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前兩天去看守所會見了一名涉嫌電信詐騙的中國留學生，出來后刷到一條評論：池律師，你們怎么還能給詐騙犯辯護？這個問題，做刑辯律師基本繞不開。我想認真回答一下。刑事案件走到無罪辯護、最終清白出來的，比例其實極低。更多時候，案件走到律師介入這一步，真正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只有一個——事已至此，他到底會被判多重。
很多人覺得電信詐騙沒什么好辯的，有問題就判，全由法官定奪。但事實是，有問題和有多大問題，之間的差距可以是幾年的人生。同樣一個涉案人員，判處罰金加緩刑，和判處三年、五年實刑，走出看守所那天，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法律不是一句壞人就該判來收尾的，它要求的是行為對應的責任，而不是情緒對應的懲罰。
電信詐騙案件的內部結構，比外界想象的復雜得多。一個涉案人員，他在整個犯罪鏈條里處于哪個環節，是實施話術的人、在ATM操作的人，還是負責轉賬跑腿的人，角色不同，法律評價截然不同。他從中實際獲益多少，在整案中占多大比例，案發前有沒有前科，事后有沒有退賠，犯罪形態是既遂還是未遂，每一項都直接影響量刑區間。這些事實，如果沒有人逐條去講清楚，法院看到的就只是一份指控，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還有一個問題，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想到。電信詐騙的被害人，錢往往在案發之前就已經被組織轉移到境外，追回的可能性極低。這個時候，如果還想挽回哪怕一部分損失，實際上要靠被告人一方去主動推進賠償和解。這件事由誰來操作？是律師。申請被害人聯系方式，居中協調談判，推動實質性的經濟補償落地。被害人有機會拿回錢，被告人因為有了真實的彌補行為，量刑也會相應發生變化。
所以你在外面看到的，是律師在為被告人說話。但實際上，律師更多時候是在解決問題。這洗白是兩回事。律師認可的邏輯從來只有一條：他做了多少，就承擔多少，不該多一分，也不該少一分。差一點點，可能就是幾年。那幾年，是一個人真實生命的一部分，值得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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