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質回國像噩夢：沒心理支持沒補助，只能靠自己硬扛

法國獲釋人質面臨歸國困境，表示“回歸社會幾乎與被拘押同等艱難”。對于許多曾在海外被扣為人質或遭到拘押的法國公民而言，重返故土并不意味著苦難的終結。伴隨他們歸來的，往往是強烈的迷惘感與被遺棄感。

“生活萬歲！”4月8日，在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的花園內，雅克·帕里斯與塞西爾·科勒共同慶祝他們結束了在伊朗近四年的拘押生活。這句歡呼道出了他們如釋重負的心情。對于未來即將面臨的種種挑戰，這句話卻未能給出答案。“你剛回來時，會有人照料。

但隨后，你就只能靠自己了。”19歲的倫納特·蒙特洛斯于2025年在伊朗騎行時被捕，在被拘押四個月后，他經歷了一次殘酷的回歸。他在巴黎東南郊圣芒代的貝然軍醫院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決定返回位于法國東部貝桑松的家中。

盡管有關部門提供了心理支持，但頻率卻十分稀疏。“回歸社會幾乎和被拘押一樣艱難。我感到孤立無援，什么都不想做。”六個月后，他開始緩慢地恢復正常生活，比如運動和見朋友，但依然沒有找回方向感：“我覺得自己和所有人脫節了。”

其他人也同樣在經歷這種脫節的痛苦。41歲的瑜伽教師卡米洛·卡斯特羅于2025年6月至11月在委內瑞拉遭到拘押。當他抵達巴黎奧利機場時，受到了媒體和法國外交部長讓－諾埃爾·巴羅的迎接。

他并未被安排入院接受檢查。他的岳父伊夫·吉爾伯特回憶道：“他們只給了他一些安眠藥和一個聯系電話。”在南美洲生活了15年之后，他不得不重建自己的一切。“他現在是從零開始，帶著心理創傷，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隨之而來的還有官僚體制的重重障礙。40歲的本杰明·布里埃曾于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被關押在伊朗。他回國后，竟被稅務部門指控在拘押期間未進行稅務申報，他直言“這簡直是一記響亮的耳光”。

此后，他不得不在法國社會保障局和法國國家就業局之間反復辦理各種手續。他無奈地表示：“沒有任何幫助，也沒有任何支持，這完全是一場噩夢。”作為“緊急救援人質”協會的現任負責人，他強調：“每個人歸國時所具備的心理承受能力各不相同，而有些人根本無力應對這一切。”

今年1月，28名前海外人質和被拘押者及其親友通過該協會，向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遞交了一封公開信。他們呼吁確立“清晰、易懂且可執行的權利”，并建立一個“連貫且統一的法律框架”，以認定在海外遭受任意拘押的性質。“緊急救援人質”協會主張為這一群體設立專門的法律身份。

布里埃批評了目前繁雜的身份界定方式，認為這嚴重阻礙了他們重新融入社會。他強調：“我們之所以被捕，正是因為我們是法國公民。”

這些身份界定絕不僅僅是象征性的，它們直接決定了受害者所受傷害能否得到官方認可，以及能否獲得相應的國家賠償。在缺乏明確法律框架的情況下，部分案件被法國恐怖主義及其他犯罪受害者保障基金駁回，因為該基金要求申請人必須證明其拘押具有任意性。

長期關注此類問題的法國國民議會議員埃里克·博托雷爾指出，國家理應“將家屬視為間接的受害者并提供支持”。他認為，親屬也應當獲得某種形式的補償。

法國外交部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公民被扣押期間以及歸國初期，官方的“投入是全方位的”。該消息人士解釋稱，后續的支持工作將移交給隸屬于司法部的受害者支持部際代表團，由其負責提供醫療和心理護理，并協助處理行政及社會融入事務。

布里埃表示，該代表團從未就他的案件與他取得過聯系。據受害者支持代表團透露，這套專門為被認定為“遭到任意拘押”者設立的系統，必須“由外交部提出申請才能啟動”，而且在布里埃獲釋時，該系統“尚未投入運行”。

博托雷爾強調：“我們需要更高效的協調機制。為了簡化這些流程，我們必須能夠繞過某些適用于常規情況的條條框框。”布里埃指出，設立一個統一的對接窗口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有人來主動詢問，‘你離開之前的生活是怎樣的？讓我們一起來解決這些問題。’”

類似的機制在其他國家早有先例。美國于2020年通過了一項法律，設立了多個專門機構和程序，以應對美國公民在海外遭到無理拘押的案件。這些人員可以被美國國務院授予“被錯誤拘押者”的身份。

索菲·亨特的弟弟同時擁有法國和美國雙重國籍，他正是這一機制的受益者。法國方面卻毫無作為。索菲質疑道：“既然其他國家的政府能夠認定這屬于任意拘押，為什么法國卻做不到？”

博托雷爾提醒外界：“我們不可能制定出一部能夠涵蓋所有復雜情況的單一法律。但這絕不應成為我們無所作為的借口。”

這位議員表示，他已準備在提交法案草案之前，召集所有相關方進行磋商。“我希望這能在未來幾周內實現，最理想的情況是在今年夏天之前。”

不過，并非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洛朗·維納蒂埃曾于2024年6月至2026年1月在俄羅斯被拘押，他的母親布麗吉特·維納蒂埃表示：“我們得到了完美的支持和極其耐心的傾聽。”路易·阿諾也認同這一觀點：“我們很幸運能擁有一個致力于營救我們的政府。”但他同時補充道：“要想真正重建生活，官方的支持必須貫徹始終。”

盡管如此，對許多人而言，未來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漫長的等待仍在繼續——等待一個法律框架，等待一個合法身份，等待一個遲遲未能到來的答案。對于前人質及其親友來說，獲釋后的生活依然在行政和政治的拖延中步履維艱。

吉爾伯特坦言：“我們期盼能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人們都在談論這件事，但我們至今沒看到太多實質性的進展。”重獲自由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它只是將挑戰轉換成了另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