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開餐館娶了五位妻子，回國奔喪四個月，再次回當場楞了

在沙特利雅得那條老街上，我的中餐館“月亮河”已經開了六年。六年間，我不僅在這片沙漠之地上站穩了腳跟，還做了一件讓國內親戚瞠目結舌的事——合法地娶了五位妻子。

這并非我一早的計劃。只能說命運這東西，有時候比沙漠里的沙塵暴還要讓人措手不及。

法蒂瑪是我的第一任妻子，也是餐館的元老級員工。那年我剛盤下店面，急需一個熟悉本地市場的幫手，她穿著一身素凈的黑袍來應聘，那雙琥珀色的眼睛精明又安靜。我們簽下婚書時，她冷靜得像在簽商業合同，婚后卻把餐館的賬目理得滴水不漏。

第二任萊拉來得意外。她是法蒂瑪的表妹，來餐館幫忙時我才發現這姑娘有著天籟般的嗓音，招呼客人時連最挑剔的食客都會露出笑容。法蒂瑪主動提的親事，她說得直白：“你一個人忙不過來，萊拉能幫你，我也需要一個知根知底的人分擔。”沙特的法律允許穆斯林男子娶四妻，而我因為入了籍，恰好能享受這個權利。

就這樣，一個中國男人在沙特阿拉伯，陸陸續續有了五位妻子。第三任是敘利亞來的廚師長之女，做得一手好甜點；第四任是約旦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幫我處理各種繁瑣的行政事務；第五任是個安靜的也門姑娘，不愛說話，但把家里收拾得像天堂一樣整潔。

我以為自己構建的這個微縮王國會永遠運轉下去，直到那個深夜的電話。

母親病危的消息像一把匕首，從八千公里外直直插進心臟。我連夜訂了機票，在機場給五個妻子發消息：“母親病重，我必須回去。情況穩定就回來，你們照顧好餐館和孩子。”

法蒂瑪回了個“好”字。萊拉發來哭泣的表情。第三任阿伊莎問我需要帶什么東西嗎。第四任莉娜說飛機落地記得報平安。第五任薩瑪爾沒有回復，她從來不喜歡離別的消息。

回到老家縣城時，母親已經說不出話了。她瘦得像一片枯葉，看到我的瞬間，渾濁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淚水無聲地淌下來。我跪在床前握住她的手，那雙手曾經在灶臺前忙碌了幾十年，為這個家做過數不清的飯，如今骨節突出，像干涸的河床。

三天后，母親走了。

按照老家的規矩，做兒子的要守孝。我打電話給法蒂瑪說明了情況，她說：“應該的。這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我以為真的不用操心。

四個月。一百二十天。我穿著孝服跪在靈堂前，聽著道士唱經，看著母親的遺像從新的變成舊的，再換上新的。辦完喪事后，我陪父親住了兩個月。老爺子一輩子剛強，母親走后像被人抽走了主心骨，天天坐在院子里發呆，我得幫他撐過去。

每天晚上我都會和法蒂瑪視頻通話，看看孩子們，問問餐館的情況。她總說一切正常，萊拉會插進來說兩句俏皮話，莉娜會匯報一下法律事務進展。畫面看起來和諧美滿，但每次掛斷后我都隱約覺得哪里不對——太正常了，正常得像排練好的舞臺劇。

直到坐上回利雅得的航班，我仍然沒有想明白那股不安來自何處。

飛機降落在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時是凌晨四點。我拖著行李箱坐上出租車，穿過沉睡的城市，月亮河的霓虹燈招牌在晨曦中若隱若現——少了一盞燈，彎月變成了殘月。

奇怪。

門口有幾個當地人正從一輛貨車往下搬東西。我走近一看，搬的是一箱箱蔬菜肉類，那輛貨車上噴著中文——“老馬菜行”。

老馬？那不是斜對面開超市的那個東北人嗎？

“哎，哥們兒，你誰啊？”一個穿著圍裙的中國小伙子探出頭來，操著東北口音，一臉警惕地看著我。

我愣住了：“你問我？這是月亮河，我的店。”

