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法官遭特朗普制裁：從蘋果賬號到信用卡，被一夜切斷

《時代周報》：霍勒女士，去年六月，唐納德·特朗普因您在國際刑事法院擔任法官的工作而對您實施了制裁。您是如何得知這一消息的？

貝蒂·霍勒：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或許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時我正在亞美尼亞參加一場關于國際刑法的會議。

外界早有傳言，稱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實施制裁。分析人士曾指出，美方首先針對的必然是那些負責審理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及其前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逮捕令申請的法官，這完全在預料之中。

我正是該分庭的成員，也是首批遭到制裁的四名法官之一。自那以后，又有四位同事相繼受到牽連。《時代周報》：這并非國際刑事法院工作人員首次面臨制裁。早在2020年，即特朗普首個任期內，美國政府就曾制裁過該法院的前任首席檢察官。外界指出，她當時參與了針對美國公民在阿富汗可能存在的不當行為的調查。

貝蒂·霍勒：確實如此。但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將制裁矛頭直接對準國際法院的法官。

自那時起，霍勒的出生日期以及護照號碼和到期日便在網絡上公開，任何人都可以查閱。近一年后，她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一間會議室里接受了《時代周報》的采訪。

截至目前，該法院共有11名工作人員遭到制裁，其中包括8名法官。受影響的人員極少接受采訪。霍勒必須遵守嚴格的規定，且不得對她的判決發表任何評論。《時代周報》：您現在與您曾下令逮捕的哈馬斯恐怖分子同處一份制裁名單上。這給您帶來了怎樣的感受？

貝蒂·霍勒：這是一種極其糟糕且超現實的體驗。遭到制裁后，我在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的在線制裁名錄中搜索了自己的名字，發現自己被夾在一個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和某個毒販之間。

當你傾盡一生致力于維護國際法時，突然發現自己與那些踐踏法律的人被列入同一份名單，這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時代周報》：您對這種情況有過心理準備嗎？

貝蒂·霍勒：我曾設想過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該如何應對。我很清楚，我的銀行賬戶和數字服務可能會首當其沖受到影響。

貝蒂·霍勒：并非如此，這更像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最初的24小時內，我的信用卡被注銷了。一家我作為客戶長達數十年的歐洲銀行立即關閉了我的賬戶。

我的一些同事在美國擁有資產，這些資產被立刻凍結。我因為沒有美國資產而免于此劫，但我前往美國的旅游簽證被撤銷了。

沒有美國服務的生活是怎樣的？《時代周報》：歐洲的銀行也會遵守美國的制裁規定嗎？

貝蒂·霍勒：是的，有些銀行甚至會攔截以歐元結算且僅在歐洲銀行之間進行的支付和轉賬，這些交易與美國沒有任何關聯。

這種過度合規，或者說出于防范而提前遵守規則的做法，讓我作為一名歐洲公民深感擔憂。這暴露出我們是何等缺乏保護。《時代周報》：您現在如何進行支付？

貝蒂·霍勒：日常支付變得異常繁瑣。生活在歐盟的人有權開設一個功能受限的基礎銀行賬戶，這多少能解決一些問題。《時代周報》：這類賬戶通常配備一張借記卡，交易金額會直接扣除。對銀行而言，這構成的風險較低。但這種支付方式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被接受。

貝蒂·霍勒：確實如此。沒有信用卡往往會帶來諸多不便，尤其是在進行網絡交易時。即使是使用非美國本土的平臺，我也經常遇到阻礙。

許多平臺只接受信用卡、蘋果支付、谷歌支付或貝寶。這些支付方式我都無法使用，因為它們均由美國企業提供。《時代周報》：這對您的日常生活意味著什么？

貝蒂·霍勒：舉例來說，我無法訂閱那些只支持上述支付選項的報紙。沒有信用卡，預訂酒店變得極其困難，租車更是天方夜譚。

獨自旅行變得更加令人焦慮，因為你隨時面臨被困在某處的風險。《時代周報》：所以最開始是您的信用卡被凍結。接下來又發生了什么？

貝蒂·霍勒：在最初的幾周里，我在亞馬遜、貝寶和愛彼迎等美國服務商處的賬戶相繼被凍結或注銷。幾個月后，我用于登錄設備的蘋果賬號也突然失效。

隨后，我便無法再訪問我的蘋果云端服務。最折磨人的是：你不會收到任何預警。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應對和安排，一切都在一夜之間發生。今天還能正常使用的東西，明天可能就徹底癱瘓了。《時代周報》：如今幾乎所有設備都運行在美國的軟件上。您現在使用的是什么智能手機？您又是如何與他人通訊的？瓦茨阿普和蘋果即時通訊也都是美國的服務。

