實質化入駐”。

第三，信息化系統互聯互通仍有壁壘。綜治網格平臺與公安、司法行政、法院、信訪等條線系統之間，數據標準不統一、接口不互通的問題依然存在，導致信息重復錄入、數據“孤島”現象。建議省級層面統籌推進跨部門數據共享，構建統一的基層治理“數據底座”。

第四，群眾知曉度和信任度有待提升。部分偏遠地區群眾對綜治中心的功能定位仍不了解，遇到矛盾仍然習慣“找領導”“上訪”。建議加大宣傳引導力度，同時通過成功案例的口碑效應，逐步培育“有事找綜治中心”的社會共識。

展望未來，湖北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正處在從“有沒有”向“好不好”“優不優”轉型的關鍵階段。在國家加快推進3.8萬個鄉鎮（街道）綜治中心規范化建設的宏觀背景下，湖北應進一步發揮先行優勢，重點推動三個轉變：從注重場所建設轉向注重運行效能，從依靠行政推動轉向依靠法治規范，從條線各自為戰轉向系統協同共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將綜治中心打造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樞紐平臺”和“實戰單元”，為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治湖北提供堅實支撐。" bdsfid="365">（法研君）

（本文系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觀察報告，僅供參考交流。）

《法護支點?荊楚策》專題策劃：秦前松、統籌：汪洋、謝陳

專題出品：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