“你的店？”小伙子上下打量我，“你整錯了吧？這店是我老板老馬上個月剛盤下來的，原老板跑路了，拖欠了三個月的房租和水電，還是老馬幫著跟房東談下來的。”

我的腦子嗡了一聲，像被人當頭澆了一盆冰水。跑路？誰跑路了？

我顧不上搭理那個小伙子，拖著行李箱轉身就走。家門鑰匙還在，我倒要看看這四個月到底發生了什么。

家離餐館不遠，是一個帶院子的別墅。以前每次回來，院子里都會亮著燈，法蒂瑪總會在客廳等我。今天院子里黑漆漆的，連狗都沒叫——對了，那條叫Kuzma的薩路基獵犬呢？

我摸黑打開門，客廳的景象讓我徹底僵在門口。

沙發上坐著個中年男人，穿著白色大袍，手里拿著個遙控器正在看足球賽。他聽到動靜扭頭看過來，眼神跟我對上，兩個人同時開口。

“你是誰？”

“你是誰？”

我打開燈，客廳里的變化一覽無余。墻上我和五位妻子的合影不見了，換成了一幅巨大的麥加天房掛毯。鞋柜上那些花花綠綠的女式涼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雙男士皮鞋。空氣中彌漫的玫瑰熏香也變成了濃烈的阿拉伯咖啡味。

“你是原房主？”那個男人站起來，個頭不高，蓄著整齊的胡須，“這房子三個月前我通過中介買下來的，手續齊全。”

“賣房？”我聲音都變了調，“誰賣的？”

“一個叫法蒂瑪的女人，說是戶主授權代理人。”

法蒂瑪。我的血液在那一刻似乎凝固了，又似乎在倒流。她拿到了我的授權書？不——我想起來了，年初為了處理一筆銀行貸款，我確實簽過一份授權她全權代理的委托書，但范圍僅限于銀行業務。難道……

“她出示了委托書。”那個男人從抽屜里拿出文件復印件遞給我。

白紙黑字，阿拉伯文，我的簽名，我的印章。委托內容欄用極其專業的法律術語寫著：“全權處理委托人在沙特境內所有動產和不動產。”日期是母親病危消息傳來的前一周。

也就是說，在我飛回國的前一天，法蒂瑪就拿到了這份委托書。

而所有妻子的簽名都赫然在列，連一向沉默的薩瑪爾也不例外。五個人，五枚印章，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我癱坐在走廊的地磚上，把電話本從頭翻到尾。

法蒂瑪的電話打不通。萊拉的電話顯示停機。阿伊莎、莉娜、薩瑪爾的號碼全部無法接通。我打給餐館以前的幾個員工，有的不接，有的支支吾吾，最后一個埃及跑堂小哥偷偷告訴我：“老板，你走以后，她們五個就開始行動了。先把店里的食材和設備都變賣了，然后找了律師，把名下的資產全部清算分割。那個叫莉娜的，她是學法律的，所有手續都做得天衣無縫。”

“她們現在在哪里？”

“不知道。有人說萊拉回了她娘家那邊，有人說阿伊莎開了自己的甜品店，也有人說薩瑪爾回了也門。法蒂瑪……法蒂瑪好像在迪拜。”

迪拜。她一直說想去迪拜發展。我當時以為只是隨口一提。

我站起來，又蹲下去。走廊的瓷磚冰涼，透過薄薄的褲子刺進皮膚里。我盯著地上的一道裂縫，想起當年裝修時法蒂瑪堅持要用這種進口瓷磚，說耐熱、耐磨、耐用。

確實耐用。我走了四個月，它還完好無損。

手機突然震了一下。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消息，阿拉伯語，只有一句話：

“你沒有按照約定準時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