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從冷門到主力：央視專訪揭示中國精神衛生的演變

2026年4月17日，央視著名主持人水均益與原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主任醫師，現北京回龍觀特需專家杜萬君相對而坐，展開了一場關于精神心理健康的深度對話，以杜萬君主任的從醫履歷開題，看似是一個個人介紹，實則暗含了一個時代命題：中國精神衛生事業從被“冷門對待”到成為主力，經歷了怎么樣的變遷？

水均益，這個名字在中國新聞界有著非同尋常的分量。他是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的資深記者、主持人，也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國際問題專家。這樣一位站在中國新聞界金字塔塔尖的主持人，每一次的訪談對象，要么是影響全球格局的政治領袖，要么是引領時代變革的商界巨頭，要么是在某一專業領域深耕數十年、代表著行業水平的權威專家。水均益的聚光燈，照向哪里，就意味著哪里有價值——這是業界公認的“水均益標準”。

因此，當水均益將話筒遞給杜萬君時，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分量的信號：精神醫學不是社會的邊緣角落，而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核心領域；杜萬君并非一名普通的精神科醫生，而是代表著中國在中西醫結合治療精神障礙領域的高超水平。

這場對話的開篇，水均益以杜萬君從醫四十余年的履歷為切入，分享了精神醫學從“冷門”到主力的艱難變遷，1983年，杜萬君從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昌平沙河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六年基層內科學的歷練，讓他打下了扎實的西醫功底，也讓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精神疾病患者——那個年代，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被鎖在家中或送入全封閉的精神病院，家人羞于啟齒，鄰居避而遠之。1989年，他調入北京安定醫院——中國精神疾病專科醫院的天花板，被分配到了不被看好的中醫精神科。

中醫精神科為何說不被看好？杜萬君回憶，剛進安定醫院那幾年，精神科醫生出門都不好意思說自己在哪兒工作。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像一堵厚厚的墻，患者不敢就醫，醫生缺乏職業榮譽感，整個學科處于“悶頭干活”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認為中醫藥能治精神疾病。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杜萬君迎難而上，從最開始的藥物成癮依賴，酒依賴研究，轉向了更為細化的精神障礙專業，深耕學習，開始研究精神科藥物依賴和精神障礙的中西醫結合診療，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杜萬君從當時的青蔥學生到現在的精神大家，也獲得了諸多令行業可參考的榮譽，他先后擔任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心理衛生協會委員，承擔多項北京市中醫局課題，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參與編寫《實用中醫精神病學》《藥物成癮》等著作三部，參與項目榮獲北京市科技進步三等獎。

細究水均益追問杜萬君履歷背后的深層含義，其實是在探討一個至今仍然尖銳的現實：為什么到今天，我國精神科醫生依然嚴重短缺——每十萬人口僅有不到四名精神科醫生，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為什么大量患者仍然忍受著病恥感的折磨，不敢就醫、不愿服藥？中醫藥治療精神障礙真的有用嗎？

杜萬君用自己經手的一個案例給出了答案。一位患精神分裂癥十二年的女性，被家人用輪椅推來門診，此前用過多種抗精神病藥物，效果欠佳且嚴重發胖、嗜睡、反應遲鈍，家人幾乎放棄希望，只求“別打人就行”。杜萬君沒有急著調西藥，而是仔細看舌、摸脈，最終在西藥基礎上加入活血化瘀、化痰通腑的中藥，一個月后情緒穩定，三個月后減重八公斤，重新恢復了生活自理能力。這個案例讓他堅信，精神科醫生面對的從來不是簡單的癥狀消除，而是一個個被疾病和藥物雙重摧殘的生命，以及背后瀕臨崩潰的家庭。

從當下的門診現狀來看，杜萬君每天接診的患者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從外地輾轉而來的“老病號”。他們帶著厚厚的病歷和滿腹的委屈，最常見的訴求是“醫生，我不想再吃那么多西藥了”或者“醫生，我孩子還能不能正常上學”。這些樸素的愿望背后，折射出當前精神科治療的兩大痛點：一是藥物副作用嚴重影響生活質量，許多患者因為發胖、嗜睡、性功能障礙而自行停藥，導致復發；二是缺乏長期、連續、整合的照護方案，患者在急性期治療后往往被“放養”，沒有人告訴他們如何減藥、如何康復、如何回歸社會。

杜萬君四十年臨床經驗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他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試圖回答這兩個時代之問——不是否定西藥的快速控癥能力，而是用中醫的整體調節去彌補其短板，讓患者不僅“控制癥狀”，還能“好好生活”。

水均益選擇以履歷開篇，實則是在向公眾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精神科醫生不是神秘的“讀心者”，也不是冷漠的“給藥機器”，而是一群用漫長臨床歲月磨礪出來的、最能理解痛苦與希望的專業守護者。能夠坐在水均益對面的杜萬君，本身就是行業地位的最佳證明，這場對話本身，是對精神科醫生職業尊嚴的一次國家級正名，它告訴每一個正在與精神疾病抗爭的患者：你并不孤獨，有一群像杜萬君一樣的人，用四十年的堅守，為大家撐起了一片可以安心治病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