貝蒂·霍勒：當我的蘋果賬號被封禁后，我的智能手機和電腦很快就變得無法使用。出于隱私和安全考量，我不愿透露目前還能使用哪些設備或通訊軟件的具體細節。《時代周報》：特朗普聲稱，他之所以對國際刑事法院工作人員實施最新制裁，是因為法院對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下達了逮捕令。這些逮捕令是如何出臺的？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貝蒂·霍勒：我無法透露我所負責的具體案件的細節。但我可以向您解釋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流程。首席檢察官提出逮捕令申請，隨后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進行裁決。

作為其中一員，我的職責是審查是否有充足的證據支持簽發這些逮捕令，以及是否滿足所有其他法定條件。合議庭的裁決完全基于案卷記錄，即證據和現行法律。

華盛頓與海牙之間的關系向來錯綜復雜。盡管美國曾參與國際刑事法院的創始談判，但如今并不承認該法院的管轄權。

特朗普曾公開指責該法院“沒有管轄權、沒有合法性、也沒有權威”。他強烈抨擊針對美國和以色列公民的調查。國際刑事法院認為自身具備管轄權，因為涉嫌的犯罪行為發生在法院的締約國境內。《時代周報》：外界猜測，特朗普此舉意在保護美國人員免受刑事起訴，甚至可能是為了保護他自己。近期，他屢次公開以戰爭罪相威脅，例如針對伊朗的言論。

貝蒂·霍勒：我不愿對當前的政治議題發表評論。關于針對國際刑事法院裁決的批評，我只能說：如果對法院的判決有異議，應當通過法律途徑提出抗辯，而不是將矛頭對準那些只是在履行職責的法官。但在此也必須指出，采取這種手段的并非只有美國。

制裁不會左右司法裁決《時代周報》：您指的是誰？

貝蒂·霍勒：去年，一家俄羅斯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對八名前任和現任國際刑事法院法官進行了定罪，理由是他們參與了與烏克蘭調查相關的裁決。

其中包括一名曾任職于國際刑事法院的德國籍法官。這類審判與制裁一樣，都是施壓的手段。兩者都嚴重威脅到了司法的獨立性。《時代周報》：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早在2025年2月就遭到了美國的制裁。此后，他便失去了對官方電子郵箱的訪問權限，微軟切斷了他的登錄渠道。當時法院內部的氛圍如何？

貝蒂·霍勒：他遭到制裁時，情況令人深感憂慮。我們意識到：事態可能會進一步升級。法官，甚至整個國際刑事法院，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他的遭遇也促使我們和法院采取了防范措施。隨著每一次事態的升級，我們都在不斷積累經驗。我們相互分享應對技巧和替代方案，以互助的方式度過制裁帶來的難關。《時代周報》：制裁對您的工作產生了怎樣的改變？

貝蒂·霍勒：讓我這樣表述吧：制裁是否干擾了我的日常生活？是的。但它們是否在任何層面上影響了我的工作和裁決？絕無可能。

不過，我們確實不得不調整了一些內部準則，以保護那些與受制裁法官有工作交集的員工。此外，法院行政部門也采取了相應措施，以確保我們能夠盡可能不受干擾地繼續開展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特朗普企圖進一步施壓，他可能會將整個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因此，該法院目前正致力于擺脫對美國服務商的依賴。

國際刑事法院拒絕透露具體細節，“以確保這些舉措獲得最大的成功幾率”。外界擔憂的是：歐洲供應商如果與國際刑事法院簽訂合同，也可能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打擊目標。

近期有消息稱，國際刑事法院計劃用德國的“開放桌面”系統替換微軟的辦公軟件。該軟件套件由數字主權中心開發，這是一家由德國聯邦政府全資擁有的企業，專門為德國政府機構提供自主可控的軟件服務。《時代周報》：制裁的影響不僅限于技術基礎設施：據媒體報道，出于防范心理，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已經限制或完全終止了與國際刑事法院的合作，部分機構甚至不再回復郵件。情況屬實嗎？

貝蒂·霍勒：作為法官，我并未掌握這方面的第一手信息。這個問題更適合由負責與外部合作伙伴及服務商對接的調查人員和法院行政部門來回答。

但眾所周知，在那份針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行政命令中，確實也有幾家非政府組織遭到了懲罰。《時代周報》：邁贊人權中心、蓋法組織以及巴勒斯坦人權中心均因與國際刑事法院的直接合作而受到制裁。為什么公民社會組織對國際刑事法院如此重要？

貝蒂·霍勒：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往往是第一批記錄犯罪行為并將信息傳遞給調查人員的群體。法院也需要當地組織的支持，以向受害者解釋如何與國際刑事法院取得聯系，以及法院的運作流程。

