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通古今，歸于治道——《資治通鑒》三大特點

北宋司馬光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鑒》是中國史學史上的豐碑，具有“通”“正”“經世致用”的特點。

《資治通鑒》的第一個特點，便是“通”。它作為我國古代規模最大、體例最完善的編年通史之一，真正做到了“既大且通”，其“大”體現在篇幅之巨、字數之多，其“通”體現在年代之廣、脈絡之清。所謂編年體，即按照時間先后順序編排歷史事件。這種體例能夠清晰地展現歷史發展的時序性，讓讀者直觀地看到不同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避免了紀傳體史書“紀傳相離、首尾難顧”的弊端。《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另有《考異》30卷、《目錄》30卷，總篇幅宏大。其記載的歷史跨度極為漫長，上起公元前403年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公元959年五代末年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前夕，涵蓋了整整1362年的歷史。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從分裂走向統一、從動蕩走向穩定，又從統一走向分裂的關鍵階段，《資治通鑒》見證了中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鼎盛與變革。

《資治通鑒》正文有300多萬字，如果加上元代史學家胡三省的注釋及相關附錄，現在通用的中華書局校點本（最早刊行于1956年），排印出來的總字數高達600萬字，堪稱一部“史學巨著”。這部書并非司馬光一人之功，而是他帶領一支專業的史學團隊，歷經19年嘔心瀝血才完成的。當時，北宋著名史學家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人紛紛參與其中，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劉攽負責兩漢部分的編撰，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負責隋唐五代部分，司馬光則親自擔任總主編，負責統籌全局、刪改定稿，對全書的體例、內容、觀點進行統一把控。為了確保史料的準確性和豐富性，司馬光廣泛搜集各類文獻資料，參考了300多部著作，包括正史、野史、雜記、譜牒等，涵蓋了當時能夠找到的幾乎所有相關史料。對于史料中存在矛盾、記載不清或者說法不一的地方，司馬光并沒有隨意取舍，而是進行了細致的比較、考訂和辨析，最終撰寫了《考異》30卷，詳細說明自己取舍史料的理由和依據。

這部書的編撰始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當時司馬光將自己編撰的《通志》八卷進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贊賞和支持，并下詔命其繼續編撰，設立書局，撥付經費，讓他能夠專心從事編撰工作。宋神宗即位后，對這部書更是十分重視，親自為其作序，并賜名“資治通鑒”——“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這9個字精準概括了這部書的編撰目的，也成為《資治通鑒》的核心定位。元祐元年（1086年），這部歷時19年的巨著最終定稿，而直到六年后的元祐七年（1092年），才正式刊行于世，得以廣泛流傳。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不僅是出于個人對歷史的熱愛和治學的責任感，更與北宋前期的社會背景和治國理念密切相關。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戰亂不斷的教訓，大力提倡文治教化，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得失，希望通過借鑒歷史，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資治通鑒》的編撰成為一項“奉敕”任務，即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編撰，這也使得這部書具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和治國導向，進而鑄就了它的第二個特點——“正”。

《資治通鑒》的“正”，首先體現在其符合儒家正統價值觀。北宋時期，儒家思想已經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司馬光作為儒家學者，始終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和治國理念作為編撰的指導思想，篩選史料、評價人物、分析事件，都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為標準。書中極力推崇明君賢臣，批判昏君佞臣，強調“仁政”的重要性，主張統治者要輕徭薄賦、體恤百姓，重視人才、虛心納諫，這些思想都與儒家的治國理念高度契合。其次，還體現在其內容通于大道，取材極具針對性——它并非包羅萬象的史料匯編，而是專取事關國家興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摒棄了那些無關緊要的瑣碎記載。無論是朝代更替、政治變革，還是軍事戰爭、經濟改革，無論是明君的治國舉措、賢臣的輔政之道，還是昏君的荒淫無道、佞臣的禍國殃民，書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和深刻的分析。

