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能再干了。近幾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招商任務，用各種違規“小政策”“土政策”鑿出一個個“政策洼地”，這場“內卷式招商”的逐底競爭最終造成一些區域無序競爭和滿盤皆輸的結局。

舉個簡單的例子，國家政策不允許土地優惠，個別城市就用代建廠房來替代；國家政策不允許給予特定經營者優惠，個別城市就通過基金投資來替代。一些地方政府拉投資、上項目、建廠房，看起來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實則為缺乏長遠規劃的“虛假繁榮”，最終只會透支地方發展潛力，讓“抱負”淪為“包袱”。

如果將時間跨度放得更長一些，大家可以發現，很多城市的內卷式招商，地方政府除了直接給投資款、補貼款之外，還有更加隱秘的低價供地、稅收返還、財政獎勵、基礎設施配套（修路、通地鐵）等變通方法，甚至是項目爛尾后也由地方國資直接接盤。

前幾天，中央發布了地方國資參與上市公司投資、收購導致巨額國有資產損失的幾則典型案例，因我們周三已發布《上市公司收并購的成交難度非常大》一文，因此今天針對兩則典型案例再做一些補充說明。

4月20日，中紀委發布典型問題通報，江西新余市城投平臺（新余投控）盲目收購上市公司引發巨額國有資產損失案被正式點名。這個典型案例暴露了地方國企、城投平臺收并購上市公司的幾個共性問題：

1.新余投控是常規的基建投融資主體，主營業務是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不具備資本市場并購、上市公司治理及產業整合的專業能力與運營經驗。

2.交易標的深圳建筑裝飾企業奇信股份（*ST奇信），與新余市新能源、鋼鐵、光伏等區域主導產業無任何產業鏈協同，也即本次收購的上市公司股權本身不具備產業賦能與價值增值基礎。

3.新余投控啟動跨行業上市公司收購工作，脫離了市場化投資邏輯，主要原因則只是為了完成地方政府“企業上市倍增計劃”政績考核指標。

4.該筆交易在決策流程上并未履行充分的可行性論證，未開展深度穿透式盡職調查，僅耗時3個月便完成上市公司股權收購、控制權變更及注冊地遷移全流程，創下了地方國資收購上市平臺的極速紀錄。

更為糟糕的是，這個案例反映了城投平臺出現投資決策失誤后，為了掩蓋決策失誤而繼續填坑的問題。從數據來看，新余投控出資10.94億元收購了標的上市公司29.99%股權，但原標的公司上市前后8年累計虛增利潤26.3億元，原實控人提前套現20.24億元離場，原管理層非法侵占轉移資金1.31億元。風險暴露后，當地為了掩蓋決策失誤、維持上市平臺殼資源，累計向標的上市公司違規輸血超過9億元。最終，標的上市公司退市，新余國資經多輪挽損操作后仍產生超20億元巨額損失，所持股權價值近乎歸零。

地方政府從土地招商轉向“基金招商”“資本招商”后，“重政績、輕效益、重規模、輕風險”的做法最終導致走向了“招傷”的結局，中紀委發布的上述案例就是行政指令替代市場化決策、形式主義替代專業風控的典型代表。

4月21日，央視《焦點訪談》以專題《招商，還是招“傷”？》重磅曝光新能源車企亂象，直指哪吒汽車母公司合眾新能源3年巨虧、多地工廠停擺的問題，同時揭開了地方政府違規招商、國資“倒貼”輸血終致血本無歸的行業隱憂。

哪吒汽車曾是國內新勢力“黑馬”，2022年銷量一度躋身頭部，但財務數據觸目驚心，其中2021-2023年累計凈虧損183億元，平均每賣1臺車虧損超8萬元。

哪吒汽車背后最受人關注的是地方國資“倒貼式”招商的問題，幾家地方國資為了搶到項目都突破了政策底線，以“全包”模式招商引入哪吒落戶當地，最終血本無歸。

以江西宜春為例，當地政府及國資不僅出資近20億元收購股權、代建3億元廠房，還提供十年免租、單車銷售獎勵2萬元等違規補貼。廣西南寧亦類似，市屬國企投入約16億元，并負責了土地、廠房建設，另外還發放了5.5億元項目補助，并以基金投資、代建廠房等繞開了監管。此外，桐鄉、安徽等地國資也已深度入局，累計投入超過50億元，如今也均面臨兌付危機。

在哪吒汽車的案例上，地方政府的“招商內卷”和資本的無序擴張是兩個主要原因，尤其是地方政府違規的招商競賽，各個城市用“土政策”打造政策洼地，不僅代建廠房、兜底投資、違規補貼，還破壞市場公平，加重地方財政負擔，對2024年8月開始實施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國家統一大市場建設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對于地方國資日益紅火的基金招商和資本招商，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綜合司副司長胡朝暉給出了明確的表態，“有的地方為了造政績，在項目建設上貪大求快，甚至不顧財政承受能力，借債搞補貼競賽，搞政策洼地。一些地方將產業發展基金異化為招商引資的工具，通過抽屜協議提供隱性補貼，使得招商引資陷入了“內卷式”的逐底競爭，加劇了市場分割和產業同質化問題，破壞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胡朝暉還提到，“在充分競爭領域采取類似針對哪吒汽車的方式招商引資，其本質上是違規提供差異化支持，排除和限制市場競爭，違反了國家關于公平競爭的有關政策要求。有的地方還直接行政干預國有企業產業基金投資運作，由財政資金兜底背書，也觸碰了財經紀律紅線，這種行為透支了地方財政，推高了政府債務風險”。

從我們近段時間“城投”“產投”“創投”業務的聯動及落地情況來看，兩個明顯的變化值得特別關注，一是地方國資對上市公司的收并購變得更加謹慎，國資委對產業協同的審核變得更加嚴格；二是地方國資的基金招商、資本招商開始變得更加市場化，也即招商層面開始“反內卷”，而且也開始更加關注傳統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