如果這些組織遭到制裁，或者出于預防目的與法院保持距離，受害者伸張正義、發出聲音的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歸根結底，對法院的攻擊最終傷害的總是受害者。《時代周報》：除了外部制裁，法院還面臨內部危機：卡里姆·汗因涉嫌對一名女員工進行騷擾而接受調查，目前已暫時停職。在沒有首席檢察官的情況下，法院還能正常運轉嗎？

貝蒂·霍勒：關于針對汗的調查程序，正由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大會依照現行法律進行處理。首席檢察官汗在調查結束前暫停履行職務，但他的兩名副手已經接管了檢察官辦公室的領導工作。

那里有數百名工作人員在運轉，而不僅僅依賴于某一個人。《時代周報》：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并未因此受到影響嗎？

貝蒂·霍勒：法院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繁忙。去年，我們在蘇丹和中非共和國做出了兩項關于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定罪判決。法院還對塔利班下達了新的逮捕令。

甚至有兩名嫌疑人被逮捕并移交給了法院，其中包括菲律賓總統。這僅僅是幾個例子。所有這些工作都在穩步推進，盡管面臨制裁，盡管首席檢察官正在接受調查，盡管俄羅斯下達了逮捕令。國際刑事法院的內涵，遠比人們在新聞中讀到的要豐富得多。

“每一次挑戰都是一次契機”《時代周報》：制裁也暴露出，當國際刑事法院面對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對手時，它是何等脆弱。

貝蒂·霍勒：我不想否認，法院正處于一段艱難的時期。這或許是它所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時刻。但如果回顧國際刑事法院的歷史，這種危機論調并不新鮮。

當我2015年加入國際刑事法院時，大多數非洲國家都在威脅要退出。當時外界普遍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只針對非洲。特朗普首個任期內的制裁同樣被視為一場危機。

國際刑事法院總是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針對刑事法院的攻擊恰恰證明了其使命的不可或缺，證明了國際法的重要價值。如果我們真心追求國際正義，就必須增強這一機構的抗壓能力。《時代周報》：數字主權目前正是歐洲的熱門話題。但在面臨抉擇時，許多政府機構和企業在選擇軟件時，最終還是會走穩妥的路線，即選擇美國供應商。

貝蒂·霍勒：從我作為歐洲公民的個人經驗來看，教訓是深刻的：我們必須減少對技術解決方案和金融服務的依賴，無論這些服務來自哪個國家。當然，這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時代周報》：但很多時候，根本就不存在歐洲的替代方案。

貝蒂·霍勒：確實如此。但當我們意識到自身缺乏某些工具和平臺時，我們不應輕易放棄并選擇妥協。為什么不從今天就開始著手研發呢？每一次挑戰都是尋求創新解決方案的契機。《時代周報》：歐盟也并非完全無能為力。借助所謂的《阻斷法案》，歐盟可以禁止其境內的企業和銀行執行美國的制裁。

貝蒂·霍勒：沒錯。國際刑事法院和多個國家已公開呼吁啟動這項《阻斷法案》。歐洲議會也對此表示支持，并敦促歐盟委員會采取行動。雖然《阻斷法案》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這將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時代周報》：但迄今為止，這一措施尚未落實。因為在面臨商業風險時，《阻斷法案》恐怕也無法為歐洲銀行提供絕對的保護。許多銀行依賴美國，例如在美元兌換業務上。您是否感到被拋棄了？

貝蒂·霍勒：并沒有，盡管我有時確實希望看到更具體的舉措。但我深知，我并未掌握所有旨在緩解制裁影響的努力。并非所有工作都在公開層面進行。

重要的是要予以反擊。如果各國能夠明確無誤地譴責制裁，那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或者，如果各國向本國的服務商明確表示，歐盟不承認這些制裁在美國境外的效力，同樣意義重大。《時代周報》：去年，美國已經因針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的調查而制裁了一名巴西法官。前歐盟委員蒂埃里·布雷東以及德國非政府組織仇恨援助組織的工作人員也被禁止入境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后者的解釋是，歐洲的數字法律迫使美國科技巨頭在其平臺上打擊仇恨言論。

貝蒂·霍勒：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些攻擊似乎與他們毫不相干。但事實并非如此。這表明，任何人只要不屈服于政治壓力，都可能成為被針對的目標。

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些攻擊。如果國際法官和前歐盟官員都能遭到如此打壓，那么接下來會輪到誰？這一切又將以何種方式收場？《時代周報》：面對這一切，您或許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您為這份工作付出的個人代價實在太大了。

貝蒂·霍勒：我從未有過這種念頭，絕沒有。法官必須獨立做出裁決，不偏不倚，無所畏懼，即使這意味著要承受個人的損失。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捍衛正義與法治。

對我而言，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始終比過一種極其安逸的生活更為重要。國際刑事法院對國際社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各國政府無所作為時，一個能夠為最嚴重國際罪行的受害者伸張正義的機構，在80年前還只是一種激進的構想。而今天，它已成為現實。