《資治通鑒》最初的名字為《通志》，意為“貫通古今的歷史記載”。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更是直接點出了其“以史資治”的核心功能。“資”是幫助、輔助的意思，“治”是治理國家，“通”是貫通古今，“鑒”是鏡子，合起來就是“以貫通古今的歷史為鏡子，輔助統治者治理國家”。正是因為司馬光胸懷天下的經世情懷，以及“以史資治”的編撰目的，鑄就了《資治通鑒》的第三個特點——“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就是強調學問要服務于現實，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

《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史、軍事史為主，尤其是對于戰爭的記述，精彩紛呈、獨具特色。書中記載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從戰國時期的長平之戰、秦末的楚漢爭霸，到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隋唐時期的統一戰爭，再到五代時期的藩鎮混戰，每一場戰爭都記載得詳細具體，不僅描述了戰爭的過程、雙方的兵力部署、戰術運用，還分析了戰爭的起因、結果以及對歷史發展的影響。這些記述充滿了辯證法思想，既強調“天時地利人和”的重要性，也注重分析雙方的優勢與劣勢，展現了古人的軍事智慧和戰略眼光。除了政治史和軍事史，書中也涉及一些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內容，雖然篇幅相對較少，但也都與國家興衰、民生休戚密切相關，體現了“經世致用”的理念。

《資治通鑒》的“經世致用”價值，亦得到了后世學者和統治者的認可。《四庫全書總目》在評述《資治通鑒》時，用“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八個字來概括其特點。“網羅宏富”指的是書中搜集的史料極為豐富，涵蓋了古今的相關記載；“體大思精”指的是其體例完善、結構嚴謹，思想深刻、見解獨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但他深知歷史的重要性，登基后常常研讀《資治通鑒》，從中汲取治國經驗，甚至要求大臣們也認真學習，將書中的道理運用到實際治理中。

清代著名史學家錢大昕曾說過：“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錢大昕此言道出了《資治通鑒》與正史之間的關系，也凸顯了《資治通鑒》的獨特價值。所謂“十七史”，指的是《史記》《漢書》等十七部正史，這些正史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基礎，但它們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紀傳體史書敘事分散，編年體正史（如《春秋》《左傳》）篇幅有限、記載簡略。《資治通鑒》作為一部編年通史，不僅彌補了正史的不足，還收錄了許多正史中沒有記載的史料。這是因為司馬光在編撰過程中，不僅參考了正史，還搜集了大量正史之外的文獻資料，多達300多部，這些資料為《資治通鑒》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讓這部書具有了“搜羅史料求博，考訂史實求真”的特點。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專門撰寫《讀通鑒論》一書對《資治通鑒》記載的歷史事實進行評點和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王夫之認為閱讀《資治通鑒》，可以了解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明辨人物的善惡是非，最終達到“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的境界。“自淑”，就是通過閱讀這部書，汲取歷史中的智慧和經驗，提升自己的品德修養和認知水平，完善自我；“誨人”，就是將自己從書中汲取的道理和經驗，分享給他人，幫助他人成長進步；“知道而樂”，就是通過閱讀這部書，明白治國之道、為人之道、處世之道，領悟歷史發展的規律，從而獲得內心的愉悅和滿足。王夫之提出的這三重境界，不僅概括了閱讀《資治通鑒》的意義，也為后世讀者指明了研讀這部書的方向。

讀史就像看高人下棋，歷史上的明君賢臣、仁人志士，就如同下棋的高手，他們在歷史的棋局中，每走一步都經過深思熟慮，每一個決策都影響著歷史的走向，而他們留下的每一個歷史印記，就構成了歷史棋局中的“殘局”。熟讀這些“殘局”，研究高手們的“下棋”思路和策略，就能學會如何應對各種復雜的局面，在自己的人生棋局、事業棋局中從容應對、穩操勝券；熟讀歷史，了解前人應對挑戰的成敗得失，就能對各種復雜情況做到心中有數，遇到問題時不慌不忙、沉著應對。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張國